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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什麼不會有前蘇聯式的和平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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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峰評論 14.03.2016

中共為什麼不會有前蘇聯式的和平變革

——《共產主義神話與「新中國」命運 十四章》

作者:一平

中國的未來很是悲觀,現行的政體不可能持久維持下去,而中共核心權力集團也沒有改革體制的意願。中國又一次面臨辛亥革命之前的絕境,滿族高層權貴絕不放棄祖輩傳下來的大清天下;當今習集團也不願放棄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但是,當今中國比百年前危險得多。現代社會本身即比傳統社會脆弱,現代社會一旦發生崩潰,將是巨大的災難,至於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崩潰的災難更是不可想像。

但是中國崩潰的災難是無可避免的,作為國家、社會其於內裡實際已經解體了,中國得以勉強維持的唯在:「黨」作為利益壟斷集團,以利益籠絡官員,以暴力維持秩序。而作為國家正常存在的基礎均以瓦解:社會失去組織性;精英階級潰爛,不擔當國家、社會之責任;法律失效;信約解體。稍有常識,我們便清楚,這樣的國家是維持不下去的,崩潰是遲早的事情。

由於「黨」壟斷一切,崩潰一旦發生,即是全面、整體的,而且不可抑制和修復。中共的命運由此結束,這個可怕的殘暴怪物,將一切抓在手裡,致死不鬆,最終是綁架了中國,與之一起滅亡。

上世紀六〇年代初,南非白人政府以暴力顛覆政府罪審判曼德拉,並準備判處其死刑。但是美國從中遊說,說服南非當局留下曼德拉,以備白人統治一旦動搖,能和黑人談判,避免國家走向全面暴力和內戰。由此,南非當局未殺曼德拉,判其無期徒刑。其後,黑人反抗力量日益壯大,白人統治勢微。於是,南非政府不斷從監獄中接出曼德拉,與其談判。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後,南非總統戴.克拉克解除禁令,讓曼德拉領導的政黨ANC合法,並於一九九〇年初無條件釋放曼德拉。一九九四年南非實行大選,曼德拉當選總統,當選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實現民族和解,南非避免了種族屠殺和內戰。

但是中共自「新中國」始,即絕不允許反對派存在,對異議者是斬盡殺絕,鄧後大有進步,將「殺」改為「關」。任何新生的健康的政治力量,都被其扼殺在萌芽狀態,這是他們維持其統治的綱領。他們以為他們的政權是永遠的,絕不給這個國家留有後路,如果他們垮台,中國也就該完蛋。其不僅霸道,也愚昧。他們只有紅色江山,而無中國之國家。

中國崩潰必導致國家分裂,「中國」這個國家概念將不復存在。在中共之後,沒有任何個人或政治集團可以重新整合中國,因為在前他們均被消滅和抑制了。崩潰導致暴亂或混亂,於是地方豪強或軍頭出面自救;自救要靠勢力與軍力,於是便形成地方強人政治;由此地方獨立即成。崩潰之後,中國將分裂為諸多地方獨立的專制政體。誰有錢有槍便自控一方。

如果以和平為前提,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分裂不是壞事。小國易於管理,也易於文明的多元發展,國民的生活和權益也更會得到保障。世界上最好的國家都是小國,小國的壞處是經不起戰爭,不能自保,但是和平期間無此問題。問題是,中國分裂後,各「諸侯」間的關係如何建立?彼此能否和平相處?有些地域大概可以,比如東南發達省份;有些地域則不一定,比如中原、西南地域;有些地域則注定要有戰亂和種族殺戮,比如西北多民族地域。由中國的歷史來看,分裂即是無休止的戰爭,這也就是中國由來已久的大一統傳統的緣由之一。

蘇東體制轉型大致是和平的,但是於中國,和平轉型則無可能,不僅如此,中國甚至也沒有「革命轉型」的可能。

蘇東能和平轉型是有原因的。首先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的,並非本民族的選擇。因此,只要蘇聯放棄對其控制,東歐各國
就容易達成民族共識,重新選擇國家政體。蘇聯得以和平轉型乃大幸運。蘇聯的極權統治固然嚴酷,但是和中共的統治,特別是毛的統治仍不可同日而語。

蘇聯得以和平轉型,得益於以下的原因:

其一、愛國主義的凝聚力。

蘇聯變革導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解體,但是俄羅斯並未解體,只是十月革命後那些陸續被紅色俄羅斯吞併附屬國離它而去。

前蘇俄雖為紅色帝國,但是史達林繼承了沙俄帝國的擴張傳統,加之二戰衛國戰爭,這些強化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傳統。因此俄國人保持了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認同。當民眾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性超越政治,那麼當國家陷於危機,民眾便可以超越意識形態,乃至不計自身利害,維護國家。比如,近年的烏克蘭危機,普京當然是威權統治,其吞併克里米亞後,遭致西方國家的聯合譴責和制裁,俄國經濟遭致重創,盧布大幅度貶值,但是普京在俄國的支持率反而上升到八成以上,即使是戈巴契夫、俄國共產黨都轉而支持普京,自由民主派反而成為孤家寡人。

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有深厚傳統,二戰俄國得以獲勝,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決定性因素。蘇聯解體,俄羅斯得以保持穩定,避免戰亂,愛國主義起到了重要作用。變革的動蕩期間,俄羅斯的中心命題是,俄羅斯向何處去?怎麼辦?生活固然困難,但人民關心國家的命運。在變革的動蕩中,愛國主義是維持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一九九一年的政變之所以未導致內戰,主要的原因是人民不支持,人民拋棄了蘇聯舊體制,更不允許保守派將國家帶入戰爭,政變者不敢承擔此罪責,而最終放棄。俄羅斯人的國家意識最終壓垮了反改革的政變者。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傳統俄羅斯的支柱,雖然歷經十月革命,但其仍支撐了俄羅斯的衛國戰爭,支撐了俄羅斯轉型後的困境,也支撐當下西方國家對俄國的孤立,其也必將長久地支撐俄羅斯的未來,特別是在危機狀況下。我們看到,前蘇聯解體,但是俄羅斯沒有解體,在史達林的後面、極權制度的後面、意識形態的後面、種種政治鬥爭、及國家危機的後面是俄羅斯的民族意志和精神。葉爾欽將政權轉交給普亭時的囑託是「珍惜俄羅斯」。

