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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5/07 22:29:15瀏覽2036｜回應0｜推薦0 | |
保釣大將項武忠和他的狀元夫人郭譽珮(2)
保釣運動你可知? 現在看看不算遲, 莫叫後代子孫輩, 指稱你我無見識.
• 參加保釣運動 李雅明：你說你剛開始知道保釣這個事情是在耶魯的時候？ 項武忠：我在耶魯。 李雅明：你什麼時候去普林斯頓的？ 項武忠：就是那一年前後。 李雅明：你去Princeton，是1969還是1970？ 項武忠：我到71年才正式離開Yale。 李雅明：71年才正式去普林斯頓。 項武忠：70那一年是正在休假（on leave），所以我一半時間還在耶魯，還沒有到那去。另外一半是今天開會有人提起，在波昂(Bonn)保釣的事情是我搞出來的。 李雅明：所以那個時候你到歐洲去… 項武忠：歐洲人家請我去半年。較早時我們很生氣，寫信、五百學人上書蔣總統是我們去搞起來的。因為陳省身跟楊振寧名氣大他們頂了頭。又，開始的時候在立法院討論，立法委員說我們要聲明釣魚台是我們國土，可是過了一陣子之後，為了不要搞壞與日本人的關係不肯理了，這時的台灣、以後的北京都是如此。 台北的消息來自袁旂、劉志同在外交部做事的朋友把東西寄到外頭來的。開始的時候，立法院說要管這事情，不久就打壓掉了。那個時候為了外蒙古事情，為了聯合國席位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錢復是管這件事情的。項武義前半年沒有參加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想回台灣。鬧釣運的時候他在台大。我去遊行那時候他在台大，知道這個消息以後，項武義去找錢思亮。因為錢思亮跟錢復住在一起，錢復是美洲司的司長。他們當場在錢思亮家裡就吵起來了。 李雅明：你說項武義跟錢復吵起來了？ 項武忠：錢復在台大比我早一年，我們認識。他對項武義說：「你們懂什麼東西？你們學數學的人怎麼會懂這些東西？」兩個人就對吵起來了。 後來釣運起來後，他們就派了個姚舜來美安撫。姚舜也很可憐，他的官運一半喪在我手裏。這些官員都認為這些留學生能搞什麼東西呀？隨便打發一下，安撫一下，就沒有事了。他就先到了西雅圖，在西雅圖安撫的時候，把學生嚇死了。姚舜人滿好的，一路是關懷你、然後又威嚇你，把他們嚇死了。到芝加哥以後到紐約。 李雅明：後來到馬里蘭，到了DC。我接待的。 項武忠：那是後面，先到了芝加哥、紐約。所有的中國留學生被他嚇昏了，毫無辦法對付他。袁旂的爸爸是袁守謙，袁旂的爸爸是國民黨中常委。所以袁旂真是了不起，他參加這些事情，他的壓力你看看多大，獨子啊！結果袁旂打了個電話給我，那時候我們每個禮拜開會討論、唸書，我也不知道釣魚台在哪裡，出了事情，找到50年代聯合國調查報告講下面的油多少多少，我們不知真假，可是沒有道理再受日本人欺負。 李雅明：你怎麼認得袁旂的？ 項武忠：袁旂跟項武義同年。 李雅明：因為他那時候在CCNY開始當助理教授。 項武忠：對，我們原來就是很熟的，還有一個原因，跟袁旂的太太更熟(按：袁旂夫人為謝渝秀)。袁旂太太的姊姊是沈君山的前妻，沈君山的前妻是我介紹的。所以沈君山前妻與袁旂太太基本上一直住在我前妻(ex-wife)家裡，等於是我岳父的乾女兒一樣，所以我和袁旂是因為這樣子更熟。 袁旂打電話：「我們需要你這個大砲，你趕快來，我們擋不住了，我們完全擋不住了。」所以那一次到了紐約大鬧，後來我看到別人的筆記，自己看了很難為情，那個時候我野蠻得不得了。我罵蔣介石是賣國賊，蔣經國是石敬塘。姚舜吃不消，後來他問：「這個是誰啊？什麼地方的學生？這麼野蠻。」結果旁人說：「He is a full professor of Yale university.」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完全被摧毀了。那個時候劉志同他也在場，他們從CCNY跑到Colombia，我們開會在Colombia吵得一塌糊塗。我有一個作用，平常研究生都很害怕，每個都覺得弄下來白色恐怖怎麼辦？因為我其實比他們大十歲。 李雅明：我是1943年，所以比你小八歲。 項武忠：我因為做教授早，我那時候也就35歲。這個吵起來以後，可是我不怕。所有能嚇唬你的，好像用棍子打你，棍子斷掉以後他就沒用了。鬧起來後，我家的信就到不了了。他們派了錢思亮和調查局局長到我家去。 李雅明：叫什麼名字？ 項武忠：忘掉了。