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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03 13:32:38瀏覽663｜回應0｜推薦7 | |
| 利益集團俘獲國家 美國的一位知名作家彼得‧巴恩斯，在2007年出版了《資本主義3.0》一書。他講到：“較之美國，中國有兩個優勢：其一，中國加入自由市場遊戲的時間較美國短，盡可吸取我們的經驗教訓；其二，中國政府尚未像美國那樣已被強大的私有企業所壟斷。這意味著，中國可能有機會為其經濟發展另辟蹊徑，從而在享有市場經濟的要義的同時，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端”。（彼得‧巴恩斯：《資本主義3.0》第8頁，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版）由中國的政治制度所決定，中國政府不會成為某一個或者某幾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不會出現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關於這種利益集團性質的政治，恩格斯在1891年指出過：“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裏，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於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卷第1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由於存在著黨派之爭，市場與各個黨派的利益密切相關，每一個上臺執政的黨派總是千方百計維護與自己黨派有密切關系的市場主體的利益，而排斥其他的利益主體。美國在其市場經濟建立初期，這個方面的表現非常突出。《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之一麥迪遜在美國建國之初就指出：“土地占有者集團、制造業集團、商人集團、金融業集團和許多較小的集團，在文明國家裏必然會形成”。（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第45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19世紀初，美國人富爾頓發明了蒸汽動力船，他試圖把自己的發明推銷給當時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但拿破侖把富爾頓看成是一個騙子。窮途末路之際，他認識了美國總統傑弗遜派往法國的外交公使利文斯頓。利文斯頓曾經是紐約州的第一位大法官，他具有敏銳的商業頭腦。他認為，汽船的商業價值無限，他向富爾頓的發明進行了投資。同時，他在1801年利用自己的黨派關系，說服紐約州議會通過法律，給予他和富爾頓在紐約州的水域壟斷汽船運輸的特權。1808年，紐約州進一步規定，未經利文斯頓和富爾頓的允許，任何汽船都不得進入紐約州的水域。如有膽敢闖入者，利文斯頓和富爾頓有權予以扣壓。同時還把汽船航行的壟斷權進一步延長為30年。這種為了某個黨派利益進行市場壟斷的例子在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並且日益制度化。彼得‧巴恩斯在《資本主義3.0》的書中講到了很多利益集團遊說國會和政府以謀取私利的例子。書中講：“此類事例不勝枚舉，前共和黨議員凱文‧ 菲利普斯就列舉了一些：‘采伐業曾為了爭取價值4.58億美元的采伐道路補貼而花費了800萬美元，他們的投資回報是5725%。葛蘭素威康制藥公司投資 120萬美元，贏得對Zantac（葛蘭素生產的善胃泡騰片）專利延長了19個月，價值10億美元——他們獲得的凈回報是83333%。煙草業花了 3000萬美元得到了價值500億美元的減稅——回報率高達167000%。而廣播業花費區區500萬美元，就得到了免費的數字電視許可證，得到拱手相送的價值700億美元的公共資產——不可思議的百分之一百四十萬的投資回報。’”（彼得‧巴恩斯：《資本主義3.0》第51-52頁） 經理人階層掠奪成性 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一個人數龐大、掠奪性極強的經理人階層。2008年10月，雷曼兄弟前CEO富爾德在美國國會接受質詢，有議員批評稱，富爾德在雷曼兄弟破產前夕，一邊請求聯邦政府援助，一邊把上千萬美元的離職金裝進公司高管的口袋。2008年10月6日，富爾德在國會眾議院的聽證會上接受質詢： “2000 年，你的收入是5200多萬美元;2001年，你的收入增加到9800萬美元;等到2006年，加上你的股票分紅，這個數字達到1億美元;現在你的公司破產，國家經濟陷於危機，你卻擁有4.8億美元資產。我問你一個很基本的問題，這公平嗎?”“雷曼賺很多錢時，你賺很多錢;雷曼不賺錢時，你還在賺很多錢。現在雷曼股東卻一無所有!”“惡棍!”這些指責和謾罵，都出自美國國會眾議員之口。 