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宗穆（以下稱游）：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周藍萍。拍攝紀錄片的緣由，其實是從民國一百年的元月開始，當時大百合為了錄製懷舊歌曲專輯，和我與揚明在台北見面討論重新錄製〈美麗的寶島〉和〈綠島小夜曲〉兩首歌的授權事宜。幫我們居中牽線的人叫做劉國煒，他是擁有十餘年策畫老歌演唱會的製作人。大家在民國100年1月19日碰面，討論完授權後，劉國煒和我們說，他希望在當年挪一個場次出來，舉辦一場「周藍萍紀念演唱會」，我們欣然同意，便和他訂了時間，要在100年的11月時來辦。

而劉國煒辦老歌演唱會有一個習慣，他都一定會出一本手冊，不管是群星會或是紀露霞的都一樣，劉先生便請我們協助蒐集冊子的內容。我就在想，我過去十幾歲認識我太太開始，常幫我太太和我岳母搬家，他們一家從台北搬到台中，又從台中搬回台北，每次其中都會有好幾個紙箱裝著我未曾謀面的岳父的照片，還有金馬獎的獎座和獎牌。這些東西不曾拿出來，只是隨著每次搬家被搬過來、搬過去，但我們並不知道箱子裡照片的確切內容和拍攝緣由，因為我的丈母娘其實是禁止家人過問的，問了她脾氣就不好。等丈母娘過世後，我們又搬家，那些東西也是一箱箱照搬。因而，當我要準備演唱會手冊時，我就認為我們來做成一本書好了，也才開始著手整理周藍萍資料。

影片中，揚明的口白是說「先生鼓勵我趕快整理資料」，事實上不只是這樣的，是我要做書，需要把照片趕快拿出來，依她（揚明）的認知分類。結果，那年過年，她從初一開始，整整一連關在家裡整理了五天，也整整在家裡哭了五天。一切是這樣開始的。我們因為劉國煒，才重新整理這批東西，才有出書的念頭，接著才陸續認識其他人，也這才訪談到李行導演，進而有了這部紀錄片。

游：當時為了寫書，我們和李行導演約在當時電影資料館七樓的會議室進行訪問。我們當時就和你們一樣拿著錄音筆就來了，進到會議室後，我們看到後面有攝影機在拍，便問他為什麼這麼拍，資料館才和我們解釋，原來李行導演有任何訪問和活動都會被資料館拍攝記錄下來。訪談結束後，李行叔叔告訴我們夫妻倆，「妳爸爸是屬於國家資產，不是只是妳們的爸爸而已」，所以他的東西也不應該只有文字資料的紀錄，應該連影像也保留下來。當時李行導演便拜託當時的電影資料館的館長李天礢，協助我們為接下來的每一次訪問留下影音資料。所以我們將近三年前開始，由國影館出機，然後我們負責找人訪談，包括影片中看到的楊秉忠、沈冬教授等，後來開始拍紀錄片之後，我們也有自己出機。不過整體而言，之所以會有這部紀錄片，是從李導演說我們應該做，然後從電影資料館開始的。

周揚明（以下稱周）：其實我們最初只是想留下口述歷史的影像，就是我問、你說，大家聊天的方式。後來隨著影像資料越來越多，我們才開始思考是否可以用紀錄片講述爸爸的故事，就是在當時，我先生認為我們應該從女兒的角度來述說。

游：對，有了拍攝構想後，後來各方意見都進來了，但我還是認為應該有個主軸，所以就用「親屬篇」的方式來講故事，選擇以女兒的口吻出發，另一原因則是，我們一開始對於周藍萍先生的認識非常的少，例如訪問李行導演時，我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因此我認為一定要由女兒的角度尋根，作為故事的主線。

