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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14 14:04:40瀏覽306｜回應0｜推薦0 | |
梅峰評論 14.03.2016 中共為什麼不會有前蘇聯式的和平變革 ——《共產主義神話與「新中國」命運 十四章》 作者：一平 一 中國的未來很是悲觀，現行的政體不可能持久維持下去，而中共核心權力集團也沒有改革體制的意願。中國又一次面臨辛亥革命之前的絕境，滿族高層權貴絕不放棄祖輩傳下來的大清天下；當今習集團也不願放棄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但是，當今中國比百年前危險得多。現代社會本身即比傳統社會脆弱，現代社會一旦發生崩潰，將是巨大的災難，至於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崩潰的災難更是不可想像。 但是中國崩潰的災難是無可避免的，作為國家、社會其於內裡實際已經解體了，中國得以勉強維持的唯在：「黨」作為利益壟斷集團，以利益籠絡官員，以暴力維持秩序。而作為國家正常存在的基礎均以瓦解：社會失去組織性；精英階級潰爛，不擔當國家、社會之責任；法律失效；信約解體。稍有常識，我們便清楚，這樣的國家是維持不下去的，崩潰是遲早的事情。 由於「黨」壟斷一切，崩潰一旦發生，即是全面、整體的，而且不可抑制和修復。中共的命運由此結束，這個可怕的殘暴怪物，將一切抓在手裡，致死不鬆，最終是綁架了中國，與之一起滅亡。 上世紀六〇年代初，南非白人政府以暴力顛覆政府罪審判曼德拉，並準備判處其死刑。但是美國從中遊說，說服南非當局留下曼德拉，以備白人統治一旦動搖，能和黑人談判，避免國家走向全面暴力和內戰。由此，南非當局未殺曼德拉，判其無期徒刑。其後，黑人反抗力量日益壯大，白人統治勢微。於是，南非政府不斷從監獄中接出曼德拉，與其談判。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後，南非總統戴．克拉克解除禁令，讓曼德拉領導的政黨ＡＮＣ合法，並於一九九〇年初無條件釋放曼德拉。一九九四年南非實行大選，曼德拉當選總統，當選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實現民族和解，南非避免了種族屠殺和內戰。 但是中共自「新中國」始，即絕不允許反對派存在，對異議者是斬盡殺絕，鄧後大有進步，將「殺」改為「關」。任何新生的健康的政治力量，都被其扼殺在萌芽狀態，這是他們維持其統治的綱領。他們以為他們的政權是永遠的，絕不給這個國家留有後路，如果他們垮台，中國也就該完蛋。其不僅霸道，也愚昧。他們只有紅色江山，而無中國之國家。 中國崩潰必導致國家分裂，「中國」這個國家概念將不復存在。在中共之後，沒有任何個人或政治集團可以重新整合中國，因為在前他們均被消滅和抑制了。崩潰導致暴亂或混亂，於是地方豪強或軍頭出面自救；自救要靠勢力與軍力，於是便形成地方強人政治；由此地方獨立即成。崩潰之後，中國將分裂為諸多地方獨立的專制政體。誰有錢有槍便自控一方。 如果以和平為前提，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分裂不是壞事。小國易於管理，也易於文明的多元發展，國民的生活和權益也更會得到保障。世界上最好的國家都是小國，小國的壞處是經不起戰爭，不能自保，但是和平期間無此問題。問題是，中國分裂後，各「諸侯」間的關係如何建立？彼此能否和平相處？有些地域大概可以，比如東南發達省份；有些地域則不一定，比如中原、西南地域；有些地域則注定要有戰亂和種族殺戮，比如西北多民族地域。由中國的歷史來看，分裂即是無休止的戰爭，這也就是中國由來已久的大一統傳統的緣由之一。 二 蘇東體制轉型大致是和平的，但是於中國，和平轉型則無可能，不僅如此，中國甚至也沒有「革命轉型」的可能。 蘇東能和平轉型是有原因的。首先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的，並非本民族的選擇。因此，只要蘇聯放棄對其控制，東歐各國 蘇聯得以和平轉型，得益於以下的原因： 其一、愛國主義的凝聚力。 蘇聯變革導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解體，但是俄羅斯並未解體，只是十月革命後那些陸續被紅色俄羅斯吞併附屬國離它而去。 前蘇俄雖為紅色帝國，但是史達林繼承了沙俄帝國的擴張傳統，加之二戰衛國戰爭，這些強化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傳統。因此俄國人保持了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認同。當民眾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性超越政治，那麼當國家陷於危機，民眾便可以超越意識形態，乃至不計自身利害，維護國家。比如，近年的烏克蘭危機，普京當然是威權統治，其吞併克里米亞後，遭致西方國家的聯合譴責和制裁，俄國經濟遭致重創，盧布大幅度貶值，但是普京在俄國的支持率反而上升到八成以上，即使是戈巴契夫、俄國共產黨都轉而支持普京，自由民主派反而成為孤家寡人。 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有深厚傳統，二戰俄國得以獲勝，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決定性因素。蘇聯解體，俄羅斯得以保持穩定，避免戰亂，愛國主義起到了重要作用。變革的動蕩期間，俄羅斯的中心命題是，俄羅斯向何處去？怎麼辦？生活固然困難，但人民關心國家的命運。在變革的動蕩中，愛國主義是維持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一九九一年的政變之所以未導致內戰，主要的原因是人民不支持，人民拋棄了蘇聯舊體制，更不允許保守派將國家帶入戰爭，政變者不敢承擔此罪責，而最終放棄。俄羅斯人的國家意識最終壓垮了反改革的政變者。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傳統俄羅斯的支柱，雖然歷經十月革命，但其仍支撐了俄羅斯的衛國戰爭，支撐了俄羅斯轉型後的困境，也支撐當下西方國家對俄國的孤立，其也必將長久地支撐俄羅斯的未來，特別是在危機狀況下。我們看到，前蘇聯解體，但是俄羅斯沒有解體，在史達林的後面、極權制度的後面、意識形態的後面、種種政治鬥爭、及國家危機的後面是俄羅斯的民族意志和精神。葉爾欽將政權轉交給普亭時的囑託是「珍惜俄羅斯」。 俄羅國佔領克里米亞之後，遭到世界範圍內的圍堵和孤立，但是普亭的支持率卻飆升到八成以上。