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1856年7月10日~1943年1月7日)得到喬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 House)的支持，力推交流電系統並於1888年，取得的美國專利。 1891年，在國際電工技術展覽會(the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Exhibition - 1891) 德意志帝國已完成由勞芬(Lauffen am Neckar)到法蘭克福175公里電力輸送的展示，向世界展示了三相交流發電系統的優越性---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力保他的直流發電系統，啟動”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傳---為誇示交流電系統的不安全，研發出行刑的電椅(the electric chair)，許多大型的動物被電擊死亡，抗拒、打壓交流電系統在美國的發展---這就是”趨勢選擇的錯誤”，結果就是 : 愛迪生不得不將他的許多直流發電廠逐步的整合成為現在的奇異公司 (GE，General Electric);美國家用電壓採用110 Volt的系統。  

RCA (the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曾是全世界最大的真空管製造廠商，在二十世紀六零年代時也是半導體產業技術研發的先行者，台灣現行的積體電路產業可以說是由RCA移轉了”全套技術”，逐步生根發展的。  RCA是由獲利最高的真空管部門主導公司的決策，各種新技術的研發---包括積體電路產業的研發;錄影技術;液晶顯像技術等等，都是依靠真空管部門巨大的獲利能力支撐的，輕忽了這些新技術的”威脅性”。  結果:沉溺於現有的巨大成功，導致”一系列”的”趨勢選擇的錯誤”，最終RCA被併購消失了。

1688年，英格蘭”清教徒民粹”推動君主立憲議會制度獲得確立。 而在這個時期，法蘭西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年9月5日－1715年9月1日)所建立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正是威勢鼎盛;1685年，更是”志得意滿”頒布楓丹白露敕令(the Edict of Fontainebleau) 壓制國內的意識型態;對外的”窮兵贖武”1690年，在(The Battle of Beachy Head)海戰擊潰了英、荷海軍聯合艦隊，確立路易十四在海上的霸權，使路易十四更堅信”朕即國家”的信念。  以後來歷史演化，1789年讓波旁王朝解體的革命催生了法蘭西共和國的”事實”發展----這也是路易十四在一百年前所不能預見的”趨勢選擇的錯誤”!!

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特別借APEC峰會的國際場合傳達黨內已經達成一致的改革大方向共識 :“…我們認識到，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關係調整，涉及各方面體制機制完善。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這是因為，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格外艱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就要一鼓作氣，瞻前顧後、畏葸不前不僅不能前進，而且可能前功盡棄。  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的立場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大膽探索、勇於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後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英國《金融時報》---何為習近平所說的“顛覆性錯誤”---分析的很深刻。

我個人的感覺 : 這就是透過私人發表的官方觀點。 向全世界宣告:擴大經濟改革的範圍及深度，意識型態”必須統一”堅持---類似路易十四”朕即國家” ---“黨中央即國家”一黨專政的信念。  將必須面對的”政治制度改革”推移到2049年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這樣是否就能避免---類似發生於路易十六任內---”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 

不知道---每個人必須自行辯證出”使自己相信的結論”!!

這幾篇相關文章，可以就此存證、作為日後驗證的依據!!

何為習近平所說的“顛覆性錯誤”

中國問題觀察者 鄧聿文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10月16日 17:41 PM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APEC)峰會上談到改革時稱，“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習的這句“警語”看似平實，但卻暗藏刀鋒，所以拋出後引發輿論關注，出現了各種解讀。大致說來，無論左右，一個共同的認知是，習所謂的“根本性問題”指的是中共的意識形態，也即是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不能出現反馬克思主義的“顛覆性錯誤”。

筆者認為，要理解習的這句警告的確切所指，可以從三個層面的展開分析。

第一個層面，是針對改革走回頭路的現象，警告在要不要“改革”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不能不改革，也不能拖延改革，更不能走回頭路，如果這樣，就是顛覆性錯誤。這一點應該很清楚，習是在談到中國改革時拋出這一說法的。他說，“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關係調整，涉及各方面體制機制完善。”在“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時候，“要一鼓作氣，瞻前顧後、畏葸不前不僅不能前進，而且可能前功盡棄”。在這樣的語境下，習提出“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顯然，這裡的“根本性問題”，指的是“在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改革”中，改革不能停滯不前，也不能拖泥帶水，畏首畏尾，如果出現這種現象，導致改革倒退，喪失發展機會，這就是“顛覆性錯誤”。

