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寺院愈修愈大，愈修愈好，愈來愈富。但是，中國佛教在公眾眼中的整體形象似乎並沒有隨之水漲船高。至少沒有漲高到與寺院的宏大富麗和數量眾多相稱的高度。個別寺院的形象好像反而有所下降。

　　造成這種不協調的原因之一是寺院功能錯位，加重了信徒的信仰成本。寺院修大了，金碧輝煌了，門票也接踵而至地漲了。未到寺院之前，風景區收一次 昂貴的門票。到了寺院，寺院再收一次昂貴的門票。結果遊客多了，信徒少了。有錢的信徒作法事的多了，貧困的信徒進不來了。僧人俗務多了掙錢多了，修行少 了。在古代，寺院的大門是敞開的，寺院為貧困的旅人提供免費食宿，向考生、小商販廉價出租住房，為鄉里施醫施藥，為乞丐和災民施粥。這些優良傳統在港台和 國外保留得比較多，在內地很少看到了。

　　寺院的主要功能有兩個。一是滿足信徒的宗教信仰，不分貴賤貧富。二是為僧人提供修行和居住的處所。其它功能是派生的和附屬的。現在，不少寺院的 旅遊功能高昇為第一位，宗教功能反而淪為了附屬，這叫反客為主，本末倒置，功能錯位。這些寺院疏遠了窮人，違背了佛關於眾生平等的教義和對眾生一視同仁的 胸懷。寺院不懂萬法皆空，執著於錢財，全力以赴地聚財，卻向信徒講看破紅塵，公眾形象能不下降嗎?

　　造成這種不協調的原因之二是寺院名氣大了，信眾對僧人的期望值也隨之增大，但一些僧人的表現不盡如人意。由於社會道德滑坡，信眾期望僧人作道德楷模。他們最想看到的道德嘉行大概集中在以下五種：第一，為人謙和，平等待人;第二，生活儉 樸;第三，廉潔;第四，慈悲;第五，淡泊名利。特別是大寺的執事僧，地位耀眼，被信眾視為當然的道德楷模，信眾認為他們一定是這樣處人處事的。可惜的是一 些僧人還沒有完全做到這樣，有的做得很差。一邊是期望值在增大，一邊是抵擋不住社會轉型的負作用對寺院修持的衝擊，再加上機關化、官僚化，造成個別僧人的 道德也在滑坡，表現為架子大、奢侈、假公濟私、缺乏同情心、追逐名利等。一些民眾對這種現象有看法，是不能怪罪的。

　　知識分子信眾對僧人增大的期望值，在道德楷模的基礎上，還期望向僧人討教佛學。改革開放以來，佛學院培養了一批僧才，但是精通教義、佛學高深的 義理高僧卻愈來愈少。因為老的義理高僧愈剩愈少，中青年義理高僧成長滯後。滯後的原因很多，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本文只講外部的一個原因，就是僧人考內 地國民教育的大學讀博士生遇到規則困難。規則之一是佛學院的本科學歷不被承認，之二是必須考外語。不少活佛和喇嘛已經熟讀佛典，懂現代藏文、古藏文、梵文 和漢文，想考博士生，由於佛學院的本科學歷不被承認和英語不過關，只能搓著雙手在大學校門之外連年嘆氣、徘徊。對於研究藏傳佛教來說，懂現代藏文、古藏 文、梵文和漢文要比懂英文重要。大部分活佛和喇嘛走的是考寺院格西或佛學院格西的路，同時有幾位在國民教育的大學讀博士生不是很好嗎?無規矩不能成方圓， 但規矩也不能一刀切，不能僵化。佛宮煌煌，大寺林立，但卻無足夠的義理高僧研究和推進中國佛學，國內外會怎麼看?佛教史將如何寫?只記載門票收入嗎?

