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窮途末路

元禧評論 22.04

中共目前的權貴資本主義是無法無天的資本主義，且又以西方無知的個人主義為前提，絕對需要改善，最好能直接進入儒家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民主主義，此即「家國主義」！

這樣更能同時解決西方個人主義民主政治的悲劇下場，此即少子化，人口老化，勞動力欠缺，青壯失業，移民當道，以致於幾乎要乞丐趕廟公，讓歐洲幾乎被穆斯林吃掉，甚至讓黑人當了總統，穆斯林當了倫敦市長！

而斷背山與蕾絲邊更必然是所有基督教個人主義國家，遲早必然走向的滅絕道路！

民國一〇七年四月廿一日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沒有可比性

張清揚

民國一〇一年三月十二日

共產主義革命的鼻祖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廿五日）發動武裝政變，推翻了導致沙皇下臺的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聯合）政府，由他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蘇聯共產黨的前身）獨家掌握了政權。他將這場政變稱之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將新建立的國家取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隨著周邊國家被赤化後加盟（歸順）俄羅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卅日改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從此，社會主義便成了國家性質的標誌和國名的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蘇軍解放並佔領的一些東歐國家，紛紛成立了共產黨政權，也打出了社會主義的名號。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打敗了蔣介石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雖然沒有「社會主義」的字樣，但毛澤東採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國策，加入到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與西方的所謂資本主義陣營對抗。隨後，他又拋棄了迷惑人的新民主主義旗號，在國內搞起了「社會主義革命」，刮起了共產颶風。

總之，從共產黨的革命領袖到政經理論學界直至普羅大眾，都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完全對立起來，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國家制度，共產黨總愛拿這兩種制度進行比較，一直宣揚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沒落。在毛澤東統治時期，是絕對不允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他準備好打擊政敵的帽子便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政界和學界仍在激烈辯論「姓資姓社」的問題。時至今日，誰都沒有對這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邏輯概念產生過懷疑。

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共產黨的可怕折騰並認清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真面目後，我終於醒悟了，原來社會主義只是共產黨人用來屏蔽可怕的共產主義的一張畫皮。共產主義革命領袖們都說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完全是不合邏輯的！現在，我終於明白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沒有可比性。原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家應當稱之為共產主義國家，而不是什麼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是一種政治理念，是治國者或執政者所追求的目標，即以社會發展和繁榮為基點，使全體國民過上幸福的生活，它的本質是以民生為重，追求全民的福祉。只要是以民富國強為目標的主義都可稱之為社會主義。因此，社會主義是一種深得民心的口號，共產黨借用它安撫人心，將令人恐懼的共產主義藏之於身後。世界上的政客標榜社會主義的人很多，對社會主義的解釋也五花八門，因為它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概念，不是具體的、可操作的制度，所以沒有人（包括共產黨的領導人）能將它說清楚。

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不提共產主義，而是高舉社會主義旗幟，他們所建立的政黨都稱之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工黨。他們並不否定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及與之配套的議會民主制，而是在私有制的框架內行事。在野時，通過議會鬥爭，力求消除競爭上的不公，防止公權力的介入；執政時，用行政手段調節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勿使其過大，以防止造成社會的分裂與對抗。事實上，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就是一種社會主義。德國法西斯的頭目希特勒也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他的納粹黨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簡稱。上世紀五〇年代的印度總理尼赫魯亦聲稱要實行社會主義。因此，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或經濟制度，而是各種政經制度所要達至的目標，所以，用它來為一個國家定性是不合邏輯的。