他們派了最大的官，因為我那時候很有名，所以不敢亂搞，而且我父親是政大教授，也是老國民黨。所以他派了人去看我父親，我父親像是從天上掉到地下。以前我每三年回來，人家捧了上天，突然之間就像坐牢那樣似的，家信都到不了。我父親也是對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他沒有辦法勸我，我想沒有任何人可以勸我的。後來一月那個遊行… 李雅明：一月三十號(按：1971年)。 項武忠：那時候有一兩千人。那時候根本沒有在做研究，天天搞讀書會。唸了很多很多書，真糟糕，因為共產黨比誰都會騙人。那個時候唸的東西，講的簡直像天堂一樣。因為我們以前都認為中共裡面這麼壞那麼壞，可是你發現他講的這麼好，這個時候對台灣不滿，所以人會受情緒的變動，一翻過去以後覺得他們是好的，他們的科學發展一定很好吧，又會做原子彈，又會放飛彈，一定不錯，所以你的心就變了。而且民族主義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我87年寫了一個懺悔錄，戴了有色眼鏡以後，你要看紅的你就戴紅的眼鏡，看綠的就戴綠的眼鏡。文章發表在《中國時報》，沈君山很得意，把我的這篇文章收到他的書裡當作附錄。因為我天天跟他吵架，所以他把他收在後頭。在那個時候我開始唸中文書，唸了很多很多，也去 研究他們的《毛語錄》，看了以後我還真的不相信他們。可是我覺得既然台灣這麼懦弱，我想人家中共能夠這樣子，我能夠犧牲我這一代，假如下一代日子好一點，他們在造烏托邦。不要用現在的眼光看文革，像我基本上是左派的想法。你想假如老百姓都能夠一起平等，工農兵能夠起來的話，我這一代犧牲沒有關係，下一代能過好日子。想的浪漫得不得了。那時我三十多歲了，想這個世界假如我犧牲我這一代，下一代可以好，那你覺得你好偉大，所以一頭就撞進去。而且我唸書唸的快得不得了，我知道很多很多歷史。 李雅明：能不能稍微提一下您那時候遊行後為了了解中共，唸了什麼樣的書？ 項武忠：主要是研究中國，文革他們有很多消息過來，所以讀有關大陸的書多了。特別是我去看台灣寫的北京報告，裡面鬧的地方不看，只看他好的地方。所以說他們是很窮，可是好像很有朝氣，年輕人鬧起來都很有朝氣啊！所以我花很多時間，那時候中共跟印度為了西藏的問題跟印度吵架。 李雅明：1962年發生邊境戰爭。 項武忠：我就研究好多西藏他們打仗的問題。而且你看打韓戰的時候，中國人沒打敗過。 李雅明：打了平手。 項武忠：這種情況打的平手已經很了不起了。中國人第一次，中共對美國說：你不要打到鴨綠江，打到鴨綠江就要對付你，中共就過去了。所以中共講到一定做到，這對我而言太要緊了！這個時候心思就往這邊開了，你一旦往這邊轉就非常危險。 那個時候大家就要討論要去遊行，四月十號的遊行，到華盛頓DC來遊行。陳省身從加州想搬到Rockefeller Institute，還有王浩也在Rockefeller Institute，還有一個人叫陳幼石，後來變成王浩老婆的。她在王浩的辦公室召集了一個會，希望全城的人跟我們一起去遊行，大家組織起來怎麼樣。 陳省身講：他絕對不要去遊行。我們搞了半天，我就怒了。他那時60歲，過一陣子就要過60歲生日。我說：「你不遊行，你的生日我不會來了。」說完了以後我就去了德國做訪問教授，做visiting professor at Max Planck Institute。去的時候大家就開始捐錢。 李雅明：這是在四十的遊行之後嗎？ 項武忠：之前，同時我們在這之前還在紐約時報登了一頁廣告。捐了一萬八千塊錢買了一頁八千塊錢的廣告。那個時候的coordinators第一個就是我，可是當時我人不在美國，我在德國。 李雅明：你剛剛不是提到，捐了一萬八千塊，但只用了八千塊是不是？ 項武忠：後來為了那個一萬塊問題多了，我待會再告訴你。你捐了錢，心就在那裏了，雖然只捐了二十五塊。參加的都是研究生，那個時候全美國的中國研究生都聯合在一起了，天天開會，書都不唸了，整天搞在一起，搞在一起就討論登報。所以一個研究生他捐了十塊、二十塊，我們也沒有人捐更多了，捐二十五塊最多了。連大教授陳省身跟楊振寧一個人也只捐二十五塊。後來就買了個報紙廣告，上千人具名連署，這份廣告在樓下有啊(按：「一九七０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文獻展，自2009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一樓展出)，整個通訊網都是從《科學月刊》來的，要不然我們沒有這個辦法。都是來自各個不同學校的研究生。錢捐過來以後收集，由紐約保釣會管。我說我可以想辦法找錢，我不要 管錢。