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09日 06:46 AM

英國《金融時報》 吉密歐 

天安門廣場

在中國國際關係學院與京西古老的皇家園林頤和園之間，坐落著一處隱秘的場所，這是中國唯一一處可以公開辯論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垮臺問題、而不用擔心遭到報復的地方。但這處樹木茂密的場所並不是某些由美國資助的自由派智庫的所在地，也不是地下異見組織的老巢，而是中共中央黨校校園。中央黨校是為中國威權領導人培養精英人才的學校，官方宣傳機構將其稱為“黨員黨性鍛煉的熔爐”。

中央黨校創辦於1933年，目的是向幹部灌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及後來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本人、近期被任命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以及其前任胡錦濤，都曾擔任過該校校長。為適應中國社會發生的一些重大變化，該校近年來大幅調整了課程。學員們仍然鑽研《資本論》(Das Kapital)和“鄧小平理論”，但同時也在課堂上學習經濟學、法學、宗教、軍事和西方政治思想。除了觀看反腐紀錄片和參加革命歌曲大合唱以外，這些中高級黨員幹部還學習歌劇欣賞和外交禮儀。

對一所旨在增強意識形態純潔性的學校來說，更重大的改變是它扮演起了較為新穎的角色：知識份子可以在這裡自由辯論，辯論的內容幾乎沒有限制。黨校的一位教授表示：“我們剛與一大批極具影響力的黨員舉行了一次研討會。他們問我們，在我們看來，黨能執政多久，當黨垮臺時我們有什麼應對計畫。老實說，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問這個問題，但這恐怕很難回答。”由於這位教授未獲接受國外媒體採訪的授權，因此他要求記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解體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問毛澤東領導的1949年革命的接班人能執政多長時間。此前曾有過不少關於中共即將垮臺的可怕預測，但中共不僅經受住了考驗、還茁壯成長，尤其是自十年前首次允許資本家入黨以來。如今對這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最為貼切的描述或許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會，入黨是商人拓展人脈和斬獲利潤豐厚之合同的最佳途徑。

歷史上一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要算蘇聯共產黨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前者連續執政69年或者說74年（取決於你以何種標準計算），後者連續執政71年、直至2000年才垮臺。用不了五年時間，中共就將對這兩者的紀錄構成挑戰。現代化理論認為，隨著收入的增長，威權體制往往走向民主，龐大中產階級的出現將加快這一進程，而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後出現的放緩將加大這種轉型的可能性。嚴重且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加上高度的腐敗，可增加變革的動力。

如今在中國，上述因素全都存在。但包括中央黨校諸多人士在內的一些政治理論家卻辯稱，中國的文化和政治很特殊，目前仍在席捲阿拉伯世界的威權體制垮臺浪潮絕不會沖到中國的海岸。而包括有影響力的中國知識份子、傑出的西方漢學家、甚至開明的中共高級官員在內的一些人士則相信：現在是共產主義時代的最後時日，如果不馬上推行嚴肅認真的政治改革，中共就將被趕下臺。

“千秋萬代”

陳述是中共中央黨校教黨史、“黨建”和毛澤東思想的教授，他的觀點反映了黨內高層的正統思想。儘管知識份子可以在黨校內激烈而自由地交流思想，但外國人未經特別許可仍不得踏入該校校園半步，這一規定令人想起該校的存在還是國家機密的時代。陳述大方地同意了英國《金融時報》在與頤和園一街之隔的一家茶館採訪他的請求，但當被問及對中共的未來怎麼看時，他顯得有些不耐煩。

陳述表示：“你的中國危機論的框架都是西方的。”他的語氣明顯讓人感到，“西方”是一個貶義的字眼。“毛澤東領導以後，中國共產黨不怕壓力，越壓越團結，越有凝聚力，越能創造奇跡。”

林喆

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在過去20年裡一直在研究中共如何解決黨內的腐敗問題。在同一家茶館裡，她樂觀地預言道：中共將在2049年時慶祝執政100周年，而且就像中國老話說的那樣，中共準備“千秋萬代”執政下去。但林喆和陳述也都警告稱，體制內各級組織的腐敗成風威脅到了中共的合法性。林喆表示：“當然，（這個問題是）很危險的。所以江澤民當時提到的是關係到亡黨亡國的問題。不反腐敗，會關係到亡黨亡國的。”

威權的彈性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出版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辯稱，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表著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是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20世紀的民主化浪潮佐證了他的論點。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資料顯示，1900年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擁有競爭性的普選制多黨政治，僅有約12%的人生活在可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民主制的政體下；到21世紀初，在全球192個得到國際承認的國家中，有120個屬於選舉制民主國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經民選上臺的領導人的管理之下。

中央黨校正門

目前任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高級研究員的福山表示，他相信中國將走上其他大多數國家走過的道路，很可能是通過漸進的自由化來最終實現民主。他說，如果這沒能成為現實，那麼爆發“阿拉伯之春”中出現的那種民眾起義也是可能的。

福山表示：“中國的政治模式因中產階級的日益崛起已變得不可持續——中產階級也是世界各地民主化的驅動力量。中國新一代人與離開土地、推動第一波工業化浪潮的上一代人完全不同。中國新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要高得多、富裕程度也高得多，他們有著新的需求，比如清潔的空氣、乾淨的水、安全的食品、以及其他無法通過快速經濟增長滿足的需求。”

雖然按照不同的定義，中國中產階級規模的估計數位並不統一，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20年前中國幾乎不存在什麼中產階級，現在他們卻在以指數形式發展壯大。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表示，它所稱的“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年收入在17350美元至37500美元之間的群體），去年占到中國城市家庭的14%，但該比例將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升到54%。

人們常以中國為例來反駁福山的理論。批評者辯稱，中共的持續改造過程更多的是回應其國民的需要和需求、而非回應傳統威權體制的需要和需求。直到數年前，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國政策研究專案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以及一位研究中國政治體制的知名專家還堅決支持這種觀點。但現在沈大偉已經改變了想法，他認為中共正處於衰落之中，就像中國歷朝歷代瀕臨滅亡時一樣。

這方面的跡象包括：空洞的國家意識形態（社會並不信仰這種意識形態，只是程式化地佯作遵從），腐敗日益猖獗，未能向公眾提供足夠的社會福利，以及公眾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挫敗感。其他跡象還有：日益加劇的社會和民族動盪，精英派系主義，稅賦過重且稅收收入大多落入官員的腰包，嚴重且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均，以及缺乏可靠的法治。

沈大偉表示，表明對中共體制缺乏信心的一個有力指標是，擁有海外資產和房產、離岸銀行帳戶、以及子女在西方大學讀書的富裕中國精英人士的數量。

他說：“這些人準備在當前政治體制窮途末路之時立馬走人，但他們目前仍將留在中國，為的是在那一刻到來之前盡可能地多攫取點錢。他們腳踩兩隻船的行為充分說明，中國當前一黨專政下的穩定有多麼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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