俄羅國佔領克里米亞之後,遭到世界範圍內的圍堵和孤立,但是普亭的支持率卻飆升到八成以上。對於俄羅斯人,國家、民族超越政治、政體、意識形態,甚至超越道義。這是他們的底色。我們且不論俄羅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對錯,但事實上其是凝聚俄羅斯民族與國家的力量,其超越政治、黨派、主義,在國家、民族陷於危機時,它是穩定和拯救的力量。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種族、國家、宗教總是比政治有更深厚的基礎。

中國人,國家、民族的觀念向來較淡薄。中國國家早成,所謂漢族即多民族的融合體。就種族而言,廣東人與越南人倒更接近,而與山東人則牛馬不相及,廣東人之所以與山東、山西人同為漢族,實非因為種族血統,乃是因為均尊漢字文化。中華是文化概念,以使用漢字、尊崇孔孟為標誌。中國傳統中,核心是家族,世事最高觀念是天下。由好處說,中國之民族、國家觀念淡薄是文明高度發達之體現;由壞處說是,經過反復的異族統治,特別是滿族的近三百年的統治,漢族已被馴服,民族、國家觀念均退化。這也就是人們一向所說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狀態。

近代,中國遭致列強的入侵、欺辱,中國的國家及民族的觀念重新喚醒,特別是經過抗日戰爭,國人的國家及民族觀念得到強化,中華民國乃現代漢文明國家之建立。

然而經三年內戰,中共奪得政權,「新中國」納入蘇聯陣營,以蘇聯為老大哥,全盤蘇化。實際上,中國已經成為蘇俄帝國的一部分,是其附庸國,小兄弟。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中國為蘇聯打了韓戰,蘇聯稱霸半球的冷戰格局由此奠定。全盤蘇化即全盤去中國化,由國家、民族的認同,到去中國文化。史達林死後,毛與蘇聯翻臉,自立世界革命領袖,與蘇為敵,另立山頭,以中國為世界革命基地、中心、試驗場,國家、民族、人民,甚至連他的黨都是服務於毛革命的。至文革,整個國家只有三個中心詞:「革命」、「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國家、民族、歷史、文化都被他消滅了。毛時代只有毛,沒有國家,也沒有民族,更沒有中華文明。

上世紀五〇至七〇年代,中國似乎有一種舉國「團結」的精神和氣象,但那並非是民族精神,也不是愛國精神。任何國家、民族之存在都天然地具有「民族」、「愛國」之情結,那是人類群體存在之必需,尤其是中國百多年來國家、民族飽經屈辱,孫中山「三民主義」,將民族放置首位,有其原因。毛澤東宣佈「新中國」建立,最振奮人心的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毛只是利用了中國人的民族與愛國情結,其所建立的並非是真實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因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均與其國家與民族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具體地說,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基於對自身之種族、之歷史、之文明、之傳統、之宗教、之文化、之語言的認同,乃至極端化的價值強調,從而凝聚民族與國家。而毛則是在國人的民族與國家情感中,強制性塞入共產意識形態——先是蘇聯的意識形態,後是毛的意識形態,然而此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卻恰恰是反民族、反國家的,否定中國國家、民族的歷史、文明、傳統和文化。比如,韓戰讓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情感空前高漲,國家與民族空前地凝聚,乃至過於抗日戰爭的勝利。

但是,填塞在國人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情感的核心意識和價值是什麼呢?那就是共產意識和價值,在此意識和價值的支配下,也就有了其後的一系列政治革命運動,直至反右、文革。而這一系列運動都是反中國文明,反中國傳統,去中國化的,是對之摧毀。毫不奇怪,共產主義意識即是反國家反民族反文明傳統。因此,毛後,共產意識瓦解,五〇年代的那種「愛國」精神和氣象便煙消雲散。

毛後,共產意識、毛意識均破產。鄧本人有國家意識,其拋棄了毛的「革命」、「烏托邦」路線,轉向務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建設一個強大富裕的現代中國。相對毛幾十年的「折騰」,這是中國一個偉大的轉折,無論鄧有怎樣的局限,但對於十數億陷於日日「階級鬥爭」的恐懼及食不果腹的人民來說,這都無異於一次解放。

但是鄧有一個死結,即他作為中共之黨、之政權、之體制的最高繼承者,他要堅持中共之統治,堅持一黨極權之制度。儘管鄧從根本上背棄了毛,也背棄了社會主義,但是為了維護中共政權及統治,維護黨國制度,他基礎四個堅持:

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二、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二、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四、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其中,中間兩條是實質,堅持中共政權的統治,堅持黨的極權制度;前後兩條是旗號。後兩條雖純屬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否定了後者,中共的政權和體制就沒有了合法性。作為政治家,鄧當然清楚,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思想正是他所拋棄的,之所以舉這兩塊招牌,是統治權謀。

處於當時的中國政治狀況,或許鄧不得不如此。但由此,鄧也留下了無窮的後患,以致當下無救之腐敗,以及最終將中國的整體崩潰、暴亂和解體。(需要說明,中國最終的不幸結局並非是鄧的改革所致,而是「新中國」所建立的極權體制必然之命運,特別是毛近卅年的暴政,其將穩定國家、延續文明的所有因素摧毀殆盡。鄧無非是將中共政權、統治和體制延長了數十年。)

作為「貓論大師」,鄧完全無視「名」的意義。長遠及根本而言,人之存在,社會之組織,國家之建立,文明之延續,均需依「名」而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深明其理。所謂文明乃是依「名」而行,也就是民間所言凡是要有個「規矩」,有個「來由」,有個「講究」。

簡而言之,名是定位定性,是本體存在的屬性標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即是對中國國家的「定性」。這裡鄧所謂的「社會主義」乃是指前蘇聯國家模式,其不僅被西方主流國家所排斥,也被世界大多數不發達國家所摒棄,而且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最終破產,被文明所淘汰。馬列寧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異端學說,而在實踐中,它是仇恨、暴力、反文明的,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破壞和災難。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中式山寨版,主旨暴力、破壞、造反,毛徹底摧毀了中國文明,其暴政至數千萬國民無辜死亡。此兩「堅持」之「名」,均將中國標上反人類、反文明的屬性,列入世界多數國家的對立面。如果說,毛時代,國人受蒙蔽,迷信毛,對此兩「堅持」尚認同,但是經過文革,共產意識破產,國人對此痛之厭之尚不及,何談認同?況且,在這兩個旗號之下,國人曾遭受長久的暴政和苦難。國家「堅持」冠以這個旗號,只能讓國人對之憎惡。「八九」浩大的民主運動,即是國人對其憤怒的釋放。

