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的世界，1970年代是明亮的、有光的；甫進入80年代，我眼前的世界逐漸黯來，終致一片黑影。另一方面，對於我的生命而言，70年代也是我被捲吸進一片冷暗、污濁，同時受到另一股年代。我在其中受挫、撲跌、掙扎，也在其中學習、成熟、長大。因此，我對70年代的記憶特別深刻。

　　要談70年代，不妨從60年代末的一件事談起。

　　那時我大概是國小五、六年級，電視還沒攻進我們部落，我和村內的小孩經常經個人結伴，走二、三公里的夜路到一戶白浪（漢人）家外面，爬到樹上偷看他們的電視。有一次正播放西部片，當看到戴著牛仔幅的西部英雄拔槍射倒眾多呼嘯的紅蕃時，我們在樹上忍不住鼓掌叫好，結果驚動主人拿著混子追出來，我們跳樹落荒而逃。我雖然因此受了傷，但隔天上學還是比手畫腳地熱烈向同學轉述昨晚看到的精采情節。

　　這是真實的往事，對我來說卻像一則寓言。直到70年代快過完了，我才幡然驚覺原來學就是那些被射倒的眾多「紅蕃」中的一個。

　　我，馬列雅弗斯‧莫那能，就是這麼天真、憨笨地從山地的部落上入平地的都市，走進我的70年代，去扮演那命中註定的「紅蕃」的角色。

　　我的70年親替人坐牢開頭的。那時候我讀國三，是我受學校正規教育的最後一年。因為有一個親戚盜伐林務局的林木，燒成木炭去賣，而他有五個人孩，父親於是替他頂罪，去坐了八個月的牢。

　　當時我已經長得身強力壯，常在周六、日或寒暑假去林班打工，每扛一噸木材裝上卡車可賺七十元。有時也扛生薑到山下賣，或是在當時還是碎石路的南圖公路發生坍方時，到工務局當臨時修路工。

　　國中畢業後，我考上空軍機械學校，這在我們部落中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大事，因為我既要去當兵又可以升學。臨時前一晚，家裡殺了一頭豬分享族人，我們快樂地圍著？火跳舞。

　　過沒幾天我被送回部落，原來我去軍醫院複檢的結果，眼睛沒過關，通知單上寫了一項深奧、奇怪的病因。當時我視力很正常，家裡也沒人懂得它的嚴重性，就不去管它，只是感到有些懊喪。直到十年後，我眼睛視力日衰、將近失明前，到台大醫院檢查，才知道這叫「視網膜色素變性」，但已經舞法治療。

　　印象中，70年代初的部落改變還不大，溪裡渠裡到處抓得到魚蝦。族人的主要經濟活動是農耕，種植稻米、芋頭、地瓜、小米或玉米等作物，而且還採用互助輪工的方式，收成時再依付出的勞動量分享收穫偶爾家裡缺米缺涅，也是向鄰居一討就有，基本上族人的私有財產觀念還不強，部落中的家裡家之間界線不會很分明，村裡也還沒出現大量的金錢消費活動，記得家裡也在那時才裝上電。總之，當時的物質享受雖不高，但溫飽不虞匱乏。

　　不過當時政府正強力推動以「改善山胞生活」為口號的「山地平地化」政策，裝部落中的每戶家庭依生活改善普查分成四個等級，在門口釘上「特優」、「優」「普通」、「劣」等不同顏色的木牌。因為要被「改善」，所以我也開始意識到「貧窮」的意義。

　　記得當時上學必須走二分里的山路去搭車，若是下雨溪水暴漲，還得繞過山頭走兩個小時到學校，所以中餐必須吃自己帶的便當。那個時候，我便當中裝的大多是煮熟帶皮的芋頭，偶爾才能享受一下米飯的滋味，可以想見便當的「內容」是很難和多數的漢人同學相比的。因此，我在中午總是孤獨、自卑地帶著芋頭便當，躲到校後的防空洞吃。

