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難覓了

2004年7月，震驚一時的加拿大華裔女童張東岳綁架命案偵破，中國留學生陳敏被控一級謀殺罪名。2004年9月，因殺害韓國姐妹而遭終身監禁的美國普度大學留學生尹瞻，在身陷囹圄兩年後自縊身亡，與同年6月涉嫌殺害女友的美國肯塔基大學留學生張棟的自殺方式如出一轍。2005年2月，殘殺堂弟及女友的中國留學生吳佳鴻，在挪威奧斯陸被判處21年監禁。2005年3月，中國留學生楊楠，則因涉嫌謀殺加州房地產商鋃鐺入獄……

海外留學生殺人事件已經不再是新鮮的話題。留學生的悲劇，雖不足以宣布高等教育的失敗，卻證明滿腹經綸和驕人學歷，其實無力將醜陋與邪惡阻隔在人心之外。胸懷壯志、負笈海外的學子，何以一朝淪為凶殘的人命案犯？這是人們在嘆息之餘不得其解的疑問。在物慾橫流的社會裡，什麼樣的知識，能為我們提供安身立命的方向？知識分子素來被稱為國家的脊樑、民眾的良心。這樣的知識分子，現今還有嗎？

中國大陸作家王朔，將他的一本隨筆集，命名為《無知者無畏》。標題折射出這一代人的心態。無知不再催生恐懼，而變成當今年輕人的武器，無疑是可怖的現實。

其實，大多數人仍然嚮往知識，甚至慷慨解囊、為子女付出上萬美金的學費，這還是因為相信學費有價，而前途無價，知識帶來的是自由、自信、自我實現和人生的嶄新風景。

繼清華大學以百萬年薪延聘教授之後，各大學院校紛起效尤，標示中國大陸也進入知識價碼化的時代。但人們隨即發現，學者易得，而大師難尋──知識爆炸的今日，專業人士多如過江之鯽，真正的知識分子卻凋零難覓了。

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被公認為二十世紀的學術大師和思想巨擘。他的名言“美好的人生是為愛所激勵、為知識所引導的人生”廣為人知，他也承認支配自己人生的激情之一，便是對知識的追求。

但羅素的私德卻讓人甚為詬病，英國作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人稱“道德偵探”），著《知識分子》一書，將羅素、盧梭、薩特等人的私生活，作為“文人無行”的證據，毫不客氣地抖了個乾淨。

羅素曾戲謔說：“我從未稱呼自己是知識分子，也沒有人敢在我面前這樣叫我。我認為知識分子可以定義為一個假裝擁有更多智力的人，而我希望這定義並不適合我。”這一番玩世不恭的戲語，卻無意中道出了真諦：知識與品格沒有天然的姻緣。擁有甚至傳授知識的人，也許從未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

跳蚤的聽力

到底知識分子是怎樣的一群人？英國哲學家斯泰賓（L. Susan Stebbling），在《有效思維》（Thinking to Some Purposes）一書中主張，只要一個人清晰地思考，他便是知識分子。這定義與十二世紀“知識分子”一詞誕生時的意義迂迴相通：以思想和傳授其思想為職業的人。

事實上，知識並不自動帶來思考，正如知識的積累和琢磨，並不自動帶來科學的發展。我們在上下求索知識的時候，也許錯失了思考的深度。

一則故事說到科學家運用歸納式方法，來觀察跳蚤的特性。他拔掉跳蚤的一條腿，然後命令跳蚤跳躍。跳蚤的反應令他滿意。直到他拔去它的第六條也是最後一條腿，跳蚤才不再勉強活動。儘管科學家一再提高音量，它還是無動于衷。于是科學家在筆記本上記錄下他的觀察：“從跳蚤身上除去它的腿，會導致聽覺喪失。”