再,國家由物性來說是指:一定地域、此地域上的人群、這些人所結成的共生體;由文明而言,國家則意味:其歷史、文化、及國人的生活方式。而馬列主義、蘇聯模式均屬非中國化;毛思想屬「中國特色」,但其是流民意識,是中國正統之異端,是破壞性的。因此,鄧所說的「社會主義」、「毛思想」僅是維護中共統治的藉口,而不能組織國家。該旗號下的中國不是中國,其無法凝聚民心,反之卻使民心背離。

當下,中共混淆「黨」、「中共政權」、「國家」的概念,用「愛國」的外衣包裝「效忠黨」,乃至將孔子也塞進「黨」的皮包之內,用以鞏固其政權。然而,事與願違,由於對「黨」「中共政權」的厭惡,「國家」「民族」也連帶著被褻瀆。當下,民眾語言中「愛國」已是調侃詞語,是奚落的對象,人們很清楚,現今所謂「中國」已是「你國」。

說到底,中共的政權從根本上失去了民意的支持;這也就是其政權及國家最終將崩潰的原因。一般而言,政權崩潰不會導致國家崩潰,更換政權即可;但是中共綁架了國家,將所有異己力量和和意識都消滅了,因此當中共政權崩潰,即中國國家之崩潰。

其二、新官僚及新精英階級。

蘇聯的變革是由上而下的變革,是由蘇共高層發動並領導的,並為多數官員和精英階級所接受,抵抗的官員是少數。蘇聯的變革起於赫魯雪夫。赫魯雪夫由三個方面改變了史達林的蘇聯,為蘇聯極權體制的最終瓦解奠定了基礎。

甲、瓦解了共產主義信仰。

所謂共產主義信仰實乃一種現代宗教崇拜,而宗教崇拜的終極乃是對某一神靈的崇拜。就當時世界共產運動,史達林是最高領袖,由而也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崇拜之神。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撕破了史達林的神話,讓人們看到一個作惡多端惡魔。整個世界的共產主義信仰從這一刻開始瓦解,首先是蘇聯、東歐乃至歐美各國共產黨的精英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信仰被動搖,乃至摧毀;其後蔓延至普通信眾。史達林神話的破滅,導致蘇東陣營共產主義信仰的瓦解。

乙、結束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和殘酷殺戮。

史達林的統治依靠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和殘酷殺戮,這也是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主要內容。赫魯雪夫的重要貢獻就是改變了蘇共史達林的統治方式。史達林後,蘇聯仍然是極權體制,仍然迫害執不同政見者,秘密警察無處不在,但是放棄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黨內鬥爭也不再實行殘酷殺戮。蘇聯進入相對溫和穩定的時代,即修正主義的「全民國家」時代,沒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鬥爭。

丙、結束了領袖個人獨裁統治,轉而為高層寡頭集體領導。

赫魯雪夫雖然也是專斷性的領袖,但已不能實行史達林式的獨裁統治,他之下台,即說明蘇聯已轉入多寡頭的時代。赫魯雪夫之後,勃烈日涅夫執政近廿年,而他是個中性人物——其上台即是各派別妥協的結果,代表諸寡頭間的制衡與妥協。其間,蘇聯雖然還是極權體制,但轉入制度化,集體領導,寡頭分工制衡,而非領袖的專斷獨行,隨心所欲。

應該說,中國鄧的變革也有以上三方面類似的意義,但是其間有一重大的不同,就是赫魯雪夫之後,蘇聯在數十年間培養出一批開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這批人和鄧後中共幹部全然不同。由赫魯雪夫到蘇聯解體,這卅多年是蘇聯和平、穩定時期,政治相對溫和,社會也相對正常。這卅年的和平穩定的時間,蘇聯培養出幾代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他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這就改變了官僚階級的成分和素質,相對溫和、開明。(從史達林時期,蘇聯就重視精英階級的培養,提出幹部決定一切,這和毛不斷清洗體制內知識分子,重用「工農兵」幹部截然不同。前者是精英治國,後者是「草根」掌權。)戈巴契夫、葉爾欽都是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蘇共新領袖,是其代表。

戈巴契夫的《改革與新思維》表明這一時期的官僚,不僅和史達林時期的官僚不同,而且也不同於赫魯雪夫及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官僚也不同,從安德羅波夫便顯露出來,這一代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都期望變革。戈巴契夫「新思維」的中心是「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他認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人。史達林時期所形成的社會主義,發生了嚴重的變形,實際上建立的是『專制極權和行政命令的官僚體制』。在這種體制模式下,人不被當作目的,而是當作手段來使用,也就是說,把人當作黨和國家機器的『螺絲釘』。」他的改革就是要「明確人是問題的中心,明確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現實的人道主義制度』,人是『萬物的尺度』。」(陸南泉《戈巴契夫改革的指導思想》)

戈巴契夫、葉爾欽所開啓的政體變革,代表了當時蘇聯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的變革意願。戈巴契夫、葉爾欽的弱點不是他們固守極權體制,而恰恰是他們對人的價值和自由、民主制度有過高的理想。但是,他們畢竟結束了蘇聯紅色帝國,結束了蘇俄的極權體制。一九九一年,蘇聯保守派發動反改革的政變,但多數官員、精英階級和民眾都站到了改革的一邊,乃至軍隊拒絕向民眾開槍。蘇聯得以和平變革,得力於由上到下的開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

但是,與蘇聯相較,中國的情況則有致命的欠缺。

由一九一七到一九九一共七十四年;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二年史達林逝世是廿六年;從史達林逝世到一九九一年也有廿八年。前廿六年,特別是自史達林提出「幹部決定一切」,工農出身的草根幹部基本被淘汰光了,在史達林時期,蘇聯的官僚領導階層已經完成了從草根到精英的轉變。這也是蘇聯能迅速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的重要原因。後廿八年,蘇聯轉入「全民國家」的溫和穩定時期,其間培養了二至四代新人,雖然他們接受的仍然是共產意識教育,但是他們沒有經過殘酷的戰爭和政治清洗;雖然共產意識仍是國家意識形態,但是蘇聯保持了俄羅斯傳統道德和人文精神,有人道的底線,這在蘇聯文學中可以明顯看到。普亭、梅德梅傑夫都是這時期成長起來的,他們雖然實行威權統治,但是反對共產意識形態和共產極權制度。蘇聯後廿八年所培養的幾代人,在懸空的共產意識之下,有一共同的道德與意識基礎,即人道主義。戈巴契夫的改革宗旨即是建立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