　　我成績不錯，算是「好學生」，但導師老是在中午看不到我而起疑，有一次就跟蹤我到防空洞。當他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把正在吃的便當一丟便跑，他一面叫一面追上來，逮到我之後打了我兩耳光，告訴我：「貧窮不是恥辱，不努力才是恥辱。」那時我已經體會到自己很「貧窮」，但還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貧窮」；兩年後，我離開貧窮的部落進入繁華的都市謀生，我果然很「努力」，卻改變不了「貧窮」的命運，甚而那可怕的「恥辱」的感覺竟緊緊跟著我走完整個70年代。至於我或我的族人為什麼會「貧窮」，我直到80年代初眼睛瞎掉之後，終於搞懂了。

　　1973年，我因為手腕被自動孔機弄傷，我士林的木工廠回到山上。當年夏天，有次經過村內的國小，看到一些旗幟隨風飄揚，問人家才知道原來是「許多大學生來了！」（後來才知道是大學山地服務團的學生）隔天，我從林班下工後，正要去雜貨店買酒喝，碰到五、六個外地來的青年迎面走來，我下意識地躲到樹笆後面，好奇又自卑地偷看他們走過去。

　　在當時的印象中，大學生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既偉大又遙不可及。我的想法很簡單，因為看到村裡的族人凡是當上國小老師的，都很有地位，且往往兼任國民黨的幹部，享受許多特權。而，大學生畢業後可以當國中老師，更高一級，豈不是更崇高、更偉大了！

　　幾天後，村裡有人結婚，那些大學生也來了。我們正圍著圈跳舞，一個女的白浪插進圈內拉著我的手也要跳，我手一甩就跑開，獨自一人坐到旁邊的台階上喝酒。她又過來說要找我聊天，我就又跑去跳舞，她又跟了上來…。我一直不理會她，後來乾脆跑回家，因為喝得有點醉，在路上踢到石頭跌倒，膝蓋破皮，想不到她又跟了上來，還大驚小怪地察看。我終開口向她說了第一句話：「你不要像蒼蠅一樣纏著我！」然後一拐一拐地走回家，看到爸爸跟朋友在喝酒。過了一會兒，她竟然拿著酒精和紅藥水跑到我家來，幫我消毒擦藥。看著爸爸他們用碗喝酒，用手抓菜，共同一根湯匙舀湯就口喝，我突然感到很羞恥，很想開口趕她走，不讓她看到我們落後貧窮的形象，但是面對她的熱情，我一直開不了口。一轉眼，她走進廚房，在簡陋的土灶上炒蛋，要給爸爸和他的朋友配酒。

　　最後，我那高築的心理防線終而被她突破了，我和她開始聊天，並且在那個晚上哭了。因為在我五歲的時候母親就過世了，我從小沒被一個女人這家細膩地關心過。

　　這個女白浪名叫譚友棻。認識她和其他山服團的大學生，其後透過他們又結識了許多漢人朋友，讓我在70年代後半期面對各種生命苦難時，有人陪著我一起去「消化」它們，才能幾度從爆發、絕滅的邊緣扭轉回來。

　　後來我和那些大學生混熟了，才知道他們是要來關懷、協助我們「山地同胞」的，就經常帶著他們在山上、部落到處跑。後來他們下山回去了，譚友棻寫過幾封信給我，我總是小心折疊好放在胸前的口袋，碰到朋友就得意地拿出來給他們看，告訴他們：「這是大學生寫給我的信。」

　　我從小是祖母帶大的，與她感情很深。祖母說話很有趣，由於從未受過漢文教育，沒有漢人的度量衡觀念，所以形容事情經常用比喻的。譬女問她這棵老樹有幾歲，她會回「大概有你的五個祖父加起來那麼老」。

　　1973年秋天的某天下午，我突然聽到祖母用排灣話大叫：「孩子們，他們快來看這個人，我們家的豬都要躲到柱子後面了！」我一抬頭，看到一個很胖很胖的白浪慢吞吞地走上來，我嚇了一跳，直覺的反應是「人怎麼可能那麼胖」！

　　原來這個白浪是上山來招工人的。在談好一天工資一百七十五元的條件下，這天晚上，我和包括弟弟在內的十一個人打好簡便小包，搭上他開的一部旅行車，連夜由南迴公路轉縱貫線直奔台中。我們沿路喝酒唱歌，快樂得不得了，渾然不知這是連串噩運的開始，龐然巨獸正在前頭張開嘴巴等著吞噬我們。