對於俄羅斯人，國家、民族超越政治、政體、意識形態，甚至超越道義。這是他們的底色。我們且不論俄羅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對錯，但事實上其是凝聚俄羅斯民族與國家的力量，其超越政治、黨派、主義，在國家、民族陷於危機時，它是穩定和拯救的力量。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種族、國家、宗教總是比政治有更深厚的基礎。 三 中國人，國家、民族的觀念向來較淡薄。中國國家早成，所謂漢族即多民族的融合體。就種族而言，廣東人與越南人倒更接近，而與山東人則牛馬不相及，廣東人之所以與山東、山西人同為漢族，實非因為種族血統，乃是因為均尊漢字文化。中華是文化概念，以使用漢字、尊崇孔孟為標誌。中國傳統中，核心是家族，世事最高觀念是天下。由好處說，中國之民族、國家觀念淡薄是文明高度發達之體現；由壞處說是，經過反復的異族統治，特別是滿族的近三百年的統治，漢族已被馴服，民族、國家觀念均退化。這也就是人們一向所說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狀態。 近代，中國遭致列強的入侵、欺辱，中國的國家及民族的觀念重新喚醒，特別是經過抗日戰爭，國人的國家及民族觀念得到強化，中華民國乃現代漢文明國家之建立。 然而經三年內戰，中共奪得政權，「新中國」納入蘇聯陣營，以蘇聯為老大哥，全盤蘇化。實際上，中國已經成為蘇俄帝國的一部分，是其附庸國，小兄弟。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中國為蘇聯打了韓戰，蘇聯稱霸半球的冷戰格局由此奠定。全盤蘇化即全盤去中國化，由國家、民族的認同，到去中國文化。史達林死後，毛與蘇聯翻臉，自立世界革命領袖，與蘇為敵，另立山頭，以中國為世界革命基地、中心、試驗場，國家、民族、人民，甚至連他的黨都是服務於毛革命的。至文革，整個國家只有三個中心詞：「革命」、「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國家、民族、歷史、文化都被他消滅了。毛時代只有毛，沒有國家，也沒有民族，更沒有中華文明。 上世紀五〇至七〇年代，中國似乎有一種舉國「團結」的精神和氣象，但那並非是民族精神，也不是愛國精神。任何國家、民族之存在都天然地具有「民族」、「愛國」之情結，那是人類群體存在之必需，尤其是中國百多年來國家、民族飽經屈辱，孫中山「三民主義」，將民族放置首位，有其原因。毛澤東宣佈「新中國」建立，最振奮人心的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毛只是利用了中國人的民族與愛國情結，其所建立的並非是真實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因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均與其國家與民族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具體地說，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基於對自身之種族、之歷史、之文明、之傳統、之宗教、之文化、之語言的認同，乃至極端化的價值強調，從而凝聚民族與國家。而毛則是在國人的民族與國家情感中，強制性塞入共產意識形態——先是蘇聯的意識形態，後是毛的意識形態，然而此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卻恰恰是反民族、反國家的，否定中國國家、民族的歷史、文明、傳統和文化。比如，韓戰讓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情感空前高漲，國家與民族空前地凝聚，乃至過於抗日戰爭的勝利。 但是，填塞在國人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情感的核心意識和價值是什麼呢？那就是共產意識和價值，在此意識和價值的支配下，也就有了其後的一系列政治革命運動，直至反右、文革。而這一系列運動都是反中國文明，反中國傳統，去中國化的，是對之摧毀。毫不奇怪，共產主義意識即是反國家反民族反文明傳統。因此，毛後，共產意識瓦解，五〇年代的那種「愛國」精神和氣象便煙消雲散。 毛後，共產意識、毛意識均破產。鄧本人有國家意識，其拋棄了毛的「革命」、「烏托邦」路線，轉向務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建設一個強大富裕的現代中國。相對毛幾十年的「折騰」，這是中國一個偉大的轉折，無論鄧有怎樣的局限，但對於十數億陷於日日「階級鬥爭」的恐懼及食不果腹的人民來說，這都無異於一次解放。 但是鄧有一個死結，即他作為中共之黨、之政權、之體制的最高繼承者，他要堅持中共之統治，堅持一黨極權之制度。儘管鄧從根本上背棄了毛，也背棄了社會主義，但是為了維護中共政權及統治，維護黨國制度，他基礎四個堅持： 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其中，中間兩條是實質，堅持中共政權的統治，堅持黨的極權制度；前後兩條是旗號。後兩條雖純屬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否定了後者，中共的政權和體制就沒有了合法性。作為政治家，鄧當然清楚，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思想正是他所拋棄的，之所以舉這兩塊招牌，是統治權謀。 處於當時的中國政治狀況，或許鄧不得不如此。但由此，鄧也留下了無窮的後患，以致當下無救之腐敗，以及最終將中國的整體崩潰、暴亂和解體。（需要說明，中國最終的不幸結局並非是鄧的改革所致，而是「新中國」所建立的極權體制必然之命運，特別是毛近卅年的暴政，其將穩定國家、延續文明的所有因素摧毀殆盡。鄧無非是將中共政權、統治和體制延長了數十年。） 四 作為「貓論大師」，鄧完全無視「名」的意義。長遠及根本而言，人之存在，社會之組織，國家之建立，文明之延續，均需依「名」而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深明其理。所謂文明乃是依「名」而行，也就是民間所言凡是要有個「規矩」，有個「來由」，有個「講究」。 簡而言之，名是定位定性，是本體存在的屬性標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即是對中國國家的「定性」。這裡鄧所謂的「社會主義」乃是指前蘇聯國家模式，其不僅被西方主流國家所排斥，也被世界大多數不發達國家所摒棄，而且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最終破產，被文明所淘汰。