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是廿七年。毛接管中國,但新政權的官僚基本是革命戰爭中的轉業幹部,他們多出身底層,大老粗,沒受過什麼教育,當然中共幹部隊伍中也有一批知識分子和左翼文化青年,但數量有限,同時中共新政權還延用了一批「舊中國」的官員,但是後兩部分人,在毛時代不斷遭到清洗。毛的用人政策基是,不信任精英、知識分子,對之打壓,而重用草根「工農兵」,因為後者更忠誠,更容易掌控。至毛去世前,中共的官僚隊伍為兩部分人,一是經過戰爭年代忠於毛的老革命(包括先打倒後又請出來的),一部分是文革中提拔的激進左派「工農兵」幹部。這即是當時領導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班底,從中央到地方。

就鄧本人,他不相信社會主義,也不相信毛澤東思想,二者都是他反對的,但是他上台後還是要打這兩塊招牌,原因是中共內部的草根勢力太大,不得不如此,否則無法推行他的資本主義。當然,這其中也包括鄧本人的局限,如果將他和戈巴契夫對比,就可清楚地看到二者的精神、思想、文明素質的差異。屆時,中國較蘇聯、中共較蘇共落後兩個時代。

毛後,被毛壓制的右派元老們反撲,逮捕了「四人幫」,擁鄧主政。鄧上台後,改變了毛路線,廢棄階級鬥爭,將國家轉向經濟建設。鄧執政後馬上著手,解放被毛清洗的老幹部及知識分子,重新啓用,同時清洗毛留下的左派「工農兵」幹部。其後,鄧重視提拔新一代技術官僚,重視新領導階層受教育程度,中共五〇年代培養的知識分子受到重用,如江、朱、胡、溫。至此,中國由毛的革命「草根」領導國家,轉向精英領導國家。在中共體制下,這總算是正確的幹部選拔路線,無論如何這是國家之進步。

江、朱、胡、溫一代精英大致是少年時期接受的是民國的正統教育,「新中國」時期完成大學教育,並被培養為黨的青年幹部,其後遭到反右和文革的衝擊,鄧後被啓用,成為國家各級官僚。就毛時代,他們算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了,尤其是他們少年時代受過正統文明的教育。這也是八〇年代,國家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後兩代人則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童年受到的是「新中國」共產教育,少年、青年正趕是文革,參加紅衛兵造反,之後學校關門,被下鄉當知青。這是中國近當代歷史上最糟糕的兩代人。他們自幼受的是「黨化」教育,文革中成為革命「法西斯」暴力造反,之後被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他們既沒經過正統的文明教育,基本是早荒蠻和暴虐的環境中長大的。文革後期,恢復大學,他們中的精英或作為「工農兵」被推舉上學,或在七七年後考入大學,但均屬殘缺的教育,而他們的心理在文革中已經定型。八〇年代,他們中的一批優秀者參與思想解放運動,但「八九」之後,遭到清洗。

當下,中國官僚階級主要是這兩代人掌權。薄熙來、谷開來、王立軍一案,此三人大致可代表這兩個年齡段的官僚,既無信念,亦無道德底線。薄、谷是紅二代,王是底層「奮鬥」上去的。他們不愧是毛教育大的,其貪腐、蠻橫、胡作非為,前所未有。而七〇年代後出生的官僚,他們大致是在權貴經濟、唯利是圖的環境中長大的,正統的文明教育沒有,而黨文化仍然主導教育——不為其所信,他們受到的僅完整教育是技能教育。他們中好者成為錢理群教授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而差者則淪落貪腐。

縱觀中國當下的官僚階級,整體而言,他們和戈巴契夫時期前蘇聯的新官僚不可同日而語。相對而言,後者有理想,有道德、承擔國家之責任,有改革之要求,而中國的官僚則是無官不貪,他們所關心的是個人的權力、利益、家族,將子女送到歐美,他們沒有改革的意願,而是要盡可能地保住自己的權力,並進而上爬,以撈取最大利益。他們不看好中國的未來,中國一旦發生問題,就將攜巨款,舉家逃離。

這樣的官僚階級,國家的各級領導者,我們怎麼能期望他們領導國家實行憲政改革呢?如果國家實現憲政改革,政權將大變革,大批官員將失去其權力,而一旦失去權力,即面臨其非法財產將被清算。出於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現官僚集團並不期望變革。戈巴契夫時期,前蘇聯時期官員有特權,但並無多少私有財產,這與當今的中國官僚階級截然不同,現中國官員大部分都有數量不菲的非法財產,這也就是中國之所以推行不了官員財產公開的原因。

這裡尚有幾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提及。鄧的改革限定是經濟改革,政治體制上則依然要堅持中共極權政體,意識形態上也強調要堅持毛思想。因此,在八〇年代中共還是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在這兩次運動中,中共體制內再一批持守良知的知識分子遭到清洗,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最終中共歷史上最為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被逼下台,並由此引發了其後的「八九」運動。「六四」鎮壓之後,所有反對開槍鎮壓,及各級傾向政治改革的官員遭到全面清洗,以高層趙紫陽為首,包括胡啓立、閻明復、鮑彤、胡績偉等等。此舉嚴重打擊了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使中共的政改更加無望。

我們假設,胡耀邦、趙紫陽可能會是中共的戈巴契夫、葉爾欽,在未來將實行政治改革,但他們恰恰卻被頑固派元老們所幹掉;而蘇聯的情況正相反,當保守派發動軍事政變,被幹掉的則是政變者,其後戈巴契夫被「下台」,原因是他的改革太保守;由此可見蘇共內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力量的對比。兩相對照,中共與蘇共的素質截然不同,雖然都是「共產黨」,但蘇共的文明程度、人文教育、政素質界遠遠高於中共,中共要比蘇共野蠻、愚昧、蠻橫得多。說到底,憲政是文明程度的體現。

「六四」鎮壓後,中共大失民意,進一步喪失其統治的合法性,與中共的離心離德,不僅體現於民間百姓,更體現於其官僚隊伍與精英階級中。動用軍隊殺戮平民,於任何政權都是說不通的。為了穩定政權,鞏固其統治,中共對官僚和精英階級採取了變相贖買的政策,除了大幅度提高他們的薪金、待遇之外,就是縱容他們撈取利益,以各自的方式發財致富。對精英的策略是,提拔他們做官,或鼓勵其下海;對官員則是默許其腐敗,利用職權撈取好處。特別是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允許官員和精英,以最小的代價,「合法」分割國家則產。江澤民的名言是「悶聲發大財」。在中共的這一政策下,官僚與精英階級迅速「致富」,成為既得利益集團。