　　清晨到中台中太平，吃完生平第一次的豆漿、油條之後，隨被送去做工。工廠設在住宅區內，封閉悶熱，空氣中瀰漫一股腐臭的味道。我們的工作是將許多已經長蛆的魚骨磨成粉作於飼料，第一天就加班到晚上十點。當我們疲累地從警衛室拿出行李，一心想去宿舍好好休息的時候，管理員卻又把我們往廠帶，拿出一個活動梯子往上一掛。我們抬頭一看才知道，原來所謂的「宿舍」就是設在石綿瓦屋頂下的「空中閣樓」。裡頭窄緊污暗，無法迴身或直立，加上白天烈陽的炙烤乃廠房內四處漫溢的魚骨腐臭味，那難受的滋味可能而知。當時我在想，就是監獄恐怕也比這裡好罷！

　　我們全部都爬上去之後，活動梯便被移開了，原來是怕我們逃走；閣樓果然搖身一變，成了監禁我們這些蕃仔的「空臨監獄」。問之前來的人，才知一天工資確是一百七十五元，但晚上做的不算加班費，而且他們從進來後便沒有再出過大門。

　　我們當然受不了，第二天晚上約十二點便展開「逃獄」行動，將被單綁結成索狀，從窗戶懸墜下去，再以疊羅漢的方式輪流越牆而出。爬過三個人後，驚動狼狗狂吠，接著傳來警衛用台語高喊「蕃仔跑了」的聲音。我顧不得手掌受傷，一躍抓住牆頭尖銳的鐵蒺藜網，迅速翻牆逃逸。我們約有六、七人逃出，沿著馬路跑的全被追上來的警衛抓回去，我和弟弟鑽進附近的甘蔗園逃過追捕，跑到公路局車站搭金馬號的夜車上台北。等車的時候，兄弟倆不敢坐在候車室，而是躲到廁所驚懼地朝外偷看是否有人追上來。

　　隔天清晨到了台北，弟弟要去新莊找以前的工頭介紹工作，我則打算去打譚友棻。弟弟走了之後，我揣譚友棻寫給我的信站在仰之彌高的希爾頓飯店時，楞楞地或對如流小般的工陣，不知道如何過馬路。後來看到很多人從公路局西站旁的天橋走過去，才恍然大悟，有樣學樣地爬上天橋，並有點得意自己的聰明。接著問題又來了，我不知道應該從那個樓梯下天橋，正猶豫間，聽到後面有人叫「阿呢基」（日語，大哥之意），回頭一看，是個穿著牛仔褲、涼鞋的約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這個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惡魔出現了。

　　他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用台語說：「阿呢基，找頭路是嗎？」「是啊，我要找一個朋友介紹。」「找那位朋友？」我就掏出信給他看。「啊！很好的朋友嘛！」被騙過一次後，我稍微提高了警覺，我想兩個人年紀差那麼多，會是好朋友嗎？就用懷疑的語氣告訴他：「好在讀大學呢！」他隨即很熟稔地說：「這就對了，伊爸爸在開公司嘛！按呢啦，你先到阮公司坐坐，我打電話叫伊跟你講。」

　　這時候我完全相信了，而且在天涯茫茫、不知所措之餘，突然有了線索，我對他還非常感激，就隨著他乘摩托車到了似乎是在圓環附近一家職業介紹所。他把我帶到一間小閣樓，過不久進來告訴我，他打過電話，譚友棻爸爸的公司目前不缺人，不過他們公司有捆工的工作，一個月七千元，外面許多人排隊搶著要，但是他可以讓我優先。我在走投無路之下答應了，他隨即要跟我收五百元的報名費。我起先不太懂，天帶地問他是否要先考試，我曾經得過村裡的挑擔比賽第二名。後來，我身分證和僅剩的一百多元都被他收走，他還很夠義氣地表云，不夠的錢他替我墊。

　　隨後我被送去一個魚販處，工作是抬魚貨，一個月二千七百元，我一聽，大聲地向那個魚販說：「你騙人，我要回去告訴我朋友。」（我還呆呆地把那介紹所的人當朋友）一陣爭執之後，我又被送回介紹所，他們之間還發生了一點爭吵。接著我在一天之內又被送去三個地方，分別是地下製鞋廠、電鍍工廠及一份截鋼筋的工作，待遇最高的只有三千五百元，沒有一個工作是我滿意的。

