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 07:34 A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

焦點：九常委的產生機制

首先要說明的是，《中共黨章》從來沒有規定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只能有九個席位。1987年召開的十三大只有五個席位，1992年和1997年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則各有七個席位。只是在最近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別產生了九個常委。十八大時最有可能的兩種結果，一是維持近兩屆黨代會的九常委人數，這不僅是出於對中共政治慣例和常委分管領域延續性的考慮，也由於數字“九”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吉利“天數”，再則，其發音與目前中共領導人政治理念中最重要的長治久安的“久”字相同。另一可能的結果是，由於“僧多粥少”，不得不“加水熬稀粥”，擴大常委人數為十一人。目前，即使是中共決策層，大概也不能肯定十八大常委的人數。本文出於分析上的簡便和一致，則以九常委為前提。

儘管海內外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對中共現狀和特點的觀點大相徑庭，但幾乎沒有人會質疑九常委系目前中共“呼風換雨”的最高權力所在。當今中國政治不容否認的特點之一，便是中國共產黨已不再由一位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的鐵腕人物所主宰，取而代之的，則是以九常委為權力中心的集體領導。党的總書記，無論是第三代的江澤民，第四代的胡錦濤，還是即將繼位的第五代的習近平，已不再有強人時代一言九鼎的權力和威望。第一把手的權力當然要大於常委會的同僚，但也無時不刻受到其他常委的制約。有趣的是，中國的官方媒體也用九常委這一新的政治詞彙來形容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難理解，競爭九常委席位是2012年中國政治角逐的重中之重。而瞭解、分析新一屆九常委的組成結構、個體特徵、 政治生涯、派系淵源、職能分工、施政理念、政策偏好，將是預測中國未來走向的重要途徑。

中共九常委是如何產生的呢？

其候選人的標準是什麼？

用中共官方的語言來講，黨代會通過差額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包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會再從其委員中選舉產生政治局委員、常委和總書記。而實際上，決定這些人選的不是自下而上的選舉，而是自上而下的選拔，是在位的九常委（有可能加上已退休的歷屆常委）在2012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關起門來”決定下一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乃至中央候補委員的人選，並在十八大召開之前的政治局常委會或政治局的最後一次討論中來決定最終人選。

當然，這既不意味著中共精英晉升模式絕對出不了能人，也不表明高層領導人選拔全無選舉機制或完全無章可循。候選人以往的工作資歷，尤其是在某些職能部門的經驗，常常會是任命的重要因數。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所有六任總理（周恩來、華國鋒、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中，除首任總理周恩來以外，都在就任總理前曾擔任過副總理。又如，近二十年來中共紀委書記（喬石、羅幹、周永康）在此之前都擔任過紀委副書記。

自從1987年中共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中共當局採取了一種多名候選人的選舉方法（差額選舉）來選舉中央委員會。例如，在2007年黨代會上，代表們從221名候選人中（多了8.3%）投票選出了204位正式委員。至於候補委員，代表們從183名候選人中（多了9.6%）投票選出了167名候補委員。差額選舉還沒有用於決定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常委的人選。然而，在過去三十年間，有個別“內定”的政治局委員由於在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中被淘汰而與最高權力機構失之交臂。

以上這些給海內外研究中共高層精英換代的人士提供了觀察途徑和分析資訊，但決定九常委人選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共派系的角逐與權力的制衡。

難點：派系的半公開化和競爭者的“不規則出牌”

當告別由一人專權為歷史傳統的強人政治之後，集體領導不可避免地帶來更多的派系競爭和政治聯盟的建立，派系之間的對壘與妥協更為常見。中共党內機制建設並不意味著派系矛盾的減少，恰恰相反，它使得派系政治變得更為明朗和激烈，從而也促使了中共政治的兩個新現象。一是派系角逐的半公開化，二是某些下屆常委角逐者的政治遊說。對於一些政治精英和大眾來說，要適應新的遊戲規則和政治對手的“不規則出牌”並非易事。

從江澤民第三代領導人九十年代後期真正掌權開始，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逐漸形成了兩個非正式、半公開化的聯盟，他們勢均力敵、分掌權力、集體領導。這兩股勢力為了權力、影響力和政策控制力而“龍爭虎鬥”。當然，共產黨內部存在權力爭鬥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不同的是，如今的這種爭鬥己不再是贏家通吃的零和遊戲了。

中共高層的這兩個集團或聯盟可以被劃分為“平民派”和“精英派”。中國國內家喻戶曉的“團派”和“太子党”又各自是這兩大聯盟的核心。

“團派”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裡占了23％，在政治局裡占了32％。大多數“團派”成員都曾在比較貧困的內陸省份擔任過地方或省級部門領導職務。很多“團派”成員都精通于組織、宣傳、統戰和法律事務，但是欠缺處理國際經濟事務的經驗和能力。在江澤民時代，他們並未得到重用，因為當時吸引外國投資和面對經濟全球化是壓倒一切的要務。而近年來，由於中國社會動盪和政治不穩定的風險有所上升，他們的作用也開始日益凸顯。

