大唐從印度學會制糖秘法，助古代中國賺錢上千年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楊基寧

在中國周邊的“老鄰居”裡，印度常給國人帶來“喜感”，比如騎個摩托拍個電影，都常叫中國網友歡樂半天。但實事求是說，這個“喜感”的鄰居，絕不能小看。

比如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上，印度，就一個有著深遠影響的鄰居，且不論“唐僧取經”這樣的大事，就連一些當時看起來不起眼的小事，也能深遠影響中國的古代經濟文化史，比如“貞觀盛世”年間的一件“小事”：大唐使節揍印度。

這“小事”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打架鬥毆”的範疇，甚至對古代中國的經濟版圖，都產生深遠影響。

一、“打架”是小事兒，學手藝是大事

這個“大唐使節揍印度”的典故，就是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的“王玄策出使”事件：是年大唐使節王玄策率團出使印度大陸的摩揭陀國，好不容易到了地方，卻正趕上摩揭陀國國王去世，其國內爆發叛亂，搶紅眼的叛軍手一滑，把使團也順手搶了。這下王玄策大使暴怒，立刻集結衛隊，又找吐蕃等“實在親戚”借了些兵，接著大敗叛軍，單俘虜就抓了一萬兩千人，還把篡位的叛軍首領拉到長安坐牢。

實事求是說，這確是一件“大唐維護印度半島和平”的大事兒。但完成這樁大事的王玄策大使，回來後只是升為散朝大夫（從五品下）。因為在唐太宗看來，此次出事，另一個目標要比“維護印度半島和平”更重要——得到印度的一件“美食”：糖。確切說，是要學習印度的製糖技術。

“打架”是小事兒，學這門手藝才是大事。

中國製糖歷史久遠，公認世界上最早“吃糖”的國家。但放在隋唐年間，比起水分多易融化的中國糖來說，當時印度產的糖，即中國史料裡的“石蜜”，公認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糖。其實就是我們今天熟悉的沙糖，但放在當時，那是絕對的名貴奢侈品！

“唐僧取經”回到大唐後，也給唐太宗帶來重要信息，印度大的寺廟，都會種蔗製糖，生產干固體沙粒糖，也就是“石蜜”的原料糖。於是，為了能吃上這上好的蜜糖，唐太宗這才決定派王玄策帶上一批留學生，非學到印度的產糖技術不可。這才誤打誤撞，打了一仗。

但經過這一仗，“大唐學印度製糖”這事兒，也基本掃清了障礙。彼時世界最先進的印度製糖技術，從此源源不斷傳入中國。“打過架”的王玄策，此後又從印度帶回十名製糖高手，確保這門“神奇手藝”，穩穩在中國生根。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初，歸國的製糖留學生們，在唐太宗的宴會上大秀國產的“石蜜”，《新唐書》形容“色味逾西域遠甚”，開始了對印度製糖技術的“完美反超”。

也伴隨著這“完美反超”，自唐太宗年間起，中國的本土製糖業，從此開始上規模，進入井噴式發展。其意義何止是讓統治者“吃上糖”？更激活了糖果貿易，持續帶來滾滾財源。就連一些“相關產業”，也跟著大受裨益。比如——鐵鍋業。

二、鐵鍋大賣，和製糖技術有啥關係？

製糖和鐵鍋聽起來風馬牛不相及，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呢？這關係，可真大了去了。

古代的熬糖，主要用鐵鍋，鐵鍋的質量，自然關係糖的產量與質量。製糖業越火爆，鐵鍋的生產技術，也就日新月異。比如在製糖業發達的廣東，鐵鍋業也是馳名中外，其中以“佛山鐵鍋”為代表的“廣鍋”，更是以質量強大而著稱。佛山產的四尺大鐵鍋，一次就可煮糖汁七百斤，快速生產大量優質白糖，源源不斷的“吸金”。

所以，伴隨著製糖業的火爆，以佛山鐵鍋為代表的“廣鍋”，也成了古代中國手工業，一項媲美瓷器絲綢的“國際知名品牌”。佛山鐵鍋採用當時世界獨有的“烘模技術”，不但生產率奇高，且耐高溫耐燒，堪稱當時大明“性價比最高”的鍋。如此“好鍋”，不止方便老百姓熬糖燒菜做飯，甚至還肩負起特殊使命——維護北方草原和平。

怎麼維護？明朝隆慶年間時，大明朝通過“隆慶和議”，冊封了韃靼部落並實現“互市”，長城沿線終於實現了和平。而在“互市”裡，鐵鍋更是韃靼各部落最“剛需”的產品，貿易十分火熱。但這火熱貿易裡也暗藏風險——萬一有哪個部落不懷好意，把買來的鐵鍋扔爐子裡煉化了再鑄成刀劍，臉一翻呼啦啦殺過來。好不容易實現的和平，分分鐘白忙活。隆慶年間之前的明朝，沒少吃這種虧。