周藍萍之女周揚明與女婿游宗穆訪問照。 攝影／洪健倫

周：幾乎不曾打開過。在國煒來找我們之前，我只知道父親以作曲為業，還有做電影配樂，但也總只是這裡、那裡聽到一點。在父親過世後母親和電影界的人疏遠，過去我也沒接觸過電影資料館，沒有一個懂得電影的人可以告訴我爸爸做過什麼事。因此，像是遇到看《新龍門客棧》的時候，我也只是跟人說，原著《龍門客棧》「好像」是我爸爸幫胡金銓叔叔配樂的。我確定知道的，就是我們家擺著一個金馬獎獎座，但那上面寫著《路客與刀客》，什麼是「路客與刀客」？聽都沒聽過，不知道。我一直以為我爸爸只拿過一座金馬獎，可不應該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嗎？為什麼上面寫的卻是《路客與刀客》呢？但這些疑問不能問媽媽，她會生氣。而哥哥跟我知道的也差不多，因此四十年來我都搞不清楚。後來才知道，其實《梁山伯與祝英台》獲獎時，第二屆的金馬獎技術類獎項拿到的不是獎座而是獎牌，第七屆《水上人家》也是，到第八屆才改頒獎座，所以我也不清楚爸爸拿過幾次金馬獎。而它們一直都被包好收著，搬家打包時曾看到，但我也沒敢打開看。因此一直以來，我只會唱〈綠島小夜曲〉，哼幾句《梁祝》，大概《龍門客棧》是他作的。對爸爸的印象就這樣模模糊糊地一直到那一天，然後一路走來，到影片完成。

周藍萍於邵氏錄製配樂工作照。 圖／周揚明提供

薛惠玲（以下簡稱薛）：父親過世當時留下的東西大概比目前可見的要多，請問母親當時是否曾做了什麼處理？

周：我們從香港回來時，搬家公司作業不像現在那麼仔細，有些東西還可以用小箱子分類裝著。大概在民國五、六十年代時，他們都是用半個人高的紙箱把所有東西裝在一起。回台灣時一切都很匆忙，爸爸在五月十七號過世，我和哥哥搬回台灣不久又得準備在九月入學，哥哥上小學五年級，我念小學三年級。

媽媽可能心情上收了打擊，或是一切匆忙，當時不知為何找了個很小的房子，房子後面有個小陽台，她就把陽台簡單用鐵皮擋著當作雜物間，裝著爸爸遺物的四、五個箱子就跟著其他雜物、皮箱堆在那裡。大約一年後，我在找東西時有打開幾個看過，裡面裝著大張、對開式的樂譜稿紙，當時也不知道那個東西叫做手稿，但一看到上面的字，就知道這是爸爸的譜，因為過去爸爸要幫我們簽聯絡簿，加上在香港時全屋子都是樂譜，所以他的字我還認得。

但是，大概又經過幾年，這些東西因為潮了、舊了、老鼠咬洞、或掉出來了，媽媽叫我把後面的東西拿下樓丟掉。當時我大概十二歲左右，心裡也是很不捨，卻不太知道為什麼，但卻就這麼拖著又半年。終於有一天，媽媽再也受不了，叫我立刻搬下樓去……。當時抱著那些箱子，裡頭裝著他所有的手稿，裡面一定有《梁祝》，一定也包括他倒在邵氏片場裡頭時台上擺的樂譜，就這樣的被我放在馬路邊。搬下樓時箱子掉下來，我也看到〈綠島小夜曲〉香港版本的手稿，當下我很想把那張譜折起來偷偷塞在身上，可是媽媽很嚴格，怕萬一被她發現了，肯定招來一頓罵。當時我就在那些箱子旁邊站了很久，跟今天一樣，掉了很多淚，卻什麼都沒辦法做。

過不到半年，當時有個國家圖書館寄信到我們家，問我們手邊有沒有周藍萍先生的「任何東西」，包括衣服也好，任何東西都好，請提供給他們，他們會妥善保存。當時收到信，那時我就知道，我可能做了件糟糕的事情，而且當時我們也不知道保留文物的重要性，而且當時母親的心情真的太複雜。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影片裡說，「我小時候不能懂」，我可能有一些不能明白母親為何這麼做的原因，但是做完這些事情之後，其實我懂了。

《音樂家周藍萍》劇照，該片紀錄的不但是周揚明的尋父之旅，也是她試圖理解母親四十多年閉口不提父親的心靈療癒旅程。                                                           圖／周揚明提供

