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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專文：音樂是儲存私人苦樂的最佳錄音機
蘇曉康 2021-02-20 06:20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按：延安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在政治層面極強烈，其中包括共產黨躲在那裡「等待摘桃」、「延安整風」締造了毛神話和毛文化、中共俘虜西方也始之於這個山溝溝等等「史前神話」；但是延安的文化意義更大，遠未詮釋清楚，絕非「南泥灣」、「延河水」那點所謂「共產黨聖潔」，它還在八十年代掀起過一股「西北風」，從美術、音樂到電影，其中也有所謂「大師級人物」，從崔健到張藝謀，劇烈影響世俗社會，卻很微妙的一直被極酷烈的中共意識形態所容忍，一個很有趣的迷，謎底就在延安。我去過一趟延安，寫了一點感覺，對這個「西北」現象的疑惑，卻淺嘗輒止，然而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陝北娃子，不是一個偶然。

提到「西北風」，我問網友阿鏜，他是音樂人，怎麼看大陸的「西北風」味道？

阿鏜的答覆非常專業：「傾向於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雖然二者有時混在一起。」

「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隨即他又跟了一句：「忽然想到，與音樂風格最相近的東西，也許是菜的『口味』。川菜辣，粵菜淡，不好論高低，只能論特色。西北風格的音樂，肯定有其特色。至於特色是哪些，那是另一個話題。」

他的這個比喻，非常傳神，一時間勾出我的許多音樂記憶，都是有地域性的。我生在杭州，童年滿耳朵灌的，都是越劇調兒的音樂歌曲，聽過的「西北風」，大概只有一曲《東方紅》，有人說它是從一首陝北信天遊借過來的。

不過我記憶中那時候聽得最多的，反而是所謂的「輕音樂」，如「步步高」、「平湖秋月」等，其實都是廣東音樂。後來還有電影《五朵金花》，雷振邦從白族民歌改編過來，而《劉三姐》又是根據壯族山歌而來，令我們都覺得漢族相形見絀，沒什麼好歌兒。文革前這段歷史，反右大饑荒已令政治上血淋淋，卻歌聲悠揚，有人說是故意營造的歡樂氣氛，有利於統治者，此處不作論定，然而「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可能嗎？

五零後這一代，還有一種音樂經歷，跟蘇俄有關，我曾寫過一段文字：

『《列寧在一九一八》是我們的黑白電影。我們一輩子只愛聽那個「外國民歌二百首」，大部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尤其蘇聯的最多。從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尋捕捉我輩難以言說的私人心境，更是屍陳國家話語的一座馬王堆。

那時既無電視MTV也無CD隨身聽更無iPod，但這一代人的音樂記性好得驚人，個個皆靠模仿，把歌詞和歌手的唱腔學得逼真。說這是「吃狼奶」，大概過於簡單化，但是標榜為「俄羅斯傳統」，則是一種矯情。我們沒有能力從這種「傳統」中剔除民粹主義、領袖意識、政黨邏輯、暴民傾向、平均觀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決定論、兩極化，才是要害。』

超越物理時間的「私人心境」

是不是太「政治化」？顧不上了，裡頭有一個詞「私人心境」，大概不會錯。不知道從哪裡抄來一段關於音樂的理論：

『長期以來，談論音樂的哲學問題，或多或少都會關聯到一個非實在性的事物 — 時間因數上。因此，在時間範疇的音樂問題上，產生了許多對應於心理學的、數學上的論理研究，而其中最顯特出的，就是從波蘭哲學家茵加爾頓（Roman Ingarden, 1893~1970）自柏格森哲學的時間觀與胡塞爾現象學中所得出來的論點，就是在音樂作品中存在著一種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物理時間（客觀時間）不同的所謂「內在時間『（主觀時間）。內在時間只能通過人的直接體驗來感知，音樂作品自身的獨特結構，使欣賞者在感受它的時間觀念上，充滿了體驗主觀、內在的色彩，欣賞者在欣賞時，會感應在其時間表現上的長短不同，一種複雜的時間體。 』