習所以在國際場合強調中國不能走回頭路，不會走回頭路，是因為習李上臺後，意識形態之爭以及中共採取的言論管制措施和打壓異己的行動比過去更甚，從而導致國際社會憂慮中國會不會事實上停止進一步改革開放，走回頭路。習借助國際場合，高調談論改革，為的就是打消國際社會的這個憂慮。因為習明白，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靠改革。在習演講中所列舉的問題清單中，如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行政體制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科技體制與技術創新，收入分配與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都是中國當前面臨的緊迫問題，影響到中國下一步健康發展和提高人民福祉。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改革。所以，習近平才會說，中國要前進，就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堅定改革開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開放；並呼籲，在改革堅持正確方向的前提下，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不停頓、不止步。這等於說，任何在改革問題上的猶豫不決，“走回頭路”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顛覆性錯誤”。從而，宣告了他將帶領中國繼續改革——當然不涉及政改——的決心。

第二個層面，是針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警告不能脫離中國實際和發展階段，不顧中國國情，推進激進的政治改革，如果這樣，也是顛覆性錯誤。

如前所述，在習李執掌權柄後，中國社會對發展道路的爭論比過去更激烈。是走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的道路，還是堅持中共“發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或者像極左所主張的那樣重回毛主義的路線上去，中國社會的各種力量、各色人等，這大半年來都在進行激烈辯論，並未因薄熙來的受審而偃旗息鼓。儘管薄的極左路線在政治上受到打壓，但在思想上並未遭受清算，反而和官方意識形態結成同盟，所以，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之爭，實際上主要是普世價值派與中國特色派的論戰。這就是今年5月以來的所謂憲政與反憲政的較量。反憲政派得到了官方支持，但在這場較量中未占到上風，因此才會有後來的借整治謠言對大V的整治，以及在習的“8.19講話”後，官方進一步升級的亮劍舉動。因為官方清楚，不把社會鼓吹自由民主憲政的風潮打下去，社會主義會更會失去信仰，從而有可能會把中國帶向一條激進民主之路。(I.E. 1989年天安門事件因中共黨中央的舉棋不定形成風暴;更早的1789年路易十六的政策反覆，激起的”民粹”氛圍斷送了波旁王朝走向君主立憲制的機會。)

中共認為，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歷史表明，必須根據自己的歷史和國情，走自己的路，而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探索和實踐中，只有中共帶領人民找到了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中共從內心裡認定，從西方販賣過來的這套自由、民主和憲政的價值理念不適合中國，根據這套理念來改造中國，更行不通。任何想在中國實踐別的道路的主張，實際上都暗含著否定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的意圖，否定中國以往的探索，這當然是中共所不能同意的。它已經為人民規劃了一個實現中國式的自由、民主和憲政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就是中共提出的兩個“一百年”。按照兩個“一百年”的規劃和部署，中國人民將能享受比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更高的民主和自由權利。(I.E. "更高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意涵值得探討!!) 但任何激進的政治改革，都會造成對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重新進行安排，打亂這一部署，不利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有違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定不能往這條道路上走。有這方面的苗頭，就是顛覆性錯誤。

第三個層面，是針對在中國的“維穩”大局這個根本性問題上，不能動搖中國的穩定局面，任何有使穩定局面瓦解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不論來自哪方面，都是顛覆性錯誤。

穩定本身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價值，它是其他價值的結果，像上述兩種情況，都會對穩定產生好或壞的影響。但在中國，穩定則變成了獨立價值，是各級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出現這種情況，與中國處於轉型期，矛盾多發有關，但更多是中共錯誤理解了鄧小平有關穩定的思想。 鄧小平基於蘇聯和中國“六四”的教訓，把穩定上升為執政黨的頭號目標，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I.E. 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強調：“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

然而， 鄧所謂的“穩”，主要是指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準則的穩定，以及國家政治生活的規範化和秩序化，即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權的安全，它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前提和基礎。對於這一意義上的“穩定”，不僅來自右的思想和主張會對其產生威脅，來自極左的僵化思想和主張，同樣也會對它產生威脅。所以，鄧小平才會提出既反右也反左。

可現在的問題在於，除了這一層次的穩定外，中共尤其中共的地方政權，機械地理解鄧的維穩思想，把現實中發生的一切不利於穩定的事件和行為，即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當作威脅政權和制度安全的敵我矛盾來處理，並施之於專政手段。這在今年表現得特別明顯。當混淆兩種維穩的性質時，無疑會進一步激化矛盾，使事情向壞的方向轉化，導致矛盾和對抗升級。而地方政權又把這作為驗證自己判斷正確的依據，採取更嚴厲的手段進行打壓甚至鎮壓。如此，形成惡性循環，並最終導致如今這種令現政權感覺四面楚歌的“越維越不穩”的局面出現。當“維穩”成為各級政府最重要的政治任務時，“穩定”事實上已挾持了中共，任何和官方不一致的思想言行，都可能被認為不懷好意，構成了對執政黨的“顛覆性錯誤”。

可見，習近平關於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的警告，實際是在重複十八大有關“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宣示。但由於這是在國際場合，習不可能用如此直白的話來表達，於是採用一種隱晦卻直指問題要害但國內民眾都明白的方式來表述。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鄧聿文曾為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從事中國改革與社會轉型研究。本文責編郵箱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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