游：稿是丟了，但當時還是有留下一些遺物，裡如去年台大圖書館辦周藍萍的文物展時，就有展出一大一小兩個菸灰缸，還有個裁紙刀，我以前不曉得這就是遺物，就拿了大的綠色琉璃菸灰缸用了好多年，總是隨手往沙發扶手或電腦旁一擺，後來當台大告訴我們這是文物，我回家後就恭恭敬敬的請太太把它洗乾淨收起來（笑）。

周：我們真的是後來才明白保留這些文物的重要性。在台大展覽時，台大的典藏人員也是相當謹慎地拿進放出，不到必要時刻，例如開幕或莊奴、潘壘叔叔來時，是不會拿出來的。

游：這我們要特別感謝陳忠照先生，我岳父在中廣時期做的很多歌曲都是請陳清銀老師編曲的。

周：對，在聯絡過程中，我聽輔大的徐玫玲老師說陳忠照老師那裡可能有〈美麗的寶島〉手稿，還有父親的題字，我問陳忠照老師說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因為那是當時我找到父親唯一的手稿，我是很激動的。後來，在演唱會當天開演前，我見到了他，老師朝我走來，手上拿著牛皮紙袋，說裡面裝的是手稿，要送給我。我接過來，一攤開樂譜眼淚就掉下來了，而我先生和旁邊的人則開始緊張地吩咐我眼淚不要滴在上面、手不要亂摸，深怕樂譜被眼淚一滴就壞了，因為那已經是五十年以上的東西，大家都很小心。

除此之外，後來還找到第二張手稿，是〈當我們小的時候〉的原稿，上面還題著它最初的曲名「青梅竹馬」。那是四海唱片的廖乾元叔叔（四海唱片創辦人）找到的，後來已經由廖媽媽捐給台大圖書館。

游：還有一張原稿。

周：那是〈一朵小花〉的手稿，在這首歌曲的原唱者陳明律阿姨那裡。我去訪問她時，她說「哎呀！妳來之前的一個禮拜，我才翻到〈一朵小花〉的手稿。」當年爸爸譜完曲後，便為她抄了一份讓她準備。說來也巧，她找到譜時我還沒聯絡到她，她並不知道我要來訪問，但她直覺地認為這很重要，有一天或許有用，便用資料夾把它收好，沒想到這一收好卻再找不到。但它就在阿姨家裡，總有一天會再出現。

〈美麗的寶島〉原版手稿掃描。 圖／周揚明提供

游：我們工作團隊只有四人，因為我們都住台中，我太太也還在區公所上班，所以在最緊鑼密鼓時，有時候是排兩天假上台北訪問，每天上午排各一個人、下午也排各一個人，很艱辛地來回兩地、在時間壓縮下的情況下拍攝。

薛：一開始周揚明來找電影資料館談合作時，我們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而且我以前雖然哼哼唱唱過不少周藍萍的曲子，但卻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因而我們可以、也應該把這麼重要的作曲人重新整理介紹給大家。訪談剛開始時，她真的對父親認識不深，要問什麼都不知道，往往聊沒兩句更是悲從中來，眼淚不斷。然後呢，我就想說糟了，這樣下去，什麼都問不到怎麼辦，一直話家常。最後就想說，拍不完也罷，就當做揚明的心靈療癒之旅好了，因為在那個過程之中，周藍萍就漸漸從一個虛擬的形象，慢慢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但是後來揚明很認真，除了這些叔叔伯伯在訪談中為她打下很好的基礎，她自己也看了很多資料，後來開始可以自己提問，更問了許多跟爸爸有關的核心問題，後來運氣也很好，就碰到台大的團隊，台大的團隊在紀錄片中很重要，把周藍萍的音樂特色找出來，加強了專業的部份。她便漸漸撫平開拍時的傷口，從一開始的悲從中來，轉為難免感傷，到現在感覺起來更像是感動而落淚。