再,毛後,中共實行了一項令全世人瞠目結舌的政策,即將國家黨、政、軍、經大權,有計劃地移交給自己的後代——紅二代,因為「自己的子弟可靠」。於此,最可看清中共政權的本質——流民政權。中國古代,權力的血緣移交也僅限於皇帝,其下從宰相到縣令,均需經科舉考,並逐步提拔。即使野蠻的元朝,其高級文武官員也是半世襲制,而元朝中期之後亦恢復科舉。我們想不出中國歷史上有那一時期如此野蠻、落後,將國家權力整體性血緣性移交,中國的政治退回到了部落時代的血緣權力。世界共運二百多年,蔓延大半個世界,尚沒有哪一個黨如此行事,從列寧到戈巴契夫、葉爾欽,這是蘇聯、東歐各屆共產黨想都沒想過的,即使朝鮮,權力世襲也僅限於金家一家,此真可謂中國特色。此實質上是將國家私有化,歸屬諸紅色家族。中共之愚昧、短淺,完全不曉其危險所在,國家的私人團伙化,將使國家失去國民之共認,並使該政權與國人對立,這將從根本上斷送國家,導致天下大亂。

中共這一佈局從八〇年代初開始,至江時代完成,至習「紅二代」全面接管中國黨、政、軍、經最高權力。而這一代恰恰又是文革紅衛兵一代,其一面是高度貪腐,另一面是專橫,無法無天。以上兩條加起來,就是紅二代政權。薄、谷一案可窺一斑。他們的「哲學」是:天下是我們老子們打下來的,中國姓「紅」,要想改變江山,「拿兩千萬人頭來換」。習、薄可以是爭奪最高權力的對手,但是他們關於紅色江山的認定、「治國」路數、紅色意識則是一致的。羅援的名言是「父輩打下的江山,我們有責任來保衛父輩的成果,不能給父輩臉上抹黑」;現在的一些新貴,何功之有?他們的後代憑什麼『大樹底下好乘涼』?」

薄熙來到重慶,陳雲之子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撥款八百億支持;薄唱紅,一百多位高級將領的後人前去站台助威。二〇一六年二月「安兒女聯誼會」八百多紅二代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新春團拜會,主題是「宏偉藍圖點贊,讓紅色文化代代相傳」,實則是為習近平站台。大會強調「要認真領會黨中央的戰略佈局,跟上習總書記的步伐,……要有打持久戰的決心!」「呼籲革命後代繼承父輩的信仰和鬥志」數百名革命後代齊聲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近年來,「紅二代」的這樣的大型聚會已為常態,中心就是挺習,團結在習核心的周圍。

可想,在中國還有任何其他的政治派別可以組織這樣的大型聚會嗎?「紅二代」是中國唯一的有綱領有組織的政治集團,是中共中黨中之黨。除此之外,中國任何其他的政治派別和力量,都被消滅了,包括所謂「團派」、「山西幫」、「石油幫」,異議群體就更不用說了。

將國家政權轉交給「紅二代」,從根本上斷送了中國實行憲政變革的可能。「紅二代」執政的宗旨乃是保衛老輩兒傳下來的紅色江山,將國家牢牢控制在他們手中,為此他們不惜與國家玉石俱焚。薄也好、習也好,為保紅色江山,他們都會重上井岡山。他們絕無可能領導中國進行和平變革,走上憲政,他們必將中國拋入大災禍。

再說中國的精英階級。任何國家和民族實際都是由精英階級所領導的,他們決定國家、民族文明的質量——智能、文化和道德和程度,是之主要擔當者,代表國家、民族發展的趨向和前景。

中國傳統上的精英階級是「士」階級。中國文明崇尚教育,受過良好教育者方可為「士」,也就是進入精英階級,即使是鄉紳也是知書達禮。中國傳統上的「士」主要擔負這樣幾項職能。

一、治理國家。

他們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之後參加科舉,進入仕途,作為國家各級官員,護民理政。

二、維護道統。

保障國家與社會在正統的儒家道德規範、秩序中運行。

三、傳承文化。

由於經濟所限,中國古代受教育的人數很少,至晚清國人識字率大約僅佔人口的五%。「士」是文化人,其重要職能之一就是繼承先人的文化,再創造、發展,並將之注入社會生活,如經典、禮儀、記史、詩書琴畫等等。

四、教化民眾。

「士」有教化民眾的責任,傳道、授業、解惑,其無論是為官,還是退居鄉野。

由於中國文明屬非宗教文明,因此中國的「士」負有宗教文明中教士的責任,在為官行政之外,也還要維護道義,教化民眾。在人類文明史中,中國的「士」階級是很了不起的,是中國文明得以延續數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他們是中國文明的實際擔當者和傳承者。

近代以來,中國文明收到西方文明的巨大衝擊和挑戰,國家一敗再敗,國家被迫進行改革。廢科舉後,中國傳統的「士」階級解體,新「士」階級誕生,即現代知識階級——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人。

從晚清至一九四九,中國作為國家是失敗的,可謂一敗再敗,雖然贏了抗日戰爭,但最終中華民國還是丟了大陸。但是,從文明長遠的發展來看,這一時期則是中國文明的新生期,是中國古老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折,其既是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也是三千年未有的大發展大飛躍。

西方文明的衝擊,打開了中國傳統文明封閉、停滯的狀態,激發起其空前汲取的激情與活力。其打開了中國知識人的眼界,看到了迎面而來的更高形態、更富饒、更輝煌、更強大、更富有生機和創造力的文明。從而中國知識人開始向其全面的學習和汲取,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文化、宗教,百年間,中國文明獲取的新的文明元素和知識超過前兩千年之總和。在此期間,中國的「士」——精英階級,得以新的塑造。一方面,他們繼承了道統——中國傳統文明的仁義禮智信;一方面,他們廣泛學習、汲取西方文明的科技、思想、文化、宗教,將二者優秀之成分融匯一體。這一時期,中國各領域都湧現了一批優秀人才,政治、軍事、科技、工業、交通、金融、思想、文化、教育,乃至宗教,等等,這裡我們無需例舉他們的名字了,他們將古老的中國帶入現代國家。這是一個英雄時代,群英輩出,其成就超越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今天,我們回顧這些先賢,唯有肅然起敬;他們是值得中國民族驕傲的。

如果沒有日本的入侵,如果沒有蘇俄的滲透,一路下來,中國優秀的精英階級,加之勤勞、質樸的百姓,將會把中華民國建設得何等昌盛,其文明又當何等燦爛?!