但有了“廣鍋”，這事兒就好辦了。大明閣老張居正在《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裡特意交代，“互市”上的鐵鍋貿易，只能賣給韃靼部落“廣鍋”。因為這鍋最大的好處，就是耐燒，哪怕像《西遊記》裡一樣“燒個七七四十九天”，拿出來一瞧，它依然還是一口鍋。除非對方真的破罐破摔，扛著鍋騎馬上戰場。否則再有野心，也只能乖乖做大明“順義王”治下的守法子民。

以這個意義說，“隆慶和議”後長城沿線“六十餘年邊氓生息，遂長不識金草矣”的繁榮景象，各族百姓民生經濟的發展，真有這“廣鍋”的功勞。

而放在當時的“國際貿易市場”上，“廣鍋”更是公認的“寶貨”。要知道，在那個時代，中國鐵鍋本就是“國際市場”的稀罕貨，比如在當時的歐洲，鐵鍋就是名貴奢侈品，甚至是被貴族君王們用來“傳代”的寶貝。“隆慶開關”後，“廣鍋”的身價當然也暴漲，大明境內賣七分銀子一口的普通“廣鍋”，倒騰到日本，價格就漲到一兩白銀。賣到南洋甚至更遠的地方？那都不知什麼價。

如此“商機”，也令東西方商人紛至沓來，年年來中國砸錢“買鍋”。高品質的“廣鍋”，從此“倏忽數千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發展到清朝雍正年間時，造訪廣東的外國船舶。百分之八十都為“買鍋”。有的外國大船來時滿載白銀，離境時，滿船竟裝了一兩萬斤鐵鍋。當地的鐵鍋產業，利潤賺的盆滿缽滿。

而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國東南沿海強大的製糖工業，一直推動著鐵鍋的技術進步。

三、白花花的糖，賺足了西方世界白花花的銀錢

當然，比起相關產業的意外驚喜來說，製糖業本身對中國歷史的影響，那更是深遠。特別是明代時，中國的製糖產業，又終於完成了歷史性的突破：黃泥水淋糖法。

黃泥水淋糖法，以《天工開物》的記載，就是把甘蔗榨汁後火熬，先製成黑砂糖，然後把黑砂糖放入瓦制漏斗裡結塊，再把黃泥水澆入漏斗產生反應，就能得到雪白的白糖。這麼個簡單技術，意義卻無比震撼：中國古代糖果中最為昂貴，一度只是達官貴人專享的白糖，從此可以大規模生產，走入尋常百姓家。

比如在當時製糖業發達的廣東，明清年間時老百姓“無論貧富”，婚嫁等大事上都要用糖果做“宴客答禮”。市面上的糖食多達數十種，不但民間食糖成風，每年更遠銷全國各地。吃糖，已經是當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常需求。這事兒放在現在看，似乎不算啥，但放當時“全球範圍”，卻是意義重大——歐洲直到16世紀才吃上蔗糖，白糖更是其中珍品，英國的貴族只有在生病時，才有機會享用一點。

這麼一來，在當時中國可以用“親民價”買到的糖，販賣到歐洲就是天價。“隆慶開關”後，單是近鄰日本，每年就要從中國進口數萬擔糖。17世紀初時，“海上馬車伕”荷蘭通過大規模向歐洲倒賣中國糖，年年賺取暴利。後來英國也參與進來，明末時每年就要從中國購買上萬擔糖，到了清代時“即遠如不列顛三島，亦有華糖蹤跡”。

建國早期的美國，對“中國糖”的需求更到了狂熱地步，《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上給出的不完全統計：1804-1829年中國輸往美國的搪和搪果，由幾百擔火速竄升到幾萬擔。可以說，這白花花的糖，賺足了西方世界白花花的銀錢。在鴉片戰爭之前，給世界上唯一的產糖大國——中國帶來了巨額財富，令國人受益數百年。

如今想來，正是古代中國人這開放學習的精神，才能造就這樣的財富奇蹟。“擁有核心技術才能強國”的真諦，其實就包裹在糖果的美味裡。

參考資料：周可湧《中國蔗糖簡史》、冼劍民 譚棣華《明清時期廣東的製糖業》、李治寰《唐代引進印度制沙塘法考證》、張嶔《唐朝三件進口商品，幫古代中國賺足世界的錢》、《朱元璋的三大冷門功績，連清朝都受益，黑也黑不動》、劉軍《明代海上貿易的出口商品》、羅洪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鐵業初探》、史話探秘《在古代，歐洲人為何把不起眼中國鐵鍋當成寶，蒙古人為何為鐵鍋搶破頭 》、朗博《甜蜜之下的罪惡：白糖背後的黑暗歷史…… 》（世界華人週刊）、歷史咖啡《蒙古向明朝跪求一樣東西，張居正卻察覺千年變局，為中國開創世界格局》、劉人滋《清代鋼鐵製品哪裡最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