周：我記得當初為了籌措拍攝經費，我們和導演 Mark （黃敬峯）參加了台中市政府的提案會，在僅僅三分鐘的提案時間裡我們由Mark來擔任主講人。當時Mark告訴在座評審，他過去拍攝八八風災紀錄片時，讓原住民拍攝對象卸下心防最好的工具是小米酒，但是在這次的片子裡，周揚明就是這個小米酒，老影人一見她是周藍萍的女兒，就都毫無保留的敞開心房，把所有的故事都說了。還有許多老人家因為身體或距離的關係，一般人是無法訪問到的，但他們因為這個女孩子，都很願意分享。原本初初，就是為了想爸爸，一個八歲失去父親的小女孩，因為不知道，所以去問。一路過來，到了後來漸漸成熟後，對我個人而言，除了盡到一個女兒對父親應有的了解與認識之外。我覺得，我讓很多的老人家們能夠重回當年，讓他們心理上也得到回憶與安慰；無意間，也因為想爸爸這個念頭，而留下了許多當年珍貴的電影資料，這些是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薛：她的通關密語就是，「我是周藍萍的女兒」（笑），有時老人家一聽到她是周藍萍的女兒就哭起來了。

周：我先生曾經這麼跟我說過一個感想。有天我們做了一系列的訪談，在回台中的路上，他突然有感而發對我說，周藍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人，不然我們訪問這麼多人，為什麼沒有任何人跟我們說「我不要。」大家都是坐下來，跟著我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回憶。周藍萍之前對我來說，就是「我爸爸」、「他會作曲」，還有「我很想你」這些簡單的意義而已，直到他和我這麼說，我現在才發覺──對噢，他應該是個好人。同時，在這麼長的拍攝過程中，也沒有一個認識周藍萍的人，說他不記得周藍萍的事情的。甚至我曾寫信給孫越叔叔問爸爸的事，他在email中告訴我：「你爸爸是那個年代的聲音，是我們的感動，我們都是聽他的音樂度過那個歲月的，你爸爸是個好人，他一生中幫助無數的人，誰誰誰是受他幫助最多的，一定要找他，遺憾的是我終生未見。」

大概也是因為爸爸的關係，我們在拍攝時得以見到不輕易受訪的嘉禾總裁鄒文懷先生，也很幸運地獲得邵氏的同意，在他們的舊影城即將拆除之前，拍攝爸爸曾工作過的舊影城錄音室的現況。會這麼順利，李行叔叔跟我說，一定是邵氏公司極度肯定周藍萍先生對香港電影或者香港電影音樂的貢獻，或者，你爸爸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所以你今天才有這個機會。如果不是因為爸爸，我做不到這件事。

游：我們在拍攝過程中一定會遇到許多難處，但過不了多久，有時候幾天過後，總就自然地突破了。她會覺得是我的老丈人在冥冥之中保佑我們。

周：說到拍攝的困難之處，其實每件沒完成的事情都是困難的。其實我以前很怕跟生人說話，我也很怕打電話，所以訪談的聯絡工作也總是拖到最後一刻才拿起電話，但我得到的回應，往往都出乎我意料。所以你們問難點多不多？多得不得了！但是，貴人也多得不得了。常常我要找一個東西，一時行不通，一切就停擺了。我常認為做不下去了，焦慮地晚上起來睡不著，覺得好荒謬，我是個公務人員，我先生是個退休的生意人，劇組只有四個人。但是，碰到難點時，就像他講的，幾天後就會有人牽著妳，跨過去。

要找的東西往往就這樣出來了，例如我們找到父親在電影〈阿里山風雲〉裡的畫面、在電影資料館找到他領獎的畫面，甚至沈冬教授在國圖找到他在中廣唱《魂斷嘉陵江》的錄音，他唱歌耶！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有這些東西。從一開始醞釀時的混亂期，到在台大的研究期，到開始拍攝的行動期，這些東西就是一波一波地湧進來。所以，我曾說過，也許爸爸走得太早他心疼我知道的太少，所以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彷彿就好像跟我媽媽牽著手在上面看著我，著急的想告訴我「女兒啊，還有好多東西在邵氏、在國圖，你趕快去找吧…」結果透過了沈老師、透過了很多人的手，把那些東西放到我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