共產主義實質上是馬克思設想出來的一種經濟制度，即在經濟領域內廢除私有制，實施全民所有制，以消除私人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達到社會平等的目的。這就必須由當政者統一管理國家的經濟，採用計劃方式來實現社會的供需平衡。為了管理好公有制經濟，政府就必須對社會實施全方位的控制，全民必須服從國家的安排，於是勞動者完全失去了流動的自由和維護自身權利的基本人權。共產主義制度並不消滅資本，資本是社會生產力從個體的農耕經濟發展到集中的工業化生產必然出現的生產元素，是消滅不了的。公有（或國有）的資本仍是資本，要求它增值以擴大再生產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依然如故，只不過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利潤）被政府以全民的名義拿走。為了與自由資本主義相區別，我們稱共產黨所實行的共產主義叫國家資本主義，它消滅了私人資本家，但卻留下了政府這個大資本家。我們從毛澤東時代的低工資和低人權可以看出，這個國家大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更甚於私人資本家，因為工人連討價還價的權利都沒有。

與共產主義相對應的經濟制度則是（自由）資本主義，它主張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用市場手段來調節社會的供需關係，以合理配置資本、勞動力和資源，在私有制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競爭，迅速使資本增值，去擴大再生產，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是不能直接干預經濟的。

所以，如果要比較，只能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經濟制度相比，而不是作為治國目標的社會主義與具體執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比。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共產主義所追求的目標是所有國民在經濟地位上的平等，而資本主義所注重的則是生產效率和財富的積累速度，它著眼於全社會的迅速發展和繁榮，從而使每個國民都能從中獲益。

由於資本主義是在數千年的私有制基礎上自然演進而來的，人們很容易接受，不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造成衝擊。

然而，共產主義則是要推翻原來的私有制基礎，這就違背了人性，人們很難接受，必然會有激烈的抵制，所以，共產黨只能靠暴力奪取政權，然後用暴力來強制推行共產主義，從而造成人類發展進程的斷裂和巨大的社會震盪，其慘烈是可想而知的。全世界的有產者都害怕共產主義，將其視為洪水猛獸，資本主義國家都繃緊了神經，把防止共產黨的滲透作為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我記得，在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嚇唬老百姓的一條最流行的標語就是：「共產黨來了要共產共妻！」以此動員老百姓抵制共產黨。鑒於民眾普遍的恐懼心理，共產黨不便直接打出共產主義的旗號，於是便策略性地以社會主義美詞取而代之。

那些主張公有制的人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私有制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是人類進入物質文明的基礎和標誌，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發動機。可以說，沒有私有制，便沒有人類現代文明的輝煌，人類將長期停留在蠻荒時代。人類雖然組成了群居的社會，但每個人仍是獨立的個體，而個體就需要有支配自身並享有個性化物質生活的自由，這是個體生物為求生存的天然自私性，它體現於人類便是人性。但自私並不等於完全排他，動物大都有不食同類的天性，在人類社會，更有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所以，人性應得到人類社會的尊重。只有在保證個體自由的前提下，每個人才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通過平等競爭（民主社會到來之前的競爭是不平等的），促使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私有制所反映的是人性，消滅私有制，便是消滅人性，而這正是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中國因「大躍進」而人為造成的飢荒餓死了幾千萬人，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雖說這與視生命如草芥的那個暴君密切相關，但根本的原因則是推行了「人民公社」那樣無視人性的公有制，最可惡的是，專制政權不僅不救助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農民，甚至將挨餓的農民為活命而離鄉乞討的自由權利也剝奪了，硬讓他們悲慘地餓死在家裡。

現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已見分曉，共產主義制度已遭全面失敗，而社會主義的美好目標卻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實現，一些社會黨（或工黨）執政的西歐國家如瑞典、挪威堪稱社會主義成功的典範。上個世紀七〇年代末，作為中國副總理的王震在訪問英國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此處應該說社會主義社會——筆者）」他說了真話，可悲的是，他念念不忘是那個共產黨的專政權，而不是人民的福祉。當今再也找不到堅持共產主義制度的國家了，連最頑固的朝鮮共產政權也在醖釀改革。

一個國家的性質除了取決於經濟制度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制度。眾所周知，政經是密切關聯的，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結構。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要求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就必須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而市場的公平競爭則需有嚴格的法治，避免公權力的介入。要達到自由與法治，就只有實行代議制的憲政民主制度，消除絕對權力，讓社會的各個階層都能充分表達意願，維護自身的權益。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的基本原則，但也需要照顧少數人的利益，不能以犧牲他們為代價，如果出現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損害，少數派可以奮起和平抗爭。所以在實行民主制度的社會，協商、妥協就成瞭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和特色。