股票市場上的銀行股瘋狂縮水，可銀行家的收入卻瘋狂增長。據美國智囊機構經濟政策研究所統計，2006年美國企業高管的平均收入是一般工人最低工資的821倍，為歷史上最懸殊的一年。德國《世界報》說，德國銀行家的薪水與普通職工薪水的比例已達70比1，德意誌銀行總裁阿克曼的年收入是德國人平均收入的240倍。而法國興業銀行發生金融交易巨大損失的醜聞時，總裁布通就被曝光一年賺了1100萬歐元！更令人憤怒的是，一手制造了危機的華爾街高管們人人身披“金色降落傘”（美歐對金融業通常按照聘用合同給離職者大筆賠償金現象的統稱），不僅可以平穩落地，甚至還能改頭換面“東山再起”。比如，2007年美林公司的董事長奧尼爾離職時獲得6600萬美元的報酬，而現在，美林已被收購；花旗銀行總裁普林斯離職時帶走1400萬美元，在他離職前，花旗銀行剛公布了遠超人們預期的巨額虧損；10年前擔任花旗集團總裁的戴蒙被辭退，現在卻是摩根大通的首席執行官。2008年9月，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也對CEO們的高收入深惡痛絕。奧巴馬說：“讓他們放棄一部分工資，他們就不願合作，我無法想象還有比這更自私更貪婪的行為。我現在就告訴那些人：你們得到的巨額報酬與你們對員工和美國人民的責任有關，我們要求你們履行這些責任，我不會允許救市計劃成為華爾街高管們的福利項目。”2009年1月29日已就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向華爾街高管發出譴責：“這是高度不負責任，是可恥。”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2008年10月31日公布的一項分析報告講，接受政府金融救援資金的首批9家銀行，截止2007年底欠高級管理人員的養老金和延期支付獎金總計超過400億美元，這意味著政府旨在緩解銀行流動性危機的部分資金有可能直接原封不動地流入高管的賬戶。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評論說，現在確實存在著一個“掠食者階級”，那些創造了垃圾抵押貸款、衍生品和金融醜聞的人，卻是受教育最多、最有錢的專業人士，他們領著高薪，穿名牌西服，讀著《發現自我》之類的書籍，掠食著我們今天已殘缺的文化。世界銀行副行長法喬杜裏表示，有些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已到了不道德的程度，歐盟官員更是將之斥為“社會禍患”。 跨國公司進行技術壟斷 這種技術壟斷有三種類型。一種是為了確保自身利益而進行技術壟斷。一個例子是20世紀30年代開始，通用汽車就與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菲利普斯石油等共同組建公司，收購了紐約、費城、洛杉磯、西雅圖等45個城市的100多個幹凈高效的電力軌道交通系統後予以拆毀，代之以自己生產的公共汽車系統。1987年，通用汽車CEO羅傑‧史密斯要求開發一種實用型的電動汽車，使用蓄電池和電動機的EV1得以面世。它可以在3.6秒內加速到100公裏/小時，超過絕大多數高檔跑車，完全不需加油，沒有任何尾氣排放。在車庫裏接上插座充滿電，就至少可以行駛120公裏，滿足90%的上班族的通勤需要。鼓舞之下，加利福尼亞空氣資源委員會（CARB）在1990年推出零排放法案：在加州銷售的汽車制造商都要確保在1998年時總銷量的2%是零排放車，2001年 5%，2003年10%。這意味著不僅汽油的份額下降，石油巨頭們還將在未來能源供給中，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壟斷地位和零售網絡。他們收買媒體宣稱這種車的環境收益不可信，電力來自燃煤電廠，會產生額外的汙染。無視大型電廠采用高效防汙染和節能設備以及現代電力系統的低損耗，無視汽車內燃發動機消耗的能量中僅有2%是真正用於行駛的事實。在加州市政部門討論為電動車修建充電站時，被石油巨頭資助的以消費者保護組織面目出現的一家NGO就站出來批評說此舉是浪費納稅人的錢。EV1最大的局限性是行駛裏程短，但通用控制的一家公司只需兩年就可以投放更先進的鎳氫電池，可以跑180到260公裏，不過這項專利被通用賣給石油公司雪佛龍德士古並束之高閣。很快，EV1的生產線就被拆除，銷售隊伍被解散。 第二種類型就是因為意識形態沖突而進行技術封鎖。1987年5月27日，日本警視廳逮捕了日本東芝機械公司鑄造部部長林隆二和機床事業部部長谷村弘明。東芝機械公司曾與挪威康士堡公司合作，向蘇聯出口大型銑床等高技術產品，林隆二和谷村弘明被指控在這起高科技走私案中負有直接責任。這就是冷戰期間技術封鎖案件之一——東芝事件。在以後的幾個月裏，美國朝野群情激憤，再三譴責日本，並對東芝公司進行了制裁。當時的日本首相不得不向美國表示道歉，日本方面還花1億日元在美國的50多家報紙上整版刊登“悔罪廣告”。心驚膽顫的挪威政府除了向美國保證今後決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外，還關閉了康士堡公司駐莫斯科辦事處，並停止了該公司正在與東歐國家進行的全部貿易。 