馬列寧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異端學說，而在實踐中，它是仇恨、暴力、反文明的，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破壞和災難。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中式山寨版，主旨暴力、破壞、造反，毛徹底摧毀了中國文明，其暴政至數千萬國民無辜死亡。此兩「堅持」之「名」，均將中國標上反人類、反文明的屬性，列入世界多數國家的對立面。如果說，毛時代，國人受蒙蔽，迷信毛，對此兩「堅持」尚認同，但是經過文革，共產意識破產，國人對此痛之厭之尚不及，何談認同？況且，在這兩個旗號之下，國人曾遭受長久的暴政和苦難。國家「堅持」冠以這個旗號，只能讓國人對之憎惡。「八九」浩大的民主運動，即是國人對其憤怒的釋放。 再，國家由物性來說是指：一定地域、此地域上的人群、這些人所結成的共生體；由文明而言，國家則意味：其歷史、文化、及國人的生活方式。而馬列主義、蘇聯模式均屬非中國化；毛思想屬「中國特色」，但其是流民意識，是中國正統之異端，是破壞性的。因此，鄧所說的「社會主義」、「毛思想」僅是維護中共統治的藉口，而不能組織國家。該旗號下的中國不是中國，其無法凝聚民心，反之卻使民心背離。 當下，中共混淆「黨」、「中共政權」、「國家」的概念，用「愛國」的外衣包裝「效忠黨」，乃至將孔子也塞進「黨」的皮包之內，用以鞏固其政權。然而，事與願違，由於對「黨」「中共政權」的厭惡，「國家」「民族」也連帶著被褻瀆。當下，民眾語言中「愛國」已是調侃詞語，是奚落的對象，人們很清楚，現今所謂「中國」已是「你國」。 說到底，中共的政權從根本上失去了民意的支持；這也就是其政權及國家最終將崩潰的原因。一般而言，政權崩潰不會導致國家崩潰，更換政權即可；但是中共綁架了國家，將所有異己力量和和意識都消滅了，因此當中共政權崩潰，即中國國家之崩潰。 五 其二、新官僚及新精英階級。 蘇聯的變革是由上而下的變革，是由蘇共高層發動並領導的，並為多數官員和精英階級所接受，抵抗的官員是少數。蘇聯的變革起於赫魯雪夫。赫魯雪夫由三個方面改變了史達林的蘇聯，為蘇聯極權體制的最終瓦解奠定了基礎。 甲、瓦解了共產主義信仰。 所謂共產主義信仰實乃一種現代宗教崇拜，而宗教崇拜的終極乃是對某一神靈的崇拜。就當時世界共產運動，史達林是最高領袖，由而也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崇拜之神。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撕破了史達林的神話，讓人們看到一個作惡多端惡魔。整個世界的共產主義信仰從這一刻開始瓦解，首先是蘇聯、東歐乃至歐美各國共產黨的精英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信仰被動搖，乃至摧毀；其後蔓延至普通信眾。史達林神話的破滅，導致蘇東陣營共產主義信仰的瓦解。 乙、結束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和殘酷殺戮。 史達林的統治依靠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和殘酷殺戮，這也是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主要內容。赫魯雪夫的重要貢獻就是改變了蘇共史達林的統治方式。史達林後，蘇聯仍然是極權體制，仍然迫害執不同政見者，秘密警察無處不在，但是放棄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黨內鬥爭也不再實行殘酷殺戮。蘇聯進入相對溫和穩定的時代，即修正主義的「全民國家」時代，沒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鬥爭。 丙、結束了領袖個人獨裁統治，轉而為高層寡頭集體領導。 赫魯雪夫雖然也是專斷性的領袖，但已不能實行史達林式的獨裁統治，他之下台，即說明蘇聯已轉入多寡頭的時代。赫魯雪夫之後，勃烈日涅夫執政近廿年，而他是個中性人物——其上台即是各派別妥協的結果，代表諸寡頭間的制衡與妥協。其間，蘇聯雖然還是極權體制，但轉入制度化，集體領導，寡頭分工制衡，而非領袖的專斷獨行，隨心所欲。 應該說，中國鄧的變革也有以上三方面類似的意義，但是其間有一重大的不同，就是赫魯雪夫之後，蘇聯在數十年間培養出一批開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這批人和鄧後中共幹部全然不同。由赫魯雪夫到蘇聯解體，這卅多年是蘇聯和平、穩定時期，政治相對溫和，社會也相對正常。這卅年的和平穩定的時間，蘇聯培養出幾代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他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這就改變了官僚階級的成分和素質，相對溫和、開明。（從史達林時期，蘇聯就重視精英階級的培養，提出幹部決定一切，這和毛不斷清洗體制內知識分子，重用「工農兵」幹部截然不同。前者是精英治國，後者是「草根」掌權。）戈巴契夫、葉爾欽都是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蘇共新領袖，是其代表。 戈巴契夫的《改革與新思維》表明這一時期的官僚，不僅和史達林時期的官僚不同，而且也不同於赫魯雪夫及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官僚也不同，從安德羅波夫便顯露出來，這一代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都期望變革。戈巴契夫「新思維」的中心是「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他認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人。史達林時期所形成的社會主義，發生了嚴重的變形，實際上建立的是『專制極權和行政命令的官僚體制』。在這種體制模式下，人不被當作目的，而是當作手段來使用，也就是說，把人當作黨和國家機器的『螺絲釘』。」他的改革就是要「明確人是問題的中心，明確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現實的人道主義制度』，人是『萬物的尺度』。」（陸南泉《戈巴契夫改革的指導思想》） 戈巴契夫、葉爾欽所開啓的政體變革，代表了當時蘇聯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的變革意願。