其實，每個人都在不自覺地詮釋知識。我們使用的詮釋框架雖非顯而易見，卻是心照不宣的。無怪乎有人斷言，全部的人類知識，都是個人化的知識，並不能完全客觀、徹底證偽。

于是產生了現代人的挫折和沮喪：我們積聚了琳琅滿目的事實和數據，卻找不到一個信實的詮釋標準。

今天我們承認，科學可以發現事實和推動技術的進步，卻不足以建立最重要的人類生活的價值觀念；我們可以將人送上太空，卻無法阻止年輕人舉槍射向無辜的同學。聖經《傳道書》中說：“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傳道書》1：18）當我們誇耀的僅僅是知識的纍加，它勢必將我們約束。

但知識不僅是關乎事實，更是關乎事實之間的真正關係。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是創建知識之上的秩序，確定知識之間的關聯。知識分子不是裝配工，而是思想者。現代人雖然活在資訊超載的恐懼中，但科學家提醒我們，人類尚未使用到大腦功能的百分之二。我們的生命不復真實和新鮮，並非因為得不到全部的答案，而是我們不再有好奇心和勇氣去追問：我們是誰，人生最高的價值是什麼？在這擾攘的世界裡，我們應當做什麼，可以盼望什麼？

望斷天涯路

基督教信仰便是持續一生之久的追尋和提問。信仰之旅上的人，縱然有望斷天涯路的艱辛，但仍可以尋找，因為上帝是真實的。

如果相信上帝，我們便不可能滿足于沒有生氣的信仰和不容爭議的習慣，反而要準備著我們的思考方式乃至人生方向一次次地從根基動搖。正如丹尼爾‧米革里歐（Daniel L. Migliore）所說，“基督教信仰必定提出問題，發出動議，與照單全收的傾向爭戰，持續地質疑關于上帝、我們自身和世界的未經檢驗的假定。”

基督教信仰提出問題，尋求知識，不僅是因為上帝永遠超出我們的意念，並且因為信仰所面對的世界，始終與它挑戰對峙，而無法被忽略不計。因此基督教信仰造就思考的群体，推動基督徒質疑權威、財富、文化、群体等等一切。

聖經中隨處可見對于知識的強調。在舊約中，上帝責備祂的百姓“有智慧行惡，沒有知識行善”（《耶利米書》4：22），宣佈以色列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何西阿書》4：6）。

上帝對祭司的警告是：“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何西阿書》4：6）今日的基督徒人人都是祭司，擁有追求知識的使命。在聖經的思想中，知識是引導我們進入與上帝的全新關係的通道。並且，聖經向我們要求的，不僅是理解，也是順服──除非我們竭力做良善的人，否則學習良善的知識和談論善行便毫無意義。

信仰的知識如是，普遍的知識亦然。知識的莊嚴責任，即是根據我們所有的知識來行事為人，將我們的知識轉化為合宜的行動。人性的破裂扭曲之處，在于我們對知識的渴望，與我們隱藏真理的慾望同樣強烈。在此基督徒同知識分子一樣──宣稱知道的，也必須做出來與活出來。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在聖經中，耶穌和保羅都曾經嚴厲指責那些自以為有知識的人。因為知識仿佛雙刃的利劍，也可以被運用于邪惡的目的。聖經提醒我們，惟有愛可以化解知識潛在的危險，規範我們求知的慾望和動機。

沒有愛，知識便是虛空，求知也成了徒勞。在愛心之外的知識，就像沒有愛情的婚姻一樣毫無價值。用保羅的話說，這樣的知識“算不得什麼”（《哥林多前書》13：2）。

真正的知識分子，應對他人始終懷有愛，不會停止接納、鼓勵、造就別人。被稱為“最後一個教父”的聖伯爾拿（St. Bernard of Clairvaux）說的好：“有人為了知識的緣故而求知，那是好奇；有人想為人所知而求知，那是虛榮；有人為了出售知識而求知，那是卑鄙。但也有人尋求知識是為了啟迪他人，那是愛。”

結語

在我們這個專業人士身價百倍的時代，也許知識分子的觀念日漸被人淡忘。知識分子的缺席，卻正是文化淺陋傲慢、人心虛假詭詐、社會腐敗不公和道德欲振乏力的背景。留學生的數宗悲劇讓我們心碎，也令我們殷殷期待和禱告：這一代的海內外學人在求知的路上，成為沉思而謙卑、順服真理又愛心不渝的知識分子。□

□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現居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