　　晚上，我倦累不堪地拖著三餐沒吃的身體回到介紹所，要不回自己的身分證，就無奈地餓著肚子坐在一旁打盹。他們恨我不合作，偶爾經過時就踹我一腳，甚至用整盆冷水潑我，不讓我睡，我怒目向他們瞪著，但顧慮身分證沒拿到，沒敢和他們開打。大概晚上十一點，我看到兩個排灣族少女被帶上小閣樓，聽到介紹所的人告訴她們，洗碗一個月一萬二。我衝上去，用排灣話警告她們不要被騙，身分證千萬別交給他們。

　　結果我被綁起來毒打一頓，關進廁所。後來我奮力掙脫繩索，踹開門衝出來，憤怒地要和他們拼命。那個中年人看我幾近發狂，就拿出身分證還我，叫我可以走了。我捧著那張寶貴的身分證，簡直悲喜莫名，這時天也已經亮了。但他旋即威脅要寄信到我家，通知我爸爸說我在台北和人家打架惹事，，不好好做工；他又說，做三個就好，別那麼「搞怪」。這個威脅很有效，何況我身上一文不名，又已經四餐飯沒吃，一天一夜未閤眼，只好無奈地同意。

　　當天早上來了一個砂石廠老闆，雙方就介紹費討價還價之後，說要先看「貨色」。我委靡地被帶到老闆面前，介紹所的人一拍我胸脯，要我展現精神，隨即大加吹噓說我身體壯得像頭牛，曾得過扛東西比賽第一名云云。那個老闆捏捏我的肌肉，摸摸我結繭的手，又一陣喊價後，以三千五百元的代價把我從「奴隸市場」買走，當然我的身分證又轉而落在他手上。一個月後我才知道，原來那筆三千五百元的介紹費要從我的工資中扣，是我自己花錢把自己賣掉的。

　　出了介紹所，老闆帶我到圓環吃牛肉麵，他叫的小碗剛端上桌，我的大碗已吃完。他突然提高聲調、略帶詭異地問我要不要再吃一碗，我猛點頭。在我狼吞虎嚥地吃第二碗牛南麵的時候，我看到老闆面帶極度滿意興奮之情，重複地用台語喃喃自語：「會吃就會做。」那時候我突然想起從前跟族裡的長輩上山狩獵時，他們捕獲獵物的神情，兩者是那麼神似。那是我首度在從小嚮往的台北大都會中，強烈體會到在許多漢人眼中，原來我們「蕃仔」是只獵物或商品的恥辱。

　　從那一天起，我就住進中興橋附近河邊的工寮，以每個月三千八的低廉工資幹起砂石廠的重勞動工作。最累的是碰到颱風前、後的訴管、裝管，一根重達一百二十公斤的鉛管，別人要四個人合抬，我卻一個人扛著，河中岸上到處跑。

　　1973年冬初的某天上午，我正在清理堆積在鉛管入口的垃圾，抓到一隻腳，原以為是以家丟棄的塑膠模特兒，用力一拉，整個腳踝的皮卻剝落下來，接著聞到一股強烈的腐臭味，原來是一具屍體。我用繩子先暫時把腳綁到鉛管固定起來，然後跑去向老闆講。老闆要我把屍體撥到一旁即可，可是我們排灣族的觀念是死人入土為安，我覺得於心不忍，老闆就要我去報警。警察來了之後，因為沒人肯下去將屍體撈上岸，就要我去做，說可以領到二百元，但不能傷到屍身。我從爛泥中小心翼翼地將屍體抱上岸，經水沖洗才發現是一具只穿著內褲的年輕女屍，卻少了一隻手。

　　隔天我去派出所要二百元，警察告訴我：「已經向上報了，錢還沒下來，何況還少了一隻手。」過了四天，退潮之時，我正在拉砂石船的錨，看到有個東西漂過去，很像一隻手。我指著它邊追邊吆喝下一船的工人攔下來，正好有一隻魚跳出水面，他以為是要叫他抓魚，伸手一撈卻失去平衡掉進水裡。他是抓到了，提起來一看不是魚，是一截斷，嚇得一甩而出，本來會游泳變成不會游，雙手在水中亂拍，喝了好些水。我馬上游過去將他救起來，踩背吐水後才醒過來。