　　上述具體問題有些是寺院本身可以解決的，有些是寺院左右不了的。寺院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中，有些問題比較容易解決，有些問題短時間內難以解決。 寺院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要靠僧人去解決。實際上，樹立中國佛教公眾形象，說到底是樹立中國僧人的形象。而中國僧人的形象主要靠自己去樹立。

　　思考至此，使我想起一次經歷。去年(2006年)底，我到一座大城市參加佛教學術會議，會議安排全體與會學者參觀該市新竣工的大學城。這座大學 城是幾所名牌大學連在一起的新校區，佔地面積很大。我們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只能乘坐大轎車在大學城裡走馬(跑車)觀花，結果是大開眼界。從車窗向外 望去，數不清的現代建築造型新穎，錯落有致，功能齊備，氣勢磅礴。樓間的園林和道路，花團錦簇，美侖美奐。說這裡是海外仙山、人間天堂，似不過分。但這裡 遠離城裡的老校區，老師們大都不願搬來住。

　　站在車廂最前部的導遊小姐嘴對著擴音器，面向大家，很自豪地問道：「諸位老師，你們看我們的大學城好看嗎?」她等待著大家的讚美。一位著名教授 立即高聲回答：「這不像大學，像賓館。大學生住在這裡，是上大學嗎?」一唱百和，全車異口同聲地否定這座大學城。這出乎導遊小姐的意料。她略顯驚愕。

　　她很快反應了過來，對著擴音器大聲附和我們說：「我帶過很多團到這裡參觀，各行各業的人都有，無不交口稱讚，今天是頭一次聽到有人批評大學城。 這說明你們是教授，教授懂得應當修什麼樣的大學。太深的學問我不懂，但我知道名牌大學必定有兩種標誌：校園裡有百年以上的古樹;校園的小路上，經常會看到 幾位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在緩緩散步，衣著很樸素。」聽完她的話，全車的人都會心地笑了。我很佩服她的隨機應變。雖說是隨機應變，但她講的確有道理。她講的就 是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的那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學者們批評豪華的大學城，表達的就是這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的精神實質也可以用於佛教。可以說：「佛教者，非有大寺之謂也，有高僧之謂也。」這是說，有佛教不是因為有大寺，而是因為有高 僧。佛教可以沒有大寺，但不能沒有高僧。簡言之，高僧比大寺更重要。歷史可以證明此話完全正確。釋迦牟尼時，哪裡有大寺?他創立了佛教。菩提達摩也沒有建 大寺，他傳來了禪法。

　　這句話也許能夠啟發我們找到樹立中國佛教公眾形象的最佳途徑，那就是樹立高僧意識，爭做高僧。現實中可以看到，高僧管理的寺院，問題就少多了，形象就上去了。如果中國的寺院都由高僧僧團管理，中國佛教的公眾形象必定光彩奪目。

　　高僧之「高」有多種，利國利民是一種，弘法護教是一種，管理寺院是一種，精通義理是一種，潛心修行是一種，救苦濟貧是一種，建寺造像是一種，等 等。無論哪一種高僧，道德高尚都是他們做人做事的基礎，前面提到的那五種道德言行應當已經養成他們的習慣。總之，只有道德高才是高僧。在此基礎上，或佛法 高，或功德高，必定至少會做到上述諸高之一種。

　　現在好像是寺大僧自高。其實，宗教職務高、政治地位高、社會名氣高、生活待遇高、存款額高、我慢心高等等，與高僧之「高」不能劃等號。我說的樹 立高僧意識決不是樹立這六高意識，我說的爭做高僧決不是爭這六高。前三種高與高僧之「高」可能在一個人身上並存，也可能不兼有。即使並存，前三種高也不是 高僧爭來的。第四種高需要定力，後兩種高則與高僧之「高」相對立。

　　為了促使中國僧人樹立高僧意識，爭做高僧，建議中國佛教協會制定辦法，定期開展評選高僧的活動，宣傳現代高僧的事蹟，請各界人士投票。另外，培養中青年義理高僧，需要教育部門的支持。（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朱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