然而,蘇俄支持中共奪取了中國政權,大陸成為了共產「新中國」。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後,大批優秀精英、知識人隨之去了台灣,還有一部分流散它國。而留在大陸的精英階級、知識人則遭到滅頂之災。

中共政權是流民政權,顛倒文明價值,仇富、仇精英、仇知識、仇文化;以貧窮、愚昧、底層、流民為尚。為了推動戰爭,徵集兵員和物資,中共從一九四七年即發動「土地改革運動」,在農村消滅鄉紳階級,沒收其土地、財產,或殺戮,或交給「貧下中農」監管,結果是全面消滅了中國農村的組織、領導者鄉紳階級,摧毀了中國農村的自治社會。

中共立國後,為鞏固政權,緊跟著就發動了「鎮反運動」。這是一場政治大清洗,將民國留下來的官員、軍人及反對中共的知識人,或殺戮、或入監、或「群眾」監管。其後,就是「思想改造運動」,知識分子作為資產階級,被強制「洗腦」,令其自我批判,信奉共產意識,效忠「黨」。至此,中國的知識階級喪失獨立人格與思想,在黨的監管下,僅作為技能工具,為「黨」服務。

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是針對私營企業家、商人的,沒收其資產——所謂公私合營,下放群眾中改造。晚清以來,中國工商業的領導階級——資產階級,至此一網打盡。一九五八年「反右」,對知識階級再次進行清洗,五十多萬知識分子被打為「右派」,成為國家「公敵」。

一九五九年「大飢荒」,數千萬農民餓死,毛被迫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政推行「三自一包」,以挽救經濟。毛針鋒相對,一九六二年重提階級鬥爭,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治以劉為代表的黨內務實派官員。這場鬥爭最終演變為「文革」。為打到以劉為代表的黨內務實派官僚集團,毛髮動全國青少年和底層民眾,進行全面「造反」。在「文革」中,知識階級再次成為重點打擊的對象,從小學教師到國家頂尖級學者、科學家幾乎無一幸免。宋永毅先生認為,文革中僅被迫害致死人數就在二百萬以上。

毛後,鄧回到精英領導路線。以往受衝擊的右派、知識分子得到「平反」,重新啓用;而新一代知識分子已不相信「共產意識」,而轉向人文主義與自由精神。中國八十年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官方的說法,其深層實際上是「非共產意識」、「自由思想解放精神」運動,由此而言,其時保守派指責其「自由化」並沒有錯。這場「自由思想解放運動」是知識精英發動和領導的。其致使保守派發先後發動了「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最終導致「八九運動」。

如上所述,在「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一批知識精英被清洗;「六四」鎮壓後,再進行全面清洗,「自由化」領袖或被逮捕入獄,或逃亡海外,大批知識精英遭到清洗。

其後,中共對知識階級實行拉攏、贖買政策,鼓勵其做官發財。毛時代,知識分子被打壓,作為「資產階級」,監控使用。而鄧後,知識分子被鼓勵「入黨」、做官,特別是「六四」後更是如此,並被鼓勵發財。毛時代,知識分子沒有出路,但「六四」後,知識分子大有出路,有利、有地位、有名聲、有經費、可出國訪問,條件是:遵守「黨」立的規矩,可專心「業務」,但不得「亂說」,不得管社會上的「閒事」;如果能服務「黨國」,可做官、重用。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可以獲取個人的全部利益,但是要交出良知、退出公共社會、交出言論權、放棄公義責任。

一九四九年後,知識分子長期受打壓和被歧視,經濟上也淪入貧困;但「八九」後則可飛黃騰達,只要「入伙」。「新中國」後,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儒家倫理中斷;毛後,共產意識破產;「六四」之後,「自由思想」也遭到遏制,而中共又給知識人提供了可名利雙收,飛黃騰達的道路,何樂不為?於是,大批知識精英入伙做官,或下海經商,捲入貪腐;而更多的人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能夠盡心本職業務算是很好的了;而個別持守良知和道義的人則成為當局打壓迫害的對象。

當下,中國的精英階級屬於技能精英,個人靠技能謀生、進取,但是其不再承負領導國家的責任——該責任由「黨」取代;當然,你可為之辯解,說當下精英都進入了「黨」內。但是這不一樣,精英階級,特別是知識階級,承繼文明之道統,而「黨」僅是某一時期的政治派別,而共產黨是極權政黨,其成員僅是「黨」的工具而已。用毛的話來說,知識分子是毛,而黨是皮,即前者是後者的附庸。

數千年來,中國遭受過無數次災難,包括幾次落後異族的長期統治,但是中國精英階級的道義精神——仁義禮智信從未泯滅。清末至民國(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是中國大失敗大動蕩的時代,但是中國精英、知識階級的道義和奮鬥精神卻空前高漲,至抗日戰爭,達到數百年之高峰。

而當下,中國的精英階級成為既得利益階級,卻不能承擔國家、社會道義之責任。由於「黨」壟斷權力和意識形態,中國的精英階級實際處於被剝奪政治權利和話語權利,「黨」允許他們謀取個人私利,卻不允許他們擔當社會與道義之責任,因為這威脅「黨」的統治和意識形態。當中國精英階級、知識分子被剝奪政治權利、言論權利,精神信念、獨立人格被摧毀、喪失尊嚴與榮譽,那麼在唯利益的道路上,便滑向墮落,此乃自然之事。九〇年代後,中國精英階級、知識階級道德淪喪之普遍之深重,前所未有。比如,教育、醫療、司法乃是乃是文明中最讓人敬畏的領域,是其國家、民族道德的標桿,然而在當今中國,這些領域之腐敗,慘不忍睹。這不怪其個人,這是六十餘年來「黨」極權統治之結果。

一個國家的精英階級丟失傳統、放棄良知,放棄社會公義,放棄擔當國家之責任,斷絕與民眾血肉之關聯,很可悲,結果也將很可怕,猶如一種宗教沒有的牧師和教義、教規,其將回返野蠻狀態,社會淪落叢林原則,人性歸復本能,文明消失,國家與社會或解體,或崩潰。

當今中國,已沒有一個階級、集團對國家與社會負責了,中共已為利益集團,其八千多萬成員既不信奉他們的主義,也無國家、民族之觀念,所求僅在個人利益。中國唯一有擔當的政治集團是「紅二代」,而他們的目標是捍衛紅色江山。國家至此,焉有不亡哉!

