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剛到來，全世界瀰漫在變化的迷霧中----

印度對外開放國內銷售的市場及投資市場，這是很大的一步，印度的變化會加速;

回教世界許多軍閥政權被驅逐，接替政治權力的會是”西方式”的民選政府? 或是像伊朗政教合一的基本教義政權?或又是另一派軍閥建立的政府?以埃及和伊拉克的發展看來----最不可能的成形的就是”西方式”的民選政府!!  美國在阿富汗已訂下撤軍的時間，阿富汗會再成為遜尼(Sunni)神學士政教合一的基本教義政權嗎?

歐盟世界，2012年會是必須縮衣節食的一年，英國的經濟能夠獨善其身”健康的”成長嗎?

2012年中華民國當選的總統，在內政上的經濟問題是有大壓力的，這個壓力可能會持續到2015年等到美國重新建構全球的經濟秩序;倘若，2012年底是共和黨勝選，茶黨運動( The Tea Party movement)的主張成為黨綱，那麼，又會有不同的"經濟恢復"路徑!!

-----台灣初級勞動力的薪資水準是和大陸沿海一線城市趨同的大趨勢是不變的，好在，大陸的基本薪資近年來大幅度的調高及匯率的提升和22K的差距逐步的縮小，台灣失業的情況不會更惡化;

-----台灣和大陸的ECFA簽訂了，後續的"利基市場"(niche market)效益會逐步的顯現，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就是"兩岸一個中國內部不同關稅區域的協定"，可以不管WTO所規範的已開發和開發中經濟體的義務差異，架構協議達成了就是”國民化待遇”，等於是在"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開了一個”後門”，只要中國未來的經濟規模是可預期，世界廣大的已開發經濟體可通過"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以低於WTO的門檻進入中國的內需市場，這是對台灣未來不得了的”利多”，例如:日本及德國的高端工具母機製造商，就可來台灣設立製造工廠，在ECFA的協議下進軍中國高端工具母機的市場，這是台灣產業轉型的重要的促進協議。其他產業"應用研發"的工作也會因貼近市場的需求移到台灣，這有助於提生"高端勞動力"的就業，當初許多搖旗吶喊的反對就是"吠聲之犬"的典型反應;"預見力"是決定個人能否"高於平均"基準的重要元素之一;

-----台灣許多"live hand to mouth"的初級服務業(也就是所謂的”在地產業”)會因觀光人口的增加解決"不少"中、輕人口的就業，但是，由1990年代勞力密集產業外移造成的五十歲以上年齡的失業人口是需要依靠社會救助的機制維持基本溫飽;社會真正的弱勢不是農民，是這群高齡失去工作機會的勞工，這是下一屆執政者要多用心的社會公義議題!!

-----美國牽動全世界，但大陸的經濟情況是牽動台灣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類似月球牽動地球潮汐的狀況，中國的經濟變動因素複雜，市場上"那隻看不見的手"經常性硬是被"黨的意志力"扭轉了;

-----2012年台灣的經濟發展的前景是重度依賴大陸經濟的發展情況,誰執政都是如此!!

那麼，中國會是甚麼的情況了?

中國最不受控的變化因子會在政治層面!!

這篇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繼“中式民主”的啟動及中國的黨內民主：我們應該拿它當真嗎？後，又一篇討論中國政治改革的文章----溫家寶之前多次呼籲中國要進行中國的政治改革，中央沒有呼應的聲音，但卻是能在國際及記者會中一次又一次的談論這個議題，顯然胡錦濤總書記是採取”寬容”的態度。  要推動政治改革，是共識;困難的是如何推動”一黨專政的黨內的民主實踐”，這一系列的文章值得仔細的讀一讀，後續的發展更值得持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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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的焦點、難點、突破點(上)

2011年12月31日 07:34 AM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

2012年，經濟轉型中的中國將迎來中南海政治精英的換屆。海內外關於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日囂塵上的各種悖論，似乎預示著這是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關鍵之年。

從經濟上看，一方面是中國在全球金融、貿易、消費領域舉足輕重的強國地位的確立，而另一方面是中國房市泡沫和“唱衰中國論”的興起。

就政治上而言，一方面是中國國內政治人物公開遊說和不同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如重慶和廣東）互相匹敵的新景觀，而另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包括黨內民主舉步維艱的舊氛圍。

在社會領域，一方面是各階層尤其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和加速城市化中喪失土地的農民階級維權意識的增長以及媒體商業化後的資訊多元化，而另一方面是中共對公民社會、新媒體和公共輿論的嚴格控制。

面臨挑戰和機遇的中共領導人，尤其是中南海的新主人，會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中國的經濟轉型，改變中國的政治運作方式，應對快速變化中的中國社會？

領導層代際更替：希望和憂慮的悖論

正如中國正在發生的許多其它事情那祥，舉世矚目的十八大中共領導層的代際更替既給人“希望”又讓人“憂慮”。

“希望”是因為，下一代，即“第五代" 領導人，較之上一代領導人，職業專長和政治背景更為多元化；由於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有更強的適應能力；基於改革開放時期的高等教育和工作經歷，在政策選擇上會更具全球視野。他們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行政體制的改革、和民主治理的嘗試做出影響更加深遠的貢獻。

“希望”還在於，如果2012年的權力交接能夠取得與2002年第三代領導人向第四代領導人交接權力那次一樣的成功，並在未來幾年中有效地應對各種挑戰，對中國領導層和整個國家都將是一大鼓舞；如果中共最高領導層能夠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再次實現和平、有序、系統的權力交接，也將使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刮目相看。

“憂慮”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日益增長的思想多元化和各類利益集團影響力的不斷增加，不僅使領導層達成共識變得非常困難，而且會引發人們對這些政治精英人物能否凝聚民心的嚴重擔憂；新一代領導層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可能會發展到一種不可調和的地步；政策分歧則可能使決策過程變得更加冗長和複雜，甚至陷入僵局；在一個缺乏眾望所歸的強勢領袖的年代，民眾似乎不能忍耐、也不會允許領導人有諸多犯錯的機會。

“憂慮”更在於，即將到來的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春十二屆人大的換屆，有可能是近30年來北京最高層權力交接規模最大的一次。在黨、政、軍三大系統，即政治局常委會、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軍委這三個最重要的領導機構中，每個機構都約有70%的成員將實現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齡。2013年後，負責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事務、經濟與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軍事運作的首要人物幾乎全部都將是新面孔。在新的人事上，尤其是在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委員的任命上，會出現激烈角逐，派別間的內鬥可能失控，從而導致一種混亂的局面。而競爭九常委－－中共最高層決策機構的席位－－則可謂是現今中國政治的焦點、難點和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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