“精英派”誕生于江澤民時代，主要為“太子党”和“上海幫”所組成。現在“太子党”在政治局中占了28%的席位。大部分“太子党”都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任職于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並且在金融、貿易、外事和科技行業有所建樹。儘管“太子党”成員之間的庇護關係並不總是十分密切，但他們都需要維護自身利益，特別是在民眾日益反感“紅色貴族”裙帶關係之時，這種共同利益關係就把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

這兩派在政策上的分歧猶如他們的背景一樣懸殊。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之間的差別反映了中國兩股社會經濟勢力在不同層次上的力量角逐。“太子党”更傾向于增加企業家和新興中產階級的利益，而“團派”則經常呼籲建立和諧社會，更為關注諸如農民、農民工以及城鎮貧困人群等弱勢群體。這種現象可稱為“一黨兩派”政治機制。儘管這一機制並未得到中共領導層“合法性”上的認可，但與中共近年來主張的黨內民主和權力制衡的呼聲相吻合。

不難理解，下一屆九常委的候選皎皎者大多或全部都來自於這兩個政治聯盟。與此同時，日益分化中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各類媒體、不同利益集團也明顯為中共權力問鼎者的對壘而搖旗呐喊，中國人在表達怨憤和評價領導人時感受到的禁忌越來越少。這些雖然都可被視為引導中國政治向公開透明和公眾參與方向發展的積極進步，但同時在和諧與穩定壓倒一切的今日中國，這種趨勢也預示著諸多的問題和潛在的風險。在民眾積怨日深且對未來期望日增的情形下，人們往往在煽動性的宣傳面前極為脆弱。中共執政面臨的最大挑戰，似乎不僅在於外部壓力，而且也源於內部權力競爭導致的分裂危險。正如中共在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中坦率而明智地承認的那祥，中共要維持其執政黨地位，制度化建設“從未像現在這祥艱巨而緊迫”。建立黨內競爭新規則和精英晉升新機制時不可待。

突破點：差額選舉的擴大

如果中共要避免出現破壞性甚至可能是暴力的革命，十八大期間進行大膽、積極的政治改革是極為必要的。當然，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多方位、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互動、憲政、公民社會、媒體監督和軍隊國家化並進的複雜過程。其民主形式必將而且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而黨內民主，尤其是高層政治精英的民主選舉即差額選舉的擴大，可以成為中共政治改革的突破點。

事實上，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早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已經出臺。然而，25年間，差額選舉的規模和比例並沒有顯著提高，更沒有上升到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選舉。儘管在2007年十七大前夜，中共400餘位高級幹部曾有對第五代領導人入政治局委員的摸底選舉，但其選舉的方式、規則和目的都值得商榷，更不用說其缺乏透明度。正如中央黨校學者鄧聿文最近在《財經》雜誌撰文指出的那樣：“一個對世界有著越來越大影響的國家，其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卻像霧裡看花般不透明”。

中共制度化建設當然也包括任期制、年齡限制和其他規則。然而，這些以往用以解決昔日問題的辦法已變成今天的難題。當今中國最突出的政治現象之一是，越來越多退休領導人日益口無遮攔地批評現任領導者推行的政策。退休領導人的批評可能反映他們對中國在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制定合理政策、保持正確方向的真誠願望，但這也可能被視為發洩自身不滿的方式。由於任期和年齡等硬性規定，在中國各級黨政機關，許多身體健康、博學多才、年富力強的領導幹部不得不在60歲前就退出領導崗位。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退休後“下海" 經商，還有一些人抓住在位的最後機會，利用手中權力貪污腐化或從事其他不法行為，形成了中國特有的“59歲現象”。在過去20年中，由於必須嚴格執行有關體制性規章制度，積聚了數量龐大的退休幹部，並由此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除非中共在任用高級領導幹部時採取更多更靈活的選舉機制，否則在不久的將來，年齡歧視、中共退休幹部對各種國家治理問題的不滿還會進一步加劇。

而更重要和更緊迫的問題是：

如果有十四、十五位常委候選的皎皎者，如何在其中產生九常委？

是否能有比關起門來在派系間進行“內部交易”的“暗箱操作”更合理、更可行、更受民眾認可的方法？

答案也許在於十八大中央委員會對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差額選舉。本文由於篇幅上的限制無法展開操作層面上的詳細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九常委的差額選舉將使中國政治秩序為之而改觀。它會使政治遊說變得更加積極和透明，派系平衡變得更加合理和合法，選舉變得更加頻繁和真實，而不同階層和利益集團尋求黨內代言人的政治參與也變得更加具體和實在，它可以從根本上防止“老人干政”的回歸。中共領導人可以通過體制管道而非過於依靠庇護關係來建立其合法性。正是因為集體領導產生的弱勢領導人，其晉升規則才顯得更為重要。而又是因為集體領導的弱勢傾向，才需要政治合法性使其更具威望和領導力。

人們期待，中共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大及以後的歲月中，能夠在政治改革方面邁出大膽和堅實的步伐，從而繼中國經濟奇跡之後在政治領域創造新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