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發表詩作〈大屠殺〉被捕，四年監獄受盡屈辱與折磨的中國紀實作家、流亡詩人廖亦武，透過文字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真實面貌，以文字帶著真實沉重的中國走向世界，獲獎無數。

廖亦武說：「我就這樣變成了中共的敵人。」

2012年2月，廖亦武在臺灣發表新書《六四‧我的證詞》，描述他在八九天安門事件期間，發表詩作〈大屠殺〉被捕，四年在監獄中所受到的屈辱與折磨。（攝影：鍾元/大紀元）

文 ◎ 周蕾

一件背後印著「永不放棄」字樣的黑色文化衫、一條掛著雲南石環的黑繩項鏈、一副無框的黑柄眼鏡。

廖亦武出席活動時話不多，而且不拿名片，這三件衣衫、飾物就如同他的自我介紹、個性宣言，從中可以讀出「堅韌」、「反叛」、「藝術」、「文人」的字眼。

6月13日的晚上，廖亦武照舊是這一身打扮，坐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與一位著名的美國電視主播對話，介紹他花了前後20年寫就的監獄回憶錄《證詞》。

在過去的一年多來，廖亦武是西方許多國家文化討論會上的常客。奔波，成了他生活中的常態。奔波，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作家是否受讀者歡迎的指標。廖亦武的父母也許做夢也沒想到，這個成天「愛惹事」的兒子有一天會成為西方圖書市場上最受歡迎的現代中國作家之一。

在2003年，臺灣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之後，美國和德國相繼在2008年和2009年出版了該書的英文版和德文版。廖亦武在西方一舉成名，接下來在三 年半的時間裡相繼又在海外出版了《子彈鴉片》、《上帝是紅色的》以及為他贏得德國書業的最高獎項──書業和平獎的監獄回憶錄《證詞》，德國總統高克親自出 席了他的獲獎典禮。

上圖：2012年10月14日流亡作家廖亦武榮獲德國文化界最重要的獎項——德國書業和平獎。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勒（右）激動擁抱廖亦武（左）以示祝賀。（AFP）

中圖：2012年10月14日，德國總統高克（右）祝賀廖亦武（左）獲頒德國書業和平獎。

（AFP）


下圖：2011年度「紹爾兄妹獎」頒給中國最勇敢詩人廖亦武，左為慕尼黑市長烏德，右為德國圖書貿易聯合會巴伐利亞州協會主席艾格特。
（攝影：黃芩/大紀元）

今年的6月4日，他的美國出版商New Harvest出版社選在「天安門大屠殺」24周年紀念日這一天，正式推出了《證詞》的英譯本，取名為《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一個詩人的中國監獄之旅》（For a Song and a Hundred Songs: A Poet's Journey Through a Chinese Prison）。

廖亦武新書封面。（攝影：陳明/大紀元）

用廖亦武的話說，自己從小到大一直就是家人「幫助的對象」。廖亦武的父親是一位四川的古文老師。直到現在，他還會不時說起父親在他小的時候如何把他抱起來，放在高高的桌子上背古文，背不下來就不讓下地。這個從小受古文教育長大的孩子卻不肯按照父親的願望寫古典詩詞，反而以現代詩歌開始了叛逆的青春期。

從行吟詩人到紀實作家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廖亦武以一個熱衷流浪的行吟詩人形象闖入了當時相對寬鬆的文化界，得過20多個官方詩歌獎項。儘管父親不厭其煩地警告他「共產黨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桀驁不馴的他卻直到自己因為一首詩〈大屠殺〉被送進監獄，才漸漸體會到父親說的是什麼。

四年的監獄生活，廖亦武九死一生，曾經兩次試圖自殺。監獄裡的三教九流，把他帶進了一個陽光背後的「地下中國」。再次跨出監獄大門的時候，原來的那個「一 聽政治就睡覺」的行吟詩人，已經變成了一個底層社會的記錄者。出獄後，多次被抄家，被沒收手稿，廖亦武不得不訓練自己把寫作內容記在心裡，由此練出了一副 「超強的記憶力」，他習慣於把自己叫做「時代的錄音機」。

他的監獄回憶錄──《證詞》被稱作文學版的「中國監獄百科全書」。廖亦武在書中憑著自己的記憶記下了被獄警稱為「松山一百零八味藥」的幾十種酷刑，細節的描述怵目驚心。該書的德文版上市之後，兩周就賣出了兩萬本。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裡，《證詞》已經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