戈巴契夫、葉爾欽的弱點不是他們固守極權體制，而恰恰是他們對人的價值和自由、民主制度有過高的理想。但是，他們畢竟結束了蘇聯紅色帝國，結束了蘇俄的極權體制。一九九一年，蘇聯保守派發動反改革的政變，但多數官員、精英階級和民眾都站到了改革的一邊，乃至軍隊拒絕向民眾開槍。蘇聯得以和平變革，得力於由上到下的開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 六 但是，與蘇聯相較，中國的情況則有致命的欠缺。 由一九一七到一九九一共七十四年；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二年史達林逝世是廿六年；從史達林逝世到一九九一年也有廿八年。前廿六年，特別是自史達林提出「幹部決定一切」，工農出身的草根幹部基本被淘汰光了，在史達林時期，蘇聯的官僚領導階層已經完成了從草根到精英的轉變。這也是蘇聯能迅速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的重要原因。後廿八年，蘇聯轉入「全民國家」的溫和穩定時期，其間培養了二至四代新人，雖然他們接受的仍然是共產意識教育，但是他們沒有經過殘酷的戰爭和政治清洗；雖然共產意識仍是國家意識形態，但是蘇聯保持了俄羅斯傳統道德和人文精神，有人道的底線，這在蘇聯文學中可以明顯看到。普亭、梅德梅傑夫都是這時期成長起來的，他們雖然實行威權統治，但是反對共產意識形態和共產極權制度。蘇聯後廿八年所培養的幾代人，在懸空的共產意識之下，有一共同的道德與意識基礎，即人道主義。戈巴契夫的改革宗旨即是建立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 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是廿七年。毛接管中國，但新政權的官僚基本是革命戰爭中的轉業幹部，他們多出身底層，大老粗，沒受過什麼教育，當然中共幹部隊伍中也有一批知識分子和左翼文化青年，但數量有限，同時中共新政權還延用了一批「舊中國」的官員，但是後兩部分人，在毛時代不斷遭到清洗。毛的用人政策基是，不信任精英、知識分子，對之打壓，而重用草根「工農兵」，因為後者更忠誠，更容易掌控。至毛去世前，中共的官僚隊伍為兩部分人，一是經過戰爭年代忠於毛的老革命（包括先打倒後又請出來的），一部分是文革中提拔的激進左派「工農兵」幹部。這即是當時領導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班底，從中央到地方。 就鄧本人，他不相信社會主義，也不相信毛澤東思想，二者都是他反對的，但是他上台後還是要打這兩塊招牌，原因是中共內部的草根勢力太大，不得不如此，否則無法推行他的資本主義。當然，這其中也包括鄧本人的局限，如果將他和戈巴契夫對比，就可清楚地看到二者的精神、思想、文明素質的差異。屆時，中國較蘇聯、中共較蘇共落後兩個時代。 毛後，被毛壓制的右派元老們反撲，逮捕了「四人幫」，擁鄧主政。鄧上台後，改變了毛路線，廢棄階級鬥爭，將國家轉向經濟建設。鄧執政後馬上著手，解放被毛清洗的老幹部及知識分子，重新啓用，同時清洗毛留下的左派「工農兵」幹部。其後，鄧重視提拔新一代技術官僚，重視新領導階層受教育程度，中共五〇年代培養的知識分子受到重用，如江、朱、胡、溫。至此，中國由毛的革命「草根」領導國家，轉向精英領導國家。在中共體制下，這總算是正確的幹部選拔路線，無論如何這是國家之進步。 江、朱、胡、溫一代精英大致是少年時期接受的是民國的正統教育，「新中國」時期完成大學教育，並被培養為黨的青年幹部，其後遭到反右和文革的衝擊，鄧後被啓用，成為國家各級官僚。就毛時代，他們算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了，尤其是他們少年時代受過正統文明的教育。這也是八〇年代，國家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後兩代人則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童年受到的是「新中國」共產教育，少年、青年正趕是文革，參加紅衛兵造反，之後學校關門，被下鄉當知青。這是中國近當代歷史上最糟糕的兩代人。他們自幼受的是「黨化」教育，文革中成為革命「法西斯」暴力造反，之後被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他們既沒經過正統的文明教育，基本是早荒蠻和暴虐的環境中長大的。文革後期，恢復大學，他們中的精英或作為「工農兵」被推舉上學，或在七七年後考入大學，但均屬殘缺的教育，而他們的心理在文革中已經定型。八〇年代，他們中的一批優秀者參與思想解放運動，但「八九」之後，遭到清洗。 當下，中國官僚階級主要是這兩代人掌權。薄熙來、谷開來、王立軍一案，此三人大致可代表這兩個年齡段的官僚，既無信念，亦無道德底線。薄、谷是紅二代，王是底層「奮鬥」上去的。他們不愧是毛教育大的，其貪腐、蠻橫、胡作非為，前所未有。而七〇年代後出生的官僚，他們大致是在權貴經濟、唯利是圖的環境中長大的，正統的文明教育沒有，而黨文化仍然主導教育——不為其所信，他們受到的僅完整教育是技能教育。他們中好者成為錢理群教授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而差者則淪落貪腐。 縱觀中國當下的官僚階級，整體而言，他們和戈巴契夫時期前蘇聯的新官僚不可同日而語。相對而言，後者有理想，有道德、承擔國家之責任，有改革之要求，而中國的官僚則是無官不貪，他們所關心的是個人的權力、利益、家族，將子女送到歐美，他們沒有改革的意願，而是要盡可能地保住自己的權力，並進而上爬，以撈取最大利益。他們不看好中國的未來，中國一旦發生問題，就將攜巨款，舉家逃離。 這樣的官僚階級，國家的各級領導者，我們怎麼能期望他們領導國家實行憲政改革呢？如果國家實現憲政改革，政權將大變革，大批官員將失去其權力，而一旦失去權力，即面臨其非法財產將被清算。出於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現官僚集團並不期望變革。戈巴契夫時期，前蘇聯時期官員有特權，但並無多少私有財產，這與當今的中國官僚階級截然不同，現中國官員大部分都有數量不菲的非法財產，這也就是中國之所以推行不了官員財產公開的原因。 七 這裡尚有幾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提及。鄧的改革限定是經濟改革，政治體制上則依然要堅持中共極權政體，意識形態上也強調要堅持毛思想。