　　之後，我在泥坑中找到那隻手，就把它拿到工寮去況洗。老闆瞥了我一眼，問我在幹什麼，我說「我在洗手」，他走過來仔細一瞧，嚇了一大跳，要我趕快拿到外面去。我就用報紙包一包拿去派出所。值班警察以為我又來要二百元，有些不耐地向我說：「還沒下來，下來我會通知你。」我二語不說，打開報紙就擺到值班台上，說：「我找到了，缺的那隻手在這裡。」他嚇得站起來往後一退，椅子都碰倒了，大要我趕快拿去放牆角。我不理會他，說我不要錢了，要去工作了，就一溜煙地跑回去，臉上帶著下山謀生以來第一次露出的勝利的微笑。

　　70年代在台灣，跳河好像是很普遍、傳統的自殺方式。我在邊的砂石廠工作不到一年，至少撿過七、八具屍體，顯然當時的自殺率已漸提高，不過方式還很單純，不像80、90年代有那麼多千奇百怪的招數。至於撈屍體的二百元賞金我一次也沒領到，因為警察大人總是說：「報上去了，還沒下來。」而我們「蕃仔」是不大懂得計較也沒有能力去計較的，不是嗎？

　　1974年年初的某天休假，由於我對台北的地理沒什麼概今，天真地想沿著淡水河去到淡江大學去找譚友棻。我從中興橋附近出發，沿著河的右岸走過台北橋，到達今天的高速公路交流道一帶，一問路人惹來一陣訕笑，有人告訴我用走的至少還要四個小時，我才改搭計程車到淡水。我懷著神聖的心情第一次進入大學校園，卻發現與想像中的大學不一樣。我本來以為大學生是很稀有、尊貴的，卻在校園內看到一大群人走來走去，也分辨不清誰是老師誰是學生。我問一個經過的人認不認識譚友棻，才知道淡大有幾千名學生，不可能那麼容易互相認識。他教我去行政大樓問問看，結果因為我不知道譚友棻讀那一系，也以也查不出來。我只好憨憨地坐在溜冰場的花圃旁邊，看著一群小孩在那兒溜過來溜過去，心裡抱著一線希望，看能不能碰到山服團的那些學生。呆坐了一個多小時後，終於，我很幸運地被一個森永村隊的山服團學生認出來，將我帶去社團我大夥重聚。同時，我也因而認識了對我一生影響很大的山服社指導老師王津平。透過他和他的朋友、學生、讓我在往後峻險峭絕的命運顛躓中，總能嗅到一絲幽微卻不斷絕的生的氣味。1974年底，弟弟經我介紹到附近另一家砂石廠工作，因為反抗幫派混混的欺凌、波及我，以致我在武士刀的威脅陰影下，辭職到淡水找工作，住進王津平老師的宿舍約一、二個月之久。我開始與一些關心原住民的漢人朋友來往，其後的三、四年間，我結識了王拓、蘇慶黎、李雙澤、陳映真、楊青矗、黃春明、汪立峽、陳鼓應、陳婉真、楊祖珺、林正杰、張富忠、宋東文…。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人都是漢人主流社會眼中的「匪寇」。他們有人早就坐過牢，有人就在那時去坐牢，另有些人是後來真的去坐牢，更多的一大群人則一直在牢獄的邊緣打滾。但是我從來不後悔，藉由他們，我進入另一波社會脈動中，也更能看清 楚自己以及原住民族群的乖舛命運。