資本主義遇到的障礙就是皇（王）權專制制度，因為它不提供資本主義所需的自由度，於是便發生資產階級與國王的對抗，除法國採取了流血的大革命方式外，歐洲的多數國家都是用和平的手段迫使國王讓渡權力，實行了君主立憲，最終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建立了三權分立、互相制約的民主政治制度，使歐洲各國穩定了二、三百年，再也沒有發生革命和內亂。所以，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配套的是民主政治制度。我們既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說它是民主國家。

剝奪私有資產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劫富濟貧」的思維方式，它必然會遇到有產者的激烈抵抗，只有採用暴力或在暴力的威脅下進行強制剝奪。於是，共產黨便打出「階級鬥爭」的旗號，對有產階級進行專政，不許他們反抗，一黨專政便應運而生。

公有制是一種虛幻的東西，它不可能真實存在。名義上，人人都是社會公有資產的主人，而實際上卻找不到一個真正的主人，每個人都沒有主人的感覺，所以，公有制實質上是「無主所有制」，但公有資產的管理者還是必須有的。由於沒有配套的議會民主制度，管理者（政府官員）在處置資產時，不受制約和監督，於是，他們就「代表」所有的主人自行做主了，久而久之，管理者便成了具有資產支配權的真實主人，最終成為特權階層，因此，公有制又可稱之為「官員所有制」。由於公有制經濟涉及到全社會和所有的人，政府就要進行全方位的掌控，執政者以國家利益或集體利益為幌子，要求所有的主人放棄個人利益，服從他們的安排。這樣，一黨專制的深度和廣度就遠超皇權專制。因此我們說，專制社會不一定是公有制社會，但公有制社會則必定是專制社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專制的極權度也就越高。所以，與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配套的政治制度是一黨專政。我們既可以稱之為共產主義國家，也可以說它是專制國家。

與資產階級推翻（皇權）專制制度正相反，共產黨卻要強化專制，兩者逆向而行，一個推動歷史前進，一個要復辟後退，誰是反動勢力，不是很清楚了嗎？然而，人類社會發展的大潮終將衝垮逆流，繼續向前。

毛澤東粗暴地推行共產主義的公有制，結果全民皆窮；鄧小平是一個清醒的實用主義者，他親身體驗到公有制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於是，他調轉船頭，向私有制回歸，他卻把改邪歸正美其名曰改革開放，他要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何謂中國特色？意思很明白，即保持政治上的一黨專政不變，部分恢復私有制，引入市場機製作為調節手段，淡化國家計劃，只保留宏觀調控。其結果是，由於專制政治體制不能與改革後的市場經濟配套，造成了一個政經的怪胎——權貴資本主義。專制者在公有制時代享受慣了特權，再加上權力進入市場可以與錢交換而成為富豪，掌權者就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地欣喜若狂，更加不願放棄權力了。

現今，權貴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諸多嚴重問題：權力的全面腐敗，社會分配極度不公，貧富差距已達世界之最，官、民對立，政府誠信蕩然無存，廣大民眾早已怒火中燒，當權者拿出吃奶的力氣來「維穩」……總之，鄧小平開啓的改革已走入死衚衕，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遇到了嚴峻挑戰，國家前途堪憂，舉國上下都處於惶惑之中。

我們要奉勸當政的既得利益集團，不要再自欺欺人地強調什麼「中國特色」，迅速扎實地開啓政治改革吧！你們應以全民的利益為重，去積極推進憲政民主，讓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健康發展，使中國真正繁榮富強，長治久安，國民幸福，那樣，才能真正實現美好的社會主義的目標。

正因為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政經怪胎，沒有法理可供支持，是一種極不穩定的過渡產物，是專制社會壽終正寢前的迴光返照，它不可能長期生存下去，我們應當有信心期待轉型期早日結束，迎接光明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