因此，在八〇年代中共還是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在這兩次運動中，中共體制內再一批持守良知的知識分子遭到清洗，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最終中共歷史上最為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被逼下台，並由此引發了其後的「八九」運動。「六四」鎮壓之後，所有反對開槍鎮壓，及各級傾向政治改革的官員遭到全面清洗，以高層趙紫陽為首，包括胡啓立、閻明復、鮑彤、胡績偉等等。此舉嚴重打擊了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使中共的政改更加無望。 我們假設，胡耀邦、趙紫陽可能會是中共的戈巴契夫、葉爾欽，在未來將實行政治改革，但他們恰恰卻被頑固派元老們所幹掉；而蘇聯的情況正相反，當保守派發動軍事政變，被幹掉的則是政變者，其後戈巴契夫被「下台」，原因是他的改革太保守；由此可見蘇共內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力量的對比。兩相對照，中共與蘇共的素質截然不同，雖然都是「共產黨」，但蘇共的文明程度、人文教育、政素質界遠遠高於中共，中共要比蘇共野蠻、愚昧、蠻橫得多。說到底，憲政是文明程度的體現。 「六四」鎮壓後，中共大失民意，進一步喪失其統治的合法性，與中共的離心離德，不僅體現於民間百姓，更體現於其官僚隊伍與精英階級中。動用軍隊殺戮平民，於任何政權都是說不通的。為了穩定政權，鞏固其統治，中共對官僚和精英階級採取了變相贖買的政策，除了大幅度提高他們的薪金、待遇之外，就是縱容他們撈取利益，以各自的方式發財致富。對精英的策略是，提拔他們做官，或鼓勵其下海；對官員則是默許其腐敗，利用職權撈取好處。特別是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允許官員和精英，以最小的代價，「合法」分割國家則產。江澤民的名言是「悶聲發大財」。在中共的這一政策下，官僚與精英階級迅速「致富」，成為既得利益集團。 再，毛後，中共實行了一項令全世人瞠目結舌的政策，即將國家黨、政、軍、經大權，有計劃地移交給自己的後代——紅二代，因為「自己的子弟可靠」。於此，最可看清中共政權的本質——流民政權。中國古代，權力的血緣移交也僅限於皇帝，其下從宰相到縣令，均需經科舉考，並逐步提拔。即使野蠻的元朝，其高級文武官員也是半世襲制，而元朝中期之後亦恢復科舉。我們想不出中國歷史上有那一時期如此野蠻、落後，將國家權力整體性血緣性移交，中國的政治退回到了部落時代的血緣權力。世界共運二百多年，蔓延大半個世界，尚沒有哪一個黨如此行事，從列寧到戈巴契夫、葉爾欽，這是蘇聯、東歐各屆共產黨想都沒想過的，即使朝鮮，權力世襲也僅限於金家一家，此真可謂中國特色。此實質上是將國家私有化，歸屬諸紅色家族。中共之愚昧、短淺，完全不曉其危險所在，國家的私人團伙化，將使國家失去國民之共認，並使該政權與國人對立，這將從根本上斷送國家，導致天下大亂。 中共這一佈局從八〇年代初開始，至江時代完成，至習「紅二代」全面接管中國黨、政、軍、經最高權力。而這一代恰恰又是文革紅衛兵一代，其一面是高度貪腐，另一面是專橫，無法無天。以上兩條加起來，就是紅二代政權。薄、谷一案可窺一斑。他們的「哲學」是：天下是我們老子們打下來的，中國姓「紅」，要想改變江山，「拿兩千萬人頭來換」。習、薄可以是爭奪最高權力的對手，但是他們關於紅色江山的認定、「治國」路數、紅色意識則是一致的。羅援的名言是「父輩打下的江山，我們有責任來保衛父輩的成果，不能給父輩臉上抹黑」；現在的一些新貴，何功之有？他們的後代憑什麼『大樹底下好乘涼』？」 薄熙來到重慶，陳雲之子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撥款八百億支持；薄唱紅，一百多位高級將領的後人前去站台助威。二〇一六年二月「安兒女聯誼會」八百多紅二代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新春團拜會，主題是「宏偉藍圖點贊，讓紅色文化代代相傳」，實則是為習近平站台。大會強調「要認真領會黨中央的戰略佈局，跟上習總書記的步伐，……要有打持久戰的決心！」「呼籲革命後代繼承父輩的信仰和鬥志」數百名革命後代齊聲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近年來，「紅二代」的這樣的大型聚會已為常態，中心就是挺習，團結在習核心的周圍。 可想，在中國還有任何其他的政治派別可以組織這樣的大型聚會嗎？「紅二代」是中國唯一的有綱領有組織的政治集團，是中共中黨中之黨。除此之外，中國任何其他的政治派別和力量，都被消滅了，包括所謂「團派」、「山西幫」、「石油幫」，異議群體就更不用說了。 將國家政權轉交給「紅二代」，從根本上斷送了中國實行憲政變革的可能。「紅二代」執政的宗旨乃是保衛老輩兒傳下來的紅色江山，將國家牢牢控制在他們手中，為此他們不惜與國家玉石俱焚。薄也好、習也好，為保紅色江山，他們都會重上井岡山。他們絕無可能領導中國進行和平變革，走上憲政，他們必將中國拋入大災禍。 八 再說中國的精英階級。任何國家和民族實際都是由精英階級所領導的，他們決定國家、民族文明的質量——智能、文化和道德和程度，是之主要擔當者，代表國家、民族發展的趨向和前景。 中國傳統上的精英階級是「士」階級。中國文明崇尚教育，受過良好教育者方可為「士」，也就是進入精英階級，即使是鄉紳也是知書達禮。中國傳統上的「士」主要擔負這樣幾項職能。 一、治理國家。 他們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之後參加科舉，進入仕途，作為國家各級官員，護民理政。 二、維護道統。 保障國家與社會在正統的儒家道德規範、秩序中運行。 三、傳承文化。 由於經濟所限，中國古代受教育的人數很少，至晚清國人識字率大約僅佔人口的五％。「士」是文化人，其重要職能之一就是繼承先人的文化，再創造、發展，並將之注入社會生活，如經典、禮儀、記史、詩書琴畫等等。 四、教化民眾。 「士」有教化民眾的責任，傳道、授業、解惑，其無論是為官，還是退居鄉野。 由於中國文明屬非宗教文明，因此中國的「士」負有宗教文明中教士的責任，在為官行政之外，也還要維護道義，教化民眾。在人類文明史中，中國的「士」階級是很了不起的，是中國文明得以延續數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他們是中國文明的實際擔當者和傳承者。 近代以來，中國文明收到西方文明的巨大衝擊和挑戰，國家一敗再敗，國家被迫進行改革。廢科舉後，中國傳統的「士」階級解體，新「士」階級誕生，即現代知識階級——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人。 從晚清至一九四九，中國作為國家是失敗的，可謂一敗再敗，雖然贏了抗日戰爭，但最終中華民國還是丟了大陸。