其三、質樸、本分、忍耐的俄羅斯人民

前蘇聯之瓦解,歸根結底取決於其人民對極權制度與蘇共政權的普遍不滿和厭惡,是蘇聯人民拋棄了蘇共,也拋棄了其制度和意識形態。

國家、制度、政權及其意識形態之存在,最終取決於人民的認同,由此才能建立人與國家、國家與社會、人與人間的信約,才能搭成共生之默契。所謂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即是講民對國家的認同性。當然,國家、政權、制度均可依靠武力強制建立,但是如果其不能取得民之認同,最終也將完結。靠暴力維持的國家,人們生活早強制與威脅之下,不得不順從,而國家一旦遇到危機,或發生政權紛爭,或統治力量衰弱,人民就會乘機「造反」。反之,如果國家、政權、制度得到人民的認同,那麼當其遇到困難或危機,人民則會幫助其度過難關。

當下,國人對於中共、中共政權及其極權制度的厭惡程度遠遠超過當初蘇聯人民對其「黨」、政權、制度的厭惡。如果中共統治明天崩潰,那麼國人將會是普天同慶。毫無疑問,中共政權及其制度必將完結,問題所在是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結局是什麼?

我們這裡討論的是,為什麼蘇聯可以和平地完成國家體制的轉型,而中國卻沒有和平轉型只可能。其間,人民的因素是什麼?

蘇聯和平變革,歸根結底得救於俄羅斯人民,是他們的本分、忍耐、持守道德、對俄羅斯的忠誠挽救了俄國。前蘇聯儘管實行極權統治,但是有幾條底線沒有逾越,

一是愛國主義傳統;
二是以普希金經典作家為代表的俄羅斯的傳統文化;
三是民間傳統的俄羅斯道德觀念;
四是,史達林之後,蘇聯的人道主義精神。

史達林的統治儘管殘暴,但是也沒有低劣到毛的地步,其將殘酷的政治鬥爭限制在國家層面——克洛勃控制,而沒有將殘酷的政治鬥爭推散到人民之間,群眾都群眾。史達林沒有斷絕俄羅斯的文化和道德傳統,在政治範疇之外,民間保有善惡好壞的基本道德。蘇聯雖然瓦解了,共產意識破產,但是俄羅斯的精神還在,傳統道德還在,加之俄羅斯人民的質樸及傳統的忍耐性,致使俄羅斯在政府癱瘓、經濟崩潰、國家解體的狀況下,人民沒有「造反」,社會未發生動亂,而能維持社會和生活的基本秩序。俄羅斯由此得以度過危機,俄羅斯人民拯救了俄羅斯。

一九九一年秋,我途徑俄國,正趕上經濟崩潰的危機。莫斯科空蕩蕩的商店,為買點可憐的食物,俄國百姓可以站幾個小時的隊,見不到有人插隊。眾多退休老人一生的積蓄,瞬間貶為廢紙。車站前,可憐的老人們,為換麵包,默默地站成一排,有的賣一支鋼筆,有的賣一塊肥皂……。汽車上,青年人見到老人,仍然站起來讓座兒;有不讓座的青年,從旁便有人站出來批評。本分、平和、忍耐、秩序,這是當時大多俄國人的狀況。當時,我的直覺是,如果這場危機發生在中國,就將發生大規模暴亂。

赫魯雪夫之後,蘇聯雖然仍是極權制度,但不再搞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運動。人們沒有自由,但是社會溫和、穩定,生活、教育、醫療均有基本保障,如果不觸及政治,人也是有安全保障的。這些也都是俄羅斯人保有平和、穩定之心態的原因。

十一

傳統上,中國作為一個自然農業國家,鄉村社會是其基礎,而中國的鄉村社會一向很穩固,如果不受飢荒和戰亂的直接衝擊,即使國家崩潰,改朝換代,中國的鄉村也依然如故。穩固的鄉村社會中國文明得以延續數千年的根基。中國鄉村之穩固的原因在於:

一、自然農業經濟。

土地私有,農民依附土地。如無戰亂和飢荒的衝擊,農民世世代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

二、宗族自治社會。

同村落的人,同姓氏,崇拜同一祖先,為一宗族。血緣上的聯繫,使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緊密,不易解體。

二、儒家倫理。

包括道德、禮儀、秩序。其奠定了中國鄉村社會的文明秩序。

辛亥革命可謂是翻天覆地,但是對中國農村影響不大,「未莊還是未莊」、「趙老太爺還是趙老太爺」,男人們只是被迫剪了辮子。對此,魯迅持批評態度,但從另一方面而言,說明中國農村社會的穩定性非常好。國家變、朝代變乃至制度變,沒了皇帝,但廣大農村社會依然如故。

中國古代社會,由於經濟落後,農民大多沒文化,但是在中國鄉村的宗族社會及儒家倫理秩序中,以及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中國農民質樸本分,知仁守禮,重道德。魯迅是刻薄的人,但他筆下的農民多老實巴交,即使是「反面人物」魯四爺、趙老太爺也沒壞到哪裡去。魯迅寫了「阿Q」,但是「阿Q」不是農民,而是遊民。遊民確實中國社會的問題,是有傳統的,比如《水滸》中的牛二,他們中的大人物則是陳勝、劉邦、張獻忠、洪秀全……。魯迅批判辛亥革命,不讓「阿Q」參加革命,作為「反叛」作家,他可以這樣理解;而中共革命則恰恰是鼓動「阿Q」革命,中共革命本質上即「阿Q」革命——流民革命,中共政權即「阿Q」政權。一九四九年後,毛的持續折騰即「阿Q」坐了天下。

中共為在內戰中,徵集兵員和物資,自一九四六年發動土改,並持續到一九五一年。土改從四個方面摧毀了中國鄉村社會。

一、消滅鄉紳階級。

鄉紳是中國農村的支柱,領導者、組織者,其代表鄉村文明的秩序、倫理和價值。消滅了鄉紳階級就消滅了鄉村文明。土改中,中共主要是依靠痞子——阿Q,並依靠他們建立「黨」在農村的基層政權,痞子取代鄉紳成為鄉村的領導者。

二、消滅了土地私有制。

土地私有是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可以說是中國農業文明之本。土改,中共以暴力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與窮人。這從根本上摧毀了土地私有制。既然,「黨」可以從地主手中搶得土地,那麼也同樣可以將分給窮人的土地再搶回來。一九五六年所謂合作化運動,就是沒收所有農民的土地,歸公。

三、消滅了中國農村自治社會。

中國自古官不下縣,農村社會自治。自土改,中共在農村設立基層政權——「黨支部」,按照黨的綱領、政策、意識形態統治每一村落,最直接的功能就是「收公糧」——無償掠奪農民的物產。