書寫痛苦，釋出毒素

記者：什麼原因讓你決定寫這本書？

廖亦武：這本書是出監獄之後開始寫的。在監獄裡那幾年，受到特別大的折磨，我被從一個人被變成了一條狗，甚至忘了自己是政治犯，心裡積累很多毒素。

出來後，世界完全變了，整個社會從愛國變成了愛錢。錢完全成了中國人唯一的宗教。

那時候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不寫沒有辦法。不寫那段經歷的話，就意味著完全被忘卻了，太可怕了。人不僅要受折磨，還要承受被忘記掉了那種痛苦，整個變成一個廢物。

牢獄中見識「地下中國」

記者：你在監獄裡認識了一個什麼樣的中國？

廖亦武：「地下中國」，一個不見天日的中國。如果我不坐牢，我不會知道這些，我是有名的詩人，得過很多文學獎。我以為我可以到處流浪，不斷得獎。進監獄之後，我才知道非常黑暗，為什麼那麼多人進了監獄。實際上，有些人就是因為簡單的反抗，他們沒有貪官的那些資源，可以大模大樣的拿國家資源，監獄裡關的都是小偷小摸，共產黨才是最大的強盜。

如果說裡面是有牆的監獄，那麼外面就是沒有牆的監獄。在中國那樣的社會裡，每個人都有犯罪的衝動，只是他還沒有犯罪而已。很可能哪天哪個很老實的人就突然變成了罪犯。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它是激發人惡的地方。

我也看到有些去中國的西方人逐漸適應了中國的環境，學會了怎麼和共產黨打交道，所以他們也變得很惡，行賄、要小姐，幹什麼的都有。

人性有善有惡，中國的社會環境會激發人的邪惡，而不像在西方，宗教、政治在限制人的邪惡。

其實，我本來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寫〈大屠殺〉那首詩，僅僅是因為那是事實。這麼大的事件，中國人都誤讀了。這之前我父親告訴我共產黨多厲害，我不相信。我 在那天凌晨發表了〈大屠殺〉的詩歌，就坐了牢。然後我又寫了這個事件（監獄回憶錄），這本書不斷給我帶來困擾，帶來和國家機器的對抗。而我只是在寫作，我 只是記錄了監獄的真相。

現在回想起當時寫這本書的過程，覺得很有意思，但當時覺得非常殘酷。我開始寫這本書一年後，稿子被警察收走。當時，我很絕望，覺得自己徒勞無功，連自殺的心都有了。後來，我被軟禁在家二十幾天，鼓足勇氣重新開始寫，一年後，又被他們收走。第三年，我又開始寫，這回是用電腦寫，可以儲存。寫完一部分，就把磁盤藏起來。這個過程非常漫長，把我變成了錄音機，所以記憶非常好。

記者：第一次把你的手稿收走時，你已經寫了多少萬字？

廖亦武：30多萬字，第二次被抄的時候是20多萬字，第三次更短。所以，我懷疑有些在監獄的細節被遺忘了，但是又有新的細節湧現出來，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稿最好。

想出書，就只能出逃

記者：你曾說「一本書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你是因為這本書離開中國的嗎？

廖亦武：對，我第一次帶著這本書來到海外時，沒有人感興趣，人們都比較健忘，對監獄的紀錄不感興趣，對江澤民、胡錦濤倒是更感興趣。

2009年，德國出版了我的《中國底層訪談錄》，這本書在西方影響非常大，我可以說是一夜成名。

中國「倔頭」廖亦武被拒14次後，2010年終於離開國門，來到德國參加文學活動。（Getty Images）

德國之所以接受《證詞》這本書，是因為很多德國人經歷過共產黨和納粹。菲舍爾（S. Fischer Verlag）是歐洲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很有道義感。但他們也只是覺得這本書很有價值，對這本書是否有市場並沒有把握。共產黨通過監控郵件知道了我和出版 社在談出書的事，他們找到我，說不讓我出書，要出就要面臨十年以上的監禁。出版社擔心我的人身安全，臺灣和德國的出版社都往後推遲出版發行期。最後，我面 臨的問題就是：要出書就得坐牢；想出書，就只能出逃。

記者：所以你前年7月2日，通過中越邊境，逃離中國。

廖亦武：對。7月6日到德國。

採訪300多人，共產黨的殘酷一直沒變

記者：為什麼中共當局對《證詞》這本書這麼敏感？

廖亦武：剛開始我也不明白，這本書不僅不能發表，還要把我關起來，這很荒謬。書裡一方面寫有牆的監獄，一方面寫一個沒牆的監獄。可以說，問題的答案在書裡。

記者：拍攝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揭露馬三家酷刑黑幕的導演杜斌最近被捕。你認為，共產黨為什麼這麼怕揭露監獄及勞教酷刑的作品？