　　1975年初，我經人介紹到華山車站附近的一家貨運行常捆工我剛進入台北都會的「第一志願」，開始以稍稍過得去的價格出賣我們「蕃仔」與生俱來的最大資本-肌肉和體力。

　　隔年回家過年，我發現妹妹不見了。一問，父親說是去高雄做女工，但是做什麼工，住在那裡，卻說不清楚。歷經兩年多的嚴酷洗鍊，我真覺感到事情不單純。在兩年後我和妹妹艱困地重逢，她才告訴我，那個很有地位的國小老師-父親代他坐牢的親戚，以到大武看電影、到高雄買衣服為由，將她一路誘拐、脅迫下山，最後強推入一輛黑色轎車，駛進南台灣熾燙的一片肉林慾海之中。妹妹去「做工」的簽約金是四萬元，那位介紹的親戚拿走兩萬；父親那二萬元，則在我賭命相拼、救出妹妹之後，又被黑道強要回去，付出的利息是妹妹的青春靈肉以及爸爸的海邊挨揍。

　　75年夏，豐年祭，我回部落遇見一個在當遠洋漁船船工的族人。他告訴我，在鳳山的某家冰果室碰到我妹妹，而冰果室的內面就是私娼寮。我立即動身去尋找。

　　進入那麼晦暗詭異、高背座椅的冰果室，三言兩語就和保發生爭吵。突然，我瞥見妹妹走出來，我邊招呼邊衝過去，她只驚叫了一聲「哥哥」就被往後面拉走了。我遭幾個保攔下來圍毆，奮力奪門而逃之後，又見三、四個人手持長短目械追殺過來。我跑到路旁向一個交通警察說流氓要殺我，遠遠看見他們躲在轉角處虎視眈眈。交警回答，他現在很忙，叫我去派出所報警。

　　到派出所報完案，兩位警察要陪我去查，其中一個說他得先打一通電話。我們到了那間冰果室，後面一間間簡陋的房間皆已空無一人，拿目追殺我的保鏢也都不見了，只有一個歐巴桑出來說，房間是給附近工人住的。臨走時，我瞥見每間房牆角都放著一落折疊好的衛生紙。

　　回到派出所後，警察恐嚇我不得亂報案，說這是犯法的。對當時作為一個「蕃仔」的我，「法律」是一聽到就要肅然起敬的；「犯法」，更是令我不知所措。在沒有足夠的知識去理解「法律」那套繁複的遊戲規則下，我只能眼睜睜看著罪惡的「事實」大搖大擺地上演，然後憤怒卻又黯然地離去。

　　回台北後，覺得這種事也很羞恥，難以啟齒，因此開頭沒向山服團的朋友們講清楚。其間我曾休工一段時間，到處去找妹妹，聽到那邊風化區有安朔部落去的排灣族少女就去找，如台南新町、高雄愛河邊，我都曾去找過。

　　在我妹妹休工那投時桌，我沒錢就去民權東路第一殯儀館打零工，工作是洗屍體，論件計酬，洗一具七百元。洗屍體當然較活人洗澡繁複，首先對號碼、領屍體這一關就不能出差錯；其次，從冰櫃中取出的屍體硬梆梆的，所以必須加一道泡防腐藥水、融化結冰的程序。至於脫衣穿衣、沖洗抹擦，則和一般人洗澡並沒兩樣。比較特殊的是屍體的「整修」工作，如果屍體掉舌，就要把舌頭推進去，上下唇用針線縫合；若是肚破腸流的，也須重新入庫，縫合傷口；至於斷手斷腳的，有殘肢則夾板固定，缺殘肢則代以義肢。

　　我們排灣族習俗一向對死者很尊重，而我接觸死人屍體也不是第一次，所以對洗屍體這件工作並不會害怕或排斥。早在小學時，我就經常陪著受派出所委託的父親，在部落裡處理一些因車禍或淹水死亡的屍體。有一次看顧一具車禍屍體等法醫驗屍，半夜和屍體蓋著白布睡在一起，尿急起來小便，竟把機車路過的一對男女嚇得跌下車來，腳軟了半天跨不上車。

　　洗過那麼多病死、橫死、自殺死男女屍體，對我來說很平常，就是付出勞力，取得報酬；至多，是把生死看得更淡罷了。不過，在第一殯儀館內倒是有一事至今印象鮮明。70年代中，我在淡江結識的朋友、民歌手李雙澤，為救小孩而溺死淡水河口。那天，當我在殯儀館中面對他浮腫的屍體，想起在紅毛城、山豬寮、淡水河邊的那投日子，我看著他畫畫，他唱他作的民歌，我唱排灣族的民歌…。我悲從中來，對著他的屍體大聲唱起原住民哀悼亡靈的歌，卻把管理員嚇愣了，當我要唱第二首時就被阻止了。後來每一回想，我總懷疑，難道那首歌會比「五十哭墓」還難聽？