四、中斷了儒家倫理道德。

「黨」的意識形態取代了傳統的仁義道德。土改從根兒上中斷了中國傳統道德,而共產意識本質上是底層流民意識:打、搶、分,要什麼有什麼。

五、農民轉變為農奴。

自古,中國農民的地位低於「士」,而高於兵,也高於商,為國之本。按照西方的價值,他們是獨立的自由民。而經過土改,在經過合作化,中共農民淪為國家的農奴:沒有土地、沒有自身權利、不得遷徙、物產歸公。

至上世紀七〇年代末,中國八成的人口尚是農民。土改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民族,將自立之農民改變為農奴,八〇年代後,數億農民外出打工,既不能再城市落戶,又不能回農村謀生,成為現代流民。當下,中國龐大的流民人口,備下了未來可能爆炸的火藥。中國一旦崩潰,經濟癱瘓,他們隨之就失去生計,由此混亂將衍成暴亂。

十二

與蘇聯的極權統治不同,毛不斷發動群眾運動。由而毛殘酷的「鬥爭」政治,不僅限於國家機器的嚴酷統治,而且漫延到人民之中,群眾與群眾彼此羞辱、仇恨、鬥爭,乃至直接的暴力;人人受迫害,人人迫害他人。此深深毒害了人民,塑造了其猜忌、恐懼、敵視、虐待之心理。我們需要看到,經過毛時代,中國人的心理很是扭曲,以致成為民族的性格。

蘇聯變革前,其人民沒有經歷過類似中國的「六四」鎮壓,也沒有經歷過權貴經濟。

「八九」運動的質點是國人反抗中共政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經過十年的自由思想啓蒙,最終演化為全國性的浩大民眾運動。這本是中國民眾愛國熱情、自由精神、公義道德的復興,然而遭到當局的「六四」血腥鎮壓。對於中共統治,這場鎮壓很是有效,從精英階級來說,被滅了「出頭鳥」,整體上被屈服,被收買,入伙謀求自身利益。從民眾來說,則是再無國家、社會、希望、道義之念,加之生計愈發艱難,更是一切皆不可信,唯求生求財。中國復興文明之精神、道義的期望和努力由此破滅,社會轉入叢林原則。

鄧的改革開放實質就是發展資本主義,但是其前提是不動搖中共極權統治。這兩條結合起來就是中國的權力資本主義,也就是權力者利用權力將國家資產轉為個人資產,同時也將權力出租,進行權錢交易;而商人、企業主也需賄賂官員,或拿到「批文」,或得到特殊「照顧」。

「改革」初始,農民、小商小販可以靠給自己的勤勞獲得相應的利益回報。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的擴張,「勤勞致富」已為天方夜譚,權貴們的財富以天文數字膨脹,而底層民眾被剝削被掠奪。比如,九〇年代的國有企業轉型,權商勾結裡外勾結,權貴以低廉的價格,將國有資產,轉為私人資產,而數千萬工人則被「下崗」。再有全國普遍性的徵地與拆遷,政府強制性徵地、拆遷,然後高價出讓給開發商,政府得利、官商得利,而農民和住民則成被掠奪者。當今,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異最為懸殊的國家,而所有的人都明白,少數權貴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獲取如此巨額的財富,多得於非法掠奪。在任何正常國家均有貧富差異,可怕的是權貴們的財富來於公然的掠奪,而多數民眾則公然地被掠奪,而人們對之都清楚,卻無可奈何,只能將之作為憤怒、仇恨掩藏於內心。

由於是極權體制,司法不獨立,法律無保障,社會無此從建立公義價值,底層民眾不僅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他們遭到侵害,亦得不到公正的對待,他們只能吞下冤屈。當今,中國發生的許多報復性惡性事件,都是由於當事人收到侵害而得不到公正解決,最終是盲目報復社會,禍及無辜。在叢林原則支配下,公然地欺壓、掠奪、詐騙、造假成為日常生存狀態,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廣大底層民眾。雖然,這是少數極端事例,而多數人默默吞下他們的冤屈,但這將在其內心積蓄怨恨、敵視,當遇到時機,就將演為噴發的暴力。不是不報,時機未到。

經過中共革命、文革、權貴掠奪的「洗禮」,中國的百姓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本分人,他們本身已被流民化,蓄積下極大的憤恨和暴力。中國社會一旦發生動蕩,他們絕不會像俄國民眾那樣忍耐、持守道德、熱愛國家,而是適機踹上一腳,釋放仇恨和暴力。可以設想,如果當下中國處於冷兵器時代,或者熱兵器早期——如晚清或民國初年,中國的民間起事早即不知發生多少次了。中共當今的統治全然得益於國家暴力的現代化,國家暴力與民間反抗力量不成比例。但是,當國家一旦發生危機,高層政權一旦動搖,民間蓄積已久的暴力將如火山爆發。

十三

綜上,可看出中國沒有和平轉型實現憲政的希望和可能。

沒有和平轉型的希望,於是有些人便寄希望於「人民革命」,但是我以為,中國亦無「革命」的希望和可能。「革命」需要有組織、有綱領,然而中國並沒有成型的政治反對力量,因為其在萌芽期間就都被扼殺、撲滅了。

當今中國社會無信仰、無規則、無道德,「厚黑」盛行,不僅政府如此,精英如此,民間亦如此。「憲政」乃規矩。中國人民已經流民化了,既無憲政之觀念,亦無憲政之要求,凡「規矩」都是為別人的。

遇有時機,他們內心的不平、憤恨便將轉為盲目的暴力。因此,中國不會有「人民革命」,而將是「人民暴亂」。

中共蠻橫地扼殺了中國的良知和健康力量,但卻不可能長久地維持其統治,因為其制度本身違背人性,不可抑制的腐敗即是明證。習新政大力反腐,就是因為其看到腐敗最終將瓦解中共政權及制度。

毛後,黨內外良知本期望中國能和平轉型,但最終遭致扼殺。至「紅二代」執政,政治上反比江、胡時代更倒退,目的是挽救紅色江山。

至此,中國前路已絕,唯等自然崩潰。

人類的歷史是,當人世道義法則不能彰顯,那麼自然法則就將出場。

而自然法則以萬物為芻狗,黑暗、浩大、渾然。這一場大崩潰大災難,於中國無可避免,中共政權及制度將由此滅亡。只是,其即使滅亡也要同時將中國棄於毀滅。

二〇一五秋至二〇一六春 於伊薩卡(美國紐約綺色佳)

寄件人: "王康" <pdwk0124@vip.sina.com>
標題: 【健保免費連線】 中国为什么不会有前苏联式的和平变革(之一)
日期: 2016年3月14日 GMT+8 上午12:53:48
收件人: "ccwmsgx" <ccwmsgx@yeah.net>
回覆給: pdwk012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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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峯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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