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 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過程中出現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 Shel JeAnns 版權所有）

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中國代表則力爭：“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雙方陷入僵局

後經李鴻章親自出面，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

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大清”而非“中國”，導致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則辯稱，其漢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譯文，“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以上引自《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卷， 226-245 頁。轉引自《中日甲午戰爭全史》第一卷）

其實，被現代國人視若仇寇的日本，一直以中華文明的傳人自居，而將滿清時的中國看作淪陷於靼虜的“修正主義”者

日本文化中，有十分濃厚的“尊王攘夷”觀念。當年，蒙元對日用兵失敗，數萬元軍于“弘安之役”中被俘，日本將其中的南宋降軍甄別出來，視為“唐人”，赦之不殺，而將其它所有“靼虜”（包括朝鮮人和北方漢人），屠戮殆盡。徐繼佘在其那篇後被錈刻在美國華盛頓紀念塔碑上的啟蒙巨著《瀛寰志略》中說：“倭人自是遂有輕中國之心。”其實，日本人不僅是看不起蒙古人這個“夷”，也看不起“攘夷”無能的宋人。作為日本的武士道的重要精神來源，宋末的抗元志士們，如文天祥等，成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並在明治維新中發揮重要作用。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這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日本軍隊所發佈的大量文告，都自稱為“驅除韃虜”的解放者，公開號召漢人“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于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複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的“中華”意識宣傳，在當時和此後的中國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漢人的抗日情緒便遠低於滿人。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 Henry Barnes Bristow ）向倫敦報告說，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員，對甲午戰爭前景並不樂觀，甚至認為日本能戰勝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寶士德為此擔心天津漢人暴動，要求派遣更多的軍艦以備不測。甲午戰爭後，日本不僅沒有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仇寇，中國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亞洲主義”在東亞成為顯學，中日民間關係一度進入蜜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