廖亦武：我做過300多個採訪，從土改、大災荒的受害者、到反右運動和文革的受害者，包括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這麼長的時間裡，共產黨的殘酷一直沒有變。

希特勒的統治期沒超過10年，東歐共產黨的統治期也沒這樣長，只有中共還採取以一貫的殘酷手段來對付老百姓。它一直用盡全力在壓制真相，因為它最怕真相，它從來沒有真實的歷史，共產黨它完全就是不要臉，什麼都不拍，這個尤其恐怖。

記者：中共動用酷刑對法輪功的打壓進行的很隱蔽。你是怎麼採訪到法輪功學員的呢？

答：我接觸到的，受到最殘酷迫害的法輪功案例就寫在英文版的《吆屍人——來自中國底層的真實故事》裡。有一次，有兩個頭髮花白的法輪功學員送傳單到我住的 小區，在我家門口敲門。我剛開始還以為是乞丐，我要給她們錢，她們說不要。要衣服嗎？不要。她們介紹自己是煉功的，我說「你們進來吧」。我這個人的職業習 慣就是做採訪。

她們進來後告訴我說，她們是從成都郫縣來的。因為是法輪功學員，所以被當地政府關押在當地精神病院，關在一個像老鼠洞一樣的黑屋裡，黑咕隆冬的，綁在鐵架 子床上，吃喝拉撒都在那裡，不見天日。你想，待在這種地方，正常人都會瘋掉。100多天後，她們逃了出來。後來堅持告訴大家真相。

很奇怪的是，隔了一個多星期，警察來到我家，砸門砸得很厲害，我就從七樓翻窗戶逃走了。當時，我還以為是獨立筆會東窗事發，我那個時候是理事。我先跑到了 綿陽，再搭車到雲南，我以為把警察甩掉了，誰想到在火車上，被「610」（中共為迫害法輪功而成立的類似德國蓋世太保的機構「610辦公室」）堵上了。

問：是當地「610」嗎？

答：「610」遍地都是。他們說，你採訪了法輪功。讓我趕快把錄音交出來。這幫人特別凶狠。以前那些國保警察還有些文化，口氣不會那麼凶狠，可「610」的人特別凶。他們不停地說：「你交出來！交出來就沒事。」

我知道共產黨騙人，不可能交出來就沒事。就堅持說沒有這回事，只是碰到兩個乞丐，給了錢就走了。因為沒有證據，他們還是把我放了。

記錄苦難，成為中共的敵人

記者：你怎麼看待自己的角色？

廖亦武：其實，很多人在某些方面都比我勇敢，比如一些政論作家，他們直接批評，幫助維權。而我就是個記錄者，記錄真相的人。我的主要功能就是講故事，把底層的故事講出來。用足夠好的文字把真相講出來，把「地下中國」寫給更多的人看。記錄苦難是作家首要做的。

在中國時，我被譽為「出版殺手」，因為每寫一本書都被禁，連地下市場都要被搜一遍。如今，我的角色轉換非常大，得了很多獎，從潛在的國家敵人變成公開的國家敵人。

我沒有政治見解，但我首先從審美上就接受不了共產黨。我覺得，共產黨特別醜陋。我曾經說，與其讓共產黨統治，還不如讓豬來統治。豬吃飽了，只是哼哼，它不 打擾別人。而共產黨呢？它吃飽了，撈夠了，對別人還非常殘暴，世界上沒有這樣的。而且這些人形象不好，政治局的人都是同一個穿著，同一個髮型，形象太醜 陋，不符合我的審美觀。

記者：你認為自己還有可能回中國嗎？

廖亦武：共產黨不垮臺，它不會讓我回去。

因為《證詞》這本書，我才能在法蘭克福的聖保羅教堂發表題為「帝國必須分裂」的演講。共產黨認為我的言論很極端，但在我看來，這個觀點只是很一般的政見。我希望中國分裂分成幾十個國家來領導。

我們自己來選擇領導人，比如：四川可以找個廚子、喝酒的來領導。（笑）

記者：《證詞》的英文版剛剛上市，你希望美國讀者通過這本書了解什麼？

廖亦武：我希望讀者仔仔細細看對監獄的描寫。大家都知道薄熙來、王立軍事件，而我寫的剛好是重慶的監獄，說不准哪些被薄熙來抓的人就關押在這個監獄。監獄 裡的那些酷刑已經持續了十多年。十年過去了，這種監獄仍然還存在。我希望那些想跟共產黨做生意的人好好想一想，至少要在良心上問問自己，這樣做對得起自己 的良心嗎？

──轉載自新紀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