但是，從文明長遠的發展來看，這一時期則是中國文明的新生期，是中國古老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折，其既是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也是三千年未有的大發展大飛躍。 西方文明的衝擊，打開了中國傳統文明封閉、停滯的狀態，激發起其空前汲取的激情與活力。其打開了中國知識人的眼界，看到了迎面而來的更高形態、更富饒、更輝煌、更強大、更富有生機和創造力的文明。從而中國知識人開始向其全面的學習和汲取，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文化、宗教，百年間，中國文明獲取的新的文明元素和知識超過前兩千年之總和。在此期間，中國的「士」——精英階級，得以新的塑造。一方面，他們繼承了道統——中國傳統文明的仁義禮智信；一方面，他們廣泛學習、汲取西方文明的科技、思想、文化、宗教，將二者優秀之成分融匯一體。這一時期，中國各領域都湧現了一批優秀人才，政治、軍事、科技、工業、交通、金融、思想、文化、教育，乃至宗教，等等，這裡我們無需例舉他們的名字了，他們將古老的中國帶入現代國家。這是一個英雄時代，群英輩出，其成就超越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今天，我們回顧這些先賢，唯有肅然起敬；他們是值得中國民族驕傲的。 如果沒有日本的入侵，如果沒有蘇俄的滲透，一路下來，中國優秀的精英階級，加之勤勞、質樸的百姓，將會把中華民國建設得何等昌盛，其文明又當何等燦爛？！ 然而，蘇俄支持中共奪取了中國政權，大陸成為了共產「新中國」。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後，大批優秀精英、知識人隨之去了台灣，還有一部分流散它國。而留在大陸的精英階級、知識人則遭到滅頂之災。 九 中共政權是流民政權，顛倒文明價值，仇富、仇精英、仇知識、仇文化；以貧窮、愚昧、底層、流民為尚。為了推動戰爭，徵集兵員和物資，中共從一九四七年即發動「土地改革運動」，在農村消滅鄉紳階級，沒收其土地、財產，或殺戮，或交給「貧下中農」監管，結果是全面消滅了中國農村的組織、領導者鄉紳階級，摧毀了中國農村的自治社會。 中共立國後，為鞏固政權，緊跟著就發動了「鎮反運動」。這是一場政治大清洗，將民國留下來的官員、軍人及反對中共的知識人，或殺戮、或入監、或「群眾」監管。其後，就是「思想改造運動」，知識分子作為資產階級，被強制「洗腦」，令其自我批判，信奉共產意識，效忠「黨」。至此，中國的知識階級喪失獨立人格與思想，在黨的監管下，僅作為技能工具，為「黨」服務。 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是針對私營企業家、商人的，沒收其資產——所謂公私合營，下放群眾中改造。晚清以來，中國工商業的領導階級——資產階級，至此一網打盡。一九五八年「反右」，對知識階級再次進行清洗，五十多萬知識分子被打為「右派」，成為國家「公敵」。 一九五九年「大飢荒」，數千萬農民餓死，毛被迫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政推行「三自一包」，以挽救經濟。毛針鋒相對，一九六二年重提階級鬥爭，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治以劉為代表的黨內務實派官員。這場鬥爭最終演變為「文革」。為打到以劉為代表的黨內務實派官僚集團，毛髮動全國青少年和底層民眾，進行全面「造反」。在「文革」中，知識階級再次成為重點打擊的對象，從小學教師到國家頂尖級學者、科學家幾乎無一幸免。宋永毅先生認為，文革中僅被迫害致死人數就在二百萬以上。 毛後，鄧回到精英領導路線。以往受衝擊的右派、知識分子得到「平反」，重新啓用；而新一代知識分子已不相信「共產意識」，而轉向人文主義與自由精神。中國八十年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官方的說法，其深層實際上是「非共產意識」、「自由思想解放精神」運動，由此而言，其時保守派指責其「自由化」並沒有錯。這場「自由思想解放運動」是知識精英發動和領導的。其致使保守派發先後發動了「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最終導致「八九運動」。 如上所述，在「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一批知識精英被清洗；「六四」鎮壓後，再進行全面清洗，「自由化」領袖或被逮捕入獄，或逃亡海外，大批知識精英遭到清洗。 其後，中共對知識階級實行拉攏、贖買政策，鼓勵其做官發財。毛時代，知識分子被打壓，作為「資產階級」，監控使用。而鄧後，知識分子被鼓勵「入黨」、做官，特別是「六四」後更是如此，並被鼓勵發財。毛時代，知識分子沒有出路，但「六四」後，知識分子大有出路，有利、有地位、有名聲、有經費、可出國訪問，條件是：遵守「黨」立的規矩，可專心「業務」，但不得「亂說」，不得管社會上的「閒事」；如果能服務「黨國」，可做官、重用。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可以獲取個人的全部利益，但是要交出良知、退出公共社會、交出言論權、放棄公義責任。 一九四九年後，知識分子長期受打壓和被歧視，經濟上也淪入貧困；但「八九」後則可飛黃騰達，只要「入伙」。「新中國」後，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儒家倫理中斷；毛後，共產意識破產；「六四」之後，「自由思想」也遭到遏制，而中共又給知識人提供了可名利雙收，飛黃騰達的道路，何樂不為？於是，大批知識精英入伙做官，或下海經商，捲入貪腐；而更多的人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能夠盡心本職業務算是很好的了；而個別持守良知和道義的人則成為當局打壓迫害的對象。 當下，中國的精英階級屬於技能精英，個人靠技能謀生、進取，但是其不再承負領導國家的責任——該責任由「黨」取代；當然，你可為之辯解，說當下精英都進入了「黨」內。但是這不一樣，精英階級，特別是知識階級，承繼文明之道統，而「黨」僅是某一時期的政治派別，而共產黨是極權政黨，其成員僅是「黨」的工具而已。用毛的話來說，知識分子是毛，而黨是皮，即前者是後者的附庸。 數千年來，中國遭受過無數次災難，包括幾次落後異族的長期統治，但是中國精英階級的道義精神——仁義禮智信從未泯滅。清末至民國（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是中國大失敗大動蕩的時代，但是中國精英、知識階級的道義和奮鬥精神卻空前高漲，至抗日戰爭，達到數百年之高峰。 