這個時候，每天夜裡我不知道花多少錢打長途電話。在波昂(Bonn)打長途電話你要到電信局去打，時間相差要半夜。 李雅明：從歐洲打電話回來？ 項武忠：對，貴得不得了。那個時候整天打電話回來討論。所以我那個時候做訪問教授，早上做研究，晚上做了一半以後去打電話。到四月十號回來遊行，報紙登了以後，搞到這個地步，白色恐怖就來了。愛盟這幫人真是害死人，認為這樣可以打壓人家，他們也知道我家裡被人家這樣搞，像袁旂，他爸爸是國民黨中常委，謝定裕的爸爸謝冠生是司法院院長，國民黨他們想：「這些吃我們奶水長大的人怎麼會搞到這個地步，我們哪裡虧待你了？謝冠生的兒子、袁守謙的兒子、你項武忠我們這麼捧你，怎麼搞反叛了。」可是我們不能忍受政府軟弱，而且他們是用白色恐怖的方式。他們現在最近釣魚台不許出海，是最愚蠢的事情。越壓抑，將來人家炸起來就越發火。他們以為愛盟幫了忙，這是倒忙。可是話講回來，釣魚台 運動裡面我講的是海外的一部分，海外還有另外一部分成分非常左的、認為文革是完全好的，就是廖約克他們、胡比樂。胡比樂就是余珍珠的老公。 李雅明：廖約克是在哈佛（Harvard）唸物理嗎？他當初還是個學生嗎？ 項武忠：都是學生。所以今天我們講了半天的時間，你要注意到，林孝信在會中提倡大家要做社工，那時候廖約克他們都到中國城去做社工。而你不曉得哈佛燕京裡面有多少左派的書、雜誌。我有陣子去看，那裡面很多很多的小說，是抗戰時候的小說、毛邊紙爛掉的小說，那個都是講民族氣節的事情，故事寫得讓人熱血奔騰啊！他們常常到中國城去做事，行事也跟我們今天一樣，要往下走做社會服務。這風氣是最近又回來的，前十幾年大家都是認為搞錢就好、富裕就好。這風氣現在又回來了、又開始左派了。事實上林孝信其實非常左派，做這樣的事情，草根運動(grass root)的工作，左派得不得了。那時候大家都開始往這樣想：有學位又怎麼樣、拿錢多又怎麼樣？要緊的是做人！大家有這個想法，認為這樣做簡直高尚得不得了。後來到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談判的時候，要他們硬一點，他們完全不理。 李雅明：我記得四十遊行的時候你是不是也是演講者之一嗎？ 項武忠：對。 李雅明：能不能講一些細節？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我是在華府負責保釣會，可是那個時候四十的遊行主要是由紐約保釣會七人小組在掌控。有些細節您能不能說一下。 項武忠：我記不太清楚了，我知道的是這樣子。因為我是在國務院前面演講，我是用英文演講，還有用中文演講的。余珍珠是英文演講，送抗議書去國務院的是錢致榕，大家分批去的。我們由Yale開了幾十輛車子去華盛頓DC遊行，總共大概四千人的樣子。西雅圖的張智北還把婚禮改期飛過來。那個時候每個人寫文章罵，你看《戰報》的粗野，你不能想像，那是劉大任他們。 李雅明：對，劉大任、郭松棻搞的。 項武忠：各個地方寫的東西，那天遊行我記得有人到日本大使館去演講，還有中國大使館去演講，四、五個人演講。 李雅明：我們不是派代表進大使館了嗎？ 項武忠：大使館有秘書見，可是日本人根本不理我們，不見啊！日本人把抗議書撕了放在字紙簍，根本沒有理我們。這個時候，大家愈來愈生氣，你知道那天夜裡遊行完了就到了馬里蘭。 李雅明：我知道，我是負責接待的。 項武忠：大家那時講要組黨。 李雅明：剛開始說要組全美聯絡中心，後來好像也沒通過，李我焱也不肯接。 項武忠：開始的時候，所謂的左右派還滿和合的，大家都一起。《戰報》他們在搞，劉大任進來像英雄一樣的，這一搞以後問題大了，開始分裂，還沒有真正分裂。你們假如將來要搞運動也一樣，不進則退。要搞這種運動都非常非常危險，到最後像美國的運動一樣，我們的一個大數學家那個時候反越戰講了一句話：「現在非死個人，不死我們就完了。」你的運動到某個地步，非死人不可，不死就完蛋了。施明德那個（指紅衫軍）你們去了沒有？到了他走兩三次以後，你沒有真的暴力，這是好處、這了不起，可是一定完了。運動像氣球一樣，吹了一個大氣球，一個針一插，破了以後絕對無希望。四月遊行以後到布朗大學開會。(未完, 待續, 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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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地生活｜北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