其實我覺得這一大套哲學，說的就是「私人心境」—— 音樂可能是記錄儲存私人苦樂的最佳錄音機。比如我自己：

『九三年。不是雨果那部小說。而是我的真實。墨西哥暖流與寒流交匯於美國東岸，是七十年未遇的暴風雪或冰雨，新澤西成了冰淩世界。高速公路鑲上一層玻璃版，每天清晨我也要砸開裹在汽車上的一層冰盔甲，蘇單還覺得好玩，用靴子去踹，車前蓋上至今留著斑斑殘痕。我詛咒九三年。我常常在漫天大雪中爬行，仿佛不知道要開到哪裡去。夜幕下雨雪霏霏的那種時候，唯有一個歌聲是有暖意的：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向迷茫的遠方……」

蘇聯衛國戰爭中的小曲，一個女中音唱的，我這個年齡的大陸人從小就會哼。她頭一段還在唱「我要陪伴我的愛人上戰場」，第二段唱的就是「我要救我愛人出那戰場」，調子抑鬱而茫然，那種俄羅斯式憂愁的味道很足。我讓它爬疏著我的心緒，任車子在雪裡顛簸。我的小路在哪裡？畢竟也有了一條，而不是先前那樣如同在懸崖上，前面只有深淵。

陪她重新長大一回，就是我的小路。從前的她，腰板直挺，胸有成竹，事無巨細地站在小路的這一端，我要到那一端再去找回她來，「曲曲彎彎細又長『很合我的心境﹐我其實看不見那一端﹐那裡迷茫一片……。』

另一段：

『那天一早我們順295北上，一個半小時就趕到普鎮。一路上我們聽著一盤外國民歌，傅莉安靜而放鬆，那二百首外國民歌大部分是蘇聯東歐的，其中有一首唱道「帶著我心愛的五弦琴，從阿拉巴馬到路易士安娜」，竟是美國的。這種音樂原是我們一輩人的餵養液，一如搖滾之於今日青年，但那時候個個皆靠模仿把歌詞和歌手的唱腔學會，歌手大概都是東方歌舞團的，用很專業的唱腔唱人家的民歌，有的還硬憋外語，也皆成風格，如今隔著世紀聽去，才聽出密西西比黑人的深仇大恨與加勒比風味的纏綿。』

流行音樂的自我釋放或更接近人性

而音樂，也成為我理解兒子的一個管道。有一天我去翻蘇單丟棄的音樂CD，一盤叫Alanis的，記得當年他自己買的時候說是最當紅的，此刻我來一聽，原來那個女孩不是在唱，而是說話，一種五音不全似的哼哼，或者嚎叫，才忽然領悟了西方現代流行歌曲的要旨，那其實就是把古典式抒情性的吟唱，變成一個人宣洩式的叫喊，這是一種真正的文化變革，因為古典音樂乃是以一個文化整體、抑或一個文明為基礎的，那是全部藝術的結晶。

而現代性開始拋棄、背離這種基礎，於是人能唱的只剩下自己的嚎叫，這大概才是「披頭四」（the Beatles）的空前含義，才是西方那一代人永恆的東西，而不是別的，由此才能理解「眾生喧嘩」的意思，那跟政治上的「民主」一個意思，大眾、多數、平凡……。

也把蘇單遺棄的那個kenwood CD Player，雷射唱機，找出來聽得饒有興味，於是可以重新鉤沉出當年給這孩子買一個雷射唱機，幾乎等於送他一份成年禮的那種含義，那是當時完全意識不到，當時只心疼錢，並蔑視孩子的這種大眾平庸傾向，其實一個雷射唱機對他來說，就如同我當年在暑假讀了一套《靜靜的頓河》或看了電影《兩姊妹》一樣，乃是成熟的一個臺階。

被他遺棄的陳舊唱碟堆裡還有一盤Michael Jackson，聽聽便知道他的嚎叫還是有音樂性的，比時下沒調兒的說詞或者那種跟中國快板書似的黑人Rap還接近一點音樂，難怪稱為「巨星」。

人類音樂走向莫札特、貝多芬衰亡，而非洲叢林裡的Rap大興特興，難道是個人價值升騰必然伴隨文明粗俗化的一個詮釋？「大眾喧嘩在文學上，難道就是所謂網路文學的興起？抑或是下流話氾濫的言論自由？

不過，古典音樂需要大師來支撐，平民的文化享受是靠幾個天才、精英的創造性發現所提供的，此即每個人的宣洩要靠精緻生產的東西來作為釋放的媒介，這在心理學的意義上是否也意味著某種『意淫』，而流行音樂的自我釋放大概更接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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