而當下，中國的精英階級成為既得利益階級，卻不能承擔國家、社會道義之責任。由於「黨」壟斷權力和意識形態，中國的精英階級實際處於被剝奪政治權利和話語權利，「黨」允許他們謀取個人私利，卻不允許他們擔當社會與道義之責任，因為這威脅「黨」的統治和意識形態。當中國精英階級、知識分子被剝奪政治權利、言論權利，精神信念、獨立人格被摧毀、喪失尊嚴與榮譽，那麼在唯利益的道路上，便滑向墮落，此乃自然之事。九〇年代後，中國精英階級、知識階級道德淪喪之普遍之深重，前所未有。比如，教育、醫療、司法乃是乃是文明中最讓人敬畏的領域，是其國家、民族道德的標桿，然而在當今中國，這些領域之腐敗，慘不忍睹。這不怪其個人，這是六十餘年來「黨」極權統治之結果。 一個國家的精英階級丟失傳統、放棄良知，放棄社會公義，放棄擔當國家之責任，斷絕與民眾血肉之關聯，很可悲，結果也將很可怕，猶如一種宗教沒有的牧師和教義、教規，其將回返野蠻狀態，社會淪落叢林原則，人性歸復本能，文明消失，國家與社會或解體，或崩潰。 當今中國，已沒有一個階級、集團對國家與社會負責了，中共已為利益集團，其八千多萬成員既不信奉他們的主義，也無國家、民族之觀念，所求僅在個人利益。中國唯一有擔當的政治集團是「紅二代」，而他們的目標是捍衛紅色江山。國家至此，焉有不亡哉！ 十 其三、質樸、本分、忍耐的俄羅斯人民 前蘇聯之瓦解，歸根結底取決於其人民對極權制度與蘇共政權的普遍不滿和厭惡，是蘇聯人民拋棄了蘇共，也拋棄了其制度和意識形態。 國家、制度、政權及其意識形態之存在，最終取決於人民的認同，由此才能建立人與國家、國家與社會、人與人間的信約，才能搭成共生之默契。所謂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即是講民對國家的認同性。當然，國家、政權、制度均可依靠武力強制建立，但是如果其不能取得民之認同，最終也將完結。靠暴力維持的國家，人們生活早強制與威脅之下，不得不順從，而國家一旦遇到危機，或發生政權紛爭，或統治力量衰弱，人民就會乘機「造反」。反之，如果國家、政權、制度得到人民的認同，那麼當其遇到困難或危機，人民則會幫助其度過難關。 當下，國人對於中共、中共政權及其極權制度的厭惡程度遠遠超過當初蘇聯人民對其「黨」、政權、制度的厭惡。如果中共統治明天崩潰，那麼國人將會是普天同慶。毫無疑問，中共政權及其制度必將完結，問題所在是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結局是什麼？ 我們這裡討論的是，為什麼蘇聯可以和平地完成國家體制的轉型，而中國卻沒有和平轉型只可能。其間，人民的因素是什麼？ 蘇聯和平變革，歸根結底得救於俄羅斯人民，是他們的本分、忍耐、持守道德、對俄羅斯的忠誠挽救了俄國。前蘇聯儘管實行極權統治，但是有幾條底線沒有逾越， 一是愛國主義傳統； 史達林的統治儘管殘暴，但是也沒有低劣到毛的地步，其將殘酷的政治鬥爭限制在國家層面——克洛勃控制，而沒有將殘酷的政治鬥爭推散到人民之間，群眾都群眾。史達林沒有斷絕俄羅斯的文化和道德傳統，在政治範疇之外，民間保有善惡好壞的基本道德。蘇聯雖然瓦解了，共產意識破產，但是俄羅斯的精神還在，傳統道德還在，加之俄羅斯人民的質樸及傳統的忍耐性，致使俄羅斯在政府癱瘓、經濟崩潰、國家解體的狀況下，人民沒有「造反」，社會未發生動亂，而能維持社會和生活的基本秩序。俄羅斯由此得以度過危機，俄羅斯人民拯救了俄羅斯。 一九九一年秋，我途徑俄國，正趕上經濟崩潰的危機。莫斯科空蕩蕩的商店，為買點可憐的食物，俄國百姓可以站幾個小時的隊，見不到有人插隊。眾多退休老人一生的積蓄，瞬間貶為廢紙。車站前，可憐的老人們，為換麵包，默默地站成一排，有的賣一支鋼筆，有的賣一塊肥皂……。汽車上，青年人見到老人，仍然站起來讓座兒；有不讓座的青年，從旁便有人站出來批評。本分、平和、忍耐、秩序，這是當時大多俄國人的狀況。當時，我的直覺是，如果這場危機發生在中國，就將發生大規模暴亂。 赫魯雪夫之後，蘇聯雖然仍是極權制度，但不再搞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運動。人們沒有自由，但是社會溫和、穩定，生活、教育、醫療均有基本保障，如果不觸及政治，人也是有安全保障的。這些也都是俄羅斯人保有平和、穩定之心態的原因。 十一 傳統上，中國作為一個自然農業國家，鄉村社會是其基礎，而中國的鄉村社會一向很穩固，如果不受飢荒和戰亂的直接衝擊，即使國家崩潰，改朝換代，中國的鄉村也依然如故。穩固的鄉村社會中國文明得以延續數千年的根基。中國鄉村之穩固的原因在於： 一、自然農業經濟。 土地私有，農民依附土地。如無戰亂和飢荒的衝擊，農民世世代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 二、宗族自治社會。 同村落的人，同姓氏，崇拜同一祖先，為一宗族。血緣上的聯繫，使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緊密，不易解體。 二、儒家倫理。 包括道德、禮儀、秩序。其奠定了中國鄉村社會的文明秩序。 辛亥革命可謂是翻天覆地，但是對中國農村影響不大，「未莊還是未莊」、「趙老太爺還是趙老太爺」，男人們只是被迫剪了辮子。對此，魯迅持批評態度，但從另一方面而言，說明中國農村社會的穩定性非常好。國家變、朝代變乃至制度變，沒了皇帝，但廣大農村社會依然如故。 中國古代社會，由於經濟落後，農民大多沒文化，但是在中國鄉村的宗族社會及儒家倫理秩序中，以及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中國農民質樸本分，知仁守禮，重道德。魯迅是刻薄的人，但他筆下的農民多老實巴交，即使是「反面人物」魯四爺、趙老太爺也沒壞到哪裡去。魯迅寫了「阿Ｑ」，但是「阿Ｑ」不是農民，而是遊民。遊民確實中國社會的問題，是有傳統的，比如《水滸》中的牛二，他們中的大人物則是陳勝、劉邦、張獻忠、洪秀全……。魯迅批判辛亥革命，不讓「阿Ｑ」參加革命，作為「反叛」作家，他可以這樣理解；而中共革命則恰恰是鼓動「阿Ｑ」革命，中共革命本質上即「阿Ｑ」革命——流民革命，中共政權即「阿Ｑ」政權。一九四九年後，毛的持續折騰即「阿Ｑ」坐了天下。 中共為在內戰中，徵集兵員和物資，自一九四六年發動土改，並持續到一九五一年。土改從四個方面摧毀了中國鄉村社會。 一、消滅鄉紳階級。 鄉紳是中國農村的支柱，領導者、組織者，其代表鄉村文明的秩序、倫理和價值。消滅了鄉紳階級就消滅了鄉村文明。土改中，中共主要是依靠痞子——阿Ｑ，並依靠他們建立「黨」在農村的基層政權，痞子取代鄉紳成為鄉村的領導者。 二、消滅了土地私有制。 土地私有是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可以說是中國農業文明之本。土改，中共以暴力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與窮人。這從根本上摧毀了土地私有制。