　　1977年年底，我突然接到妹妹從斗南婦女習藝所寄來的一封信，原來終於被警方破獲了。當我前去探望時，妹妹告訴我，那些販賣人口的流氓經常來習藝所外邊徘徊，想來把她接走。果然我一出大門不久，在驗路邊就被一輛黑色轎車攔住，他們說妹妹簽約時間未滿，要跟我談條件，只要我出面把妹妹接出來交給他們，會給我一筆錢。我當然不答應，還罵他們是壞人，迫害我妹妹。三個流氓動手喊打，我機警地回頭往回埂跑，他們二人拿武士刀，一人持扁，呈包抄之勢追過來。我因為穿皮鞋跑太急滑倒了，後面追的人又迫近，情急之下抓起身旁一塊石頭朝他砸去，正中頭部倒地，血流滿面。我把握機會撲過去，搶到一把刀，是一尺二的。這時其他二人也已經將我前後包圍，喝令我把刀放下，我叫他們不要過來。

　　對峙了一下，我看以一敵二，形勢不妙，決定賭了。我用已學得差不多的台語高喊：「跟你拼了，阮祖先是割人頭的。」就高舉著目，朝較靠近馬路那個人衝過去，想不到你回身就跑，我趁勢就追，後面那一個也來追我，三個人呈一直線在日埂上追逐。這時，可能是習藝所的警衛報案，遠遠傳來警車的警鈴聲，黑色轎車一個急迴轉，開到前面路邊將他們三個人逐一接上車。我就趁機跑到馬路邊等候遠處開過來的警車。

　　警車開到我身邊停下來時，我非常興奮，一手提著武士刀，一手指著前面急馳而去的黑色轎車，叫警察趕快追。想不到車中跳出四個警察把我圍住，叫我「別動」。在我忙著解釋之際，轎車早已跑得不見蹤影。被押回警局後，我總算把情形講清楚了，他們再帶著我回到現場查看時，只看到田埂邊留著一灘血。

　　1978年初，在王津平等人的協助下，委託當時在任台灣日報記者的王世勛生先陪同我去習藝所接妹妹，在二度換車，輾轉擺脫流氓跟蹤的緊張狀況下，終於在深夜將飽受苦難的妹妹接到北投王津平老師家中。

　　作為一個「紅蕃」在70年代，也不一定儘演出悲劇，有時也會出現荒謬喜劇。譬如我曾經擁抱一個大秘密走過70年代後半期，直到80年代才讓那些70年代的朋友知道，就是我當過「午夜牛郎」。

　　在債運行當捆工時，偶爾會和同事結伴去聽歌、看牛肉場或性表演。有一次到後火車站的金龍酒店看完牛肉場，正在喝飲料，有個中年男子坐到我身邊搭訕：「娶太太沒？「「想不想賺錢」「若有女人要讓你賺，要不要？」我剛開始聽不大懂，他就明說：「陪女人睡覺賺五百元，願不願意？」我一想這生意划算，就答應了。

　　他把我帶到一家飯店的房間，敲門說「人來了」，就到樓下大廳等我。房裡是一個穿薄紗睡衣、三十幾歲的女人，我先陪她唱酒、看閉路電視，然後「做工」。下樓後，那個中年男子問我：「這錢很好賺，要不要繼續賺？」我就把姓名、電話抄給他。1這時樓上那女人下來坐到我們旁邊，向那中年男子說：「這個可以！」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是一夥的，我剛剛只是參加「考試」。

　　我被推上市場之後，約在一年間做了十七、八次工，顧客層包括細姨、醫生太太、風塵女郎等。其中有的工錢「很難賺」，有些工錢賺得輕鬆樂意，由於事屬「限制級」，細節不堪詳述。其間也曾被上級指導性技巧，因為「兒童不宜」，只能轉述一句「當作是在做伏地挺身」。

　　當時我白天當捆工，晚上若沒出車到外地又接到通知，才去兼差當牛郎，只能上對下聯絡，我連絡不上他們。因此在一次老闆被抓，我又搬家之後，失去聯絡，而終止了我的牛郎生涯。