既然，「黨」可以從地主手中搶得土地，那麼也同樣可以將分給窮人的土地再搶回來。一九五六年所謂合作化運動，就是沒收所有農民的土地，歸公。 三、消滅了中國農村自治社會。 中國自古官不下縣，農村社會自治。自土改，中共在農村設立基層政權——「黨支部」，按照黨的綱領、政策、意識形態統治每一村落，最直接的功能就是「收公糧」——無償掠奪農民的物產。 四、中斷了儒家倫理道德。 「黨」的意識形態取代了傳統的仁義道德。土改從根兒上中斷了中國傳統道德，而共產意識本質上是底層流民意識：打、搶、分，要什麼有什麼。 五、農民轉變為農奴。 自古，中國農民的地位低於「士」，而高於兵，也高於商，為國之本。按照西方的價值，他們是獨立的自由民。而經過土改，在經過合作化，中共農民淪為國家的農奴：沒有土地、沒有自身權利、不得遷徙、物產歸公。 至上世紀七〇年代末，中國八成的人口尚是農民。土改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民族，將自立之農民改變為農奴，八〇年代後，數億農民外出打工，既不能再城市落戶，又不能回農村謀生，成為現代流民。當下，中國龐大的流民人口，備下了未來可能爆炸的火藥。中國一旦崩潰，經濟癱瘓，他們隨之就失去生計，由此混亂將衍成暴亂。 十二 與蘇聯的極權統治不同，毛不斷發動群眾運動。由而毛殘酷的「鬥爭」政治，不僅限於國家機器的嚴酷統治，而且漫延到人民之中，群眾與群眾彼此羞辱、仇恨、鬥爭，乃至直接的暴力；人人受迫害，人人迫害他人。此深深毒害了人民，塑造了其猜忌、恐懼、敵視、虐待之心理。我們需要看到，經過毛時代，中國人的心理很是扭曲，以致成為民族的性格。 蘇聯變革前，其人民沒有經歷過類似中國的「六四」鎮壓，也沒有經歷過權貴經濟。 「八九」運動的質點是國人反抗中共政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經過十年的自由思想啓蒙，最終演化為全國性的浩大民眾運動。這本是中國民眾愛國熱情、自由精神、公義道德的復興，然而遭到當局的「六四」血腥鎮壓。對於中共統治，這場鎮壓很是有效，從精英階級來說，被滅了「出頭鳥」，整體上被屈服，被收買，入伙謀求自身利益。從民眾來說，則是再無國家、社會、希望、道義之念，加之生計愈發艱難，更是一切皆不可信，唯求生求財。中國復興文明之精神、道義的期望和努力由此破滅，社會轉入叢林原則。 鄧的改革開放實質就是發展資本主義，但是其前提是不動搖中共極權統治。這兩條結合起來就是中國的權力資本主義，也就是權力者利用權力將國家資產轉為個人資產，同時也將權力出租，進行權錢交易；而商人、企業主也需賄賂官員，或拿到「批文」，或得到特殊「照顧」。 「改革」初始，農民、小商小販可以靠給自己的勤勞獲得相應的利益回報。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的擴張，「勤勞致富」已為天方夜譚，權貴們的財富以天文數字膨脹，而底層民眾被剝削被掠奪。比如，九〇年代的國有企業轉型，權商勾結裡外勾結，權貴以低廉的價格，將國有資產，轉為私人資產，而數千萬工人則被「下崗」。再有全國普遍性的徵地與拆遷，政府強制性徵地、拆遷，然後高價出讓給開發商，政府得利、官商得利，而農民和住民則成被掠奪者。當今，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異最為懸殊的國家，而所有的人都明白，少數權貴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獲取如此巨額的財富，多得於非法掠奪。在任何正常國家均有貧富差異，可怕的是權貴們的財富來於公然的掠奪，而多數民眾則公然地被掠奪，而人們對之都清楚，卻無可奈何，只能將之作為憤怒、仇恨掩藏於內心。 由於是極權體制，司法不獨立，法律無保障，社會無此從建立公義價值，底層民眾不僅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他們遭到侵害，亦得不到公正的對待，他們只能吞下冤屈。當今，中國發生的許多報復性惡性事件，都是由於當事人收到侵害而得不到公正解決，最終是盲目報復社會，禍及無辜。在叢林原則支配下，公然地欺壓、掠奪、詐騙、造假成為日常生存狀態，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廣大底層民眾。雖然，這是少數極端事例，而多數人默默吞下他們的冤屈，但這將在其內心積蓄怨恨、敵視，當遇到時機，就將演為噴發的暴力。不是不報，時機未到。 經過中共革命、文革、權貴掠奪的「洗禮」，中國的百姓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本分人，他們本身已被流民化，蓄積下極大的憤恨和暴力。中國社會一旦發生動蕩，他們絕不會像俄國民眾那樣忍耐、持守道德、熱愛國家，而是適機踹上一腳，釋放仇恨和暴力。可以設想，如果當下中國處於冷兵器時代，或者熱兵器早期——如晚清或民國初年，中國的民間起事早即不知發生多少次了。中共當今的統治全然得益於國家暴力的現代化，國家暴力與民間反抗力量不成比例。但是，當國家一旦發生危機，高層政權一旦動搖，民間蓄積已久的暴力將如火山爆發。 十三 綜上，可看出中國沒有和平轉型實現憲政的希望和可能。 沒有和平轉型的希望，於是有些人便寄希望於「人民革命」，但是我以為，中國亦無「革命」的希望和可能。「革命」需要有組織、有綱領，然而中國並沒有成型的政治反對力量，因為其在萌芽期間就都被扼殺、撲滅了。 當今中國社會無信仰、無規則、無道德，「厚黑」盛行，不僅政府如此，精英如此，民間亦如此。「憲政」乃規矩。中國人民已經流民化了，既無憲政之觀念，亦無憲政之要求，凡「規矩」都是為別人的。 遇有時機，他們內心的不平、憤恨便將轉為盲目的暴力。因此，中國不會有「人民革命」，而將是「人民暴亂」。 中共蠻橫地扼殺了中國的良知和健康力量，但卻不可能長久地維持其統治，因為其制度本身違背人性，不可抑制的腐敗即是明證。習新政大力反腐，就是因為其看到腐敗最終將瓦解中共政權及制度。 毛後，黨內外良知本期望中國能和平轉型，但最終遭致扼殺。至「紅二代」執政，政治上反比江、胡時代更倒退，目的是挽救紅色江山。 至此，中國前路已絕，唯等自然崩潰。 人類的歷史是，當人世道義法則不能彰顯，那麼自然法則就將出場。 而自然法則以萬物為芻狗，黑暗、浩大、渾然。這一場大崩潰大災難，於中國無可避免，中共政權及制度將由此滅亡。只是，其即使滅亡也要同時將中國棄於毀滅。 二〇一五秋至二〇一六春 於伊薩卡（美國紐約綺色佳） 寄件人: "王康" <pdwk0124@vip.sina.com>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60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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