　　問我為何願意兼差牛郎，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們重勞力工作者性慾大多很強，我又年輕力壯，無處發洩精力，「反正開查某也得花錢，做做牛郎又何妨」。因此後期無意間從顧客得知老闆向她們收二千五百元，只給我五百元，我也不去計較了，當時那會想到什麼剝削的問題。

　　另外透露一個大秘密中的小秘密，根據誘導我入行的中年男子轉述，在他們旗下，我被面試的女主考官劃歸為「粗暴型」。

　　1978年底，黨外的陳鼓應和陳婉真在台北市聯手參選立委、國代，民主牆、愛國牆對峙激烈，王津平老師找我去幫二陳的忙。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政治活動，但其實只是做些貼海報、發傳單、搬器材的外圍支援工作。

　　剛開始，我根本沒有去注意他們的政見內容，只是人家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埋著頭幹。後來一看民主牆的海報，聽到政見會上黨外政治人物的言論，翻翻我手上的傳單，猛然發現我我從小受的教育及師長灌輸的觀念完全相反。這些人簡直叛黨叛國，我無法接受。王津平老師人很好，為什麼不會分辨好人壞人，竟然幫這種人助選？我心裡頓時湧上許多困惑和質疑，幾度想問王津平，甚至提醒他，「他們是壞人，不要幫了」。但因為他過去對我的許多生活照顧與精神支持，使我在信任，尊敬之餘，終究開不了口，也不敢退出選舉活動。

　　我當時邊助選邊感到心虛，精神上充滿困惑與懷疑，行動上則顯得矛盾和驚懼。我曾經在沒人看見黑把整疊傳單丟進垃圾筒，參加陳鼓應的民主餐會時，盡量站在靠近門口的地方，以便有狀況可以先跑。

　　但在那些問題都來不及解決之前，我就出了一次嚴重的車禍。我坐在疾駛的貨運卡車上，被垂下的電纜線刮下車來，造成嚴重腦震盪；等到在醫院的病床上醒過來，已經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了。人家告訴我，中美斷交且「中」美建交，選舉也在半途停止了。這次車禍，不但造成我的肩胛骨斷裂，腦震盪也使眼睛的宿疾加速爆發，我右眼已完全笑見，左眼視力剩下○‧二。

　　1979年，70年代的最後一年，也是我的思想、視野和人生觀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年。在王津平老師家中養病時，我受到更多朋友的關懷與協助，同時在那兒熱烈進行的幾次「鄉土文學論戰」的討論，我多是坐在一旁默默聆聽，雖然限，至少因而體會了文學和知識的力量。我開始且僅剩的微弱視力認真地閱讀，開始學會發問及討論，並開始驗證過去的遭遇和體驗，開始將自己的苦難和族群的命運連結起來思考…。

　　難開病床後，我對政治、社會現象的質疑也掉轉了方向。美麗島雜誌在黨外陣營的串連捲起風潮，我主動參與了在北部的幾次活動，在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時，我也在裡面被「疾風」的愛國群眾丟雞蛋。結束70年代的一件大事-美麗島事件，我正在貨卡上勞動所以未參與。但為了情治人員到山上家裡搜查騷擾，隔年我回家過年，父親拿菜刀要殺我，說我「和共產黨在一起」。當然，他沒真的下手，只是拿椅子砸我，叫我滾蛋。這件事可算是70年代蕩漾到80年代的餘波吧！

　　對我而言，70年代，是苦難、挫折與無奈的年代；但是我的命運不是單一的，只是比較戲劇。許多原住民在那個年代和我走過同樣的路、脫離鄉土、進入都市，成為「被射倒的紅蕃」。

　　但是貝70年代，也是我蘊蓄、啟蒙和轉折的年代，透過生命不斷的撞擊，我終而理解，生命必須處在自給的狀態才能愈滴愈結實。懷抱這個理念，1我走進80年代，挺過了肺結核、甲狀腺癌和雙目全盲，學會按摩謀生、寫詩抒懷，並投入原住民和殘障者爭取權益的運動。「紅蕃」雖然被射代，但只要不死，他有權利站起來，也應該學習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