第三種類型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自主創新的技術壟斷。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和自主創新力度的加大，國外公司對中國技術的封鎖越來越嚴重。2006年4月，中國成都飛機工業集團公司宣布，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CM1海豚”磁懸浮列車計劃於7月在上海同濟大學全長1.7公裏的試驗路段上進行首次試運行。消息剛宣布，德國媒體和西門子等公司便群起而攻之。懷疑中國抄襲了德國磁懸浮技術的觀點開始在德國見諸報端。其中，德國巴伐利亞州州長施托伊貝爾的說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聲稱，這件事“聞上去很有些技術盜竊的味道”。 近年來，中國企業通過與外國公司開展項目的開發合作，不斷學習、消化和吸收，成功搭建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多種機車組的設計、制造技術平臺，形成了持續研發和制造的完整體系。其中長大編組臥車動車組的研制成功就是我國高速動車組領域實施自主創新和鐵路技術裝備現代化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這引起西方一些跨國公司的不滿。2009年1月2日，法國阿爾斯通(Alstom) 交通運輸公司鼓動西方國家不要采購中國生產的機車，指控中國市場逐步排擠外商、不讓外商參與其國內市場競標等。公司首席執行官菲利普‧梅利耶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聲稱，中國應用西方國家技術制造機車並向海外出口，但根據條件，上述技術一般僅限於其國內使用，不能用於境外，他呼籲西方國家不要購買中國生產的機車。 對外進行民主輸出 美國在全球各地推行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和民主模式，這是其腐朽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東歐和中亞地區，美國大搞所謂的“顏色革命”。2005年，美國總統布什在共和黨操縱的國際共和政體研究所的一次午餐會上承認，該所成立20多年來已經在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進行著各種“顏色革命”活動，表彰他們在“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雪松革命”中的作用。他說，這僅僅是開始，在高加索、中亞和大中東地區，人們希望變革。布什在位的前7年，用於支持世界各地“顏色革命”的援助費用高達60億美元。 （1）“玫瑰革命”。2003年11月，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以當局在議會選舉中“舞弊”為由拒絕承認選舉結果而引發局勢動蕩。2003年11月22日，格魯吉亞反對派率領示威者沖進國會，要求當時的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辭職，一名反對派手上還揮舞著象征和平的紅玫瑰。最後反對派成功“逼宮”，謝瓦爾德納澤黯然下臺，薩卡什維利成功當選格總統。格魯吉亞的這場變化被稱為“玫瑰革命”。 （2） “橙色革命”。2004年年底烏克蘭的總統選舉中，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以選舉存在舞弊為由拒絕接受第一次選舉結果，並號召支持者圍堵政府。在美國和歐盟的壓力下，烏克蘭進行了第二次總統選舉，結果尤先科成功當選。由於尤先科的支持者以橙色為標誌，所以稱之為“橙色革命”。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革命”中，反對派都是親西方勢力，而下臺的政權多是親俄羅斯的官員。美國政府不僅出錢，同時也不斷向兩國政府施加壓力，並為反對派打氣。 （3）“郁金香革命”（亦作“黃色革命”，“檸檬革命”），指2005年2月27日和3月13日的議會選舉之後，中亞地區的吉爾吉斯共和國總統阿斯卡‧阿卡耶夫及其政府的倒臺。這次“革命”的目的在於結束阿卡耶夫及其家族和夥伴的統治，阿卡耶夫在革命爆發之後逃往國外。4月4日，在議會代表團出席的情況下，阿卡耶夫在駐莫斯科大使館中簽署了辭職聲明，4月11日，吉爾吉斯議會批準了他的辭職。在此次革命的初期，媒體使用了各種稱謂來指稱這次暴動，諸如“粉紅革命”，“檸檬革命”，“絲綢革命”，“水仙革命”，“砂紙革命”以及“郁金香革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媒體開始稱其為“郁金香革命”。 這些所謂的“革命”，是以幹預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主權為目的，以輸出美國的價值觀為指向，以金錢援助為手段，以軍事力量為依托，完全暴露了當代資本主義的腐朽性。 國家成了戰爭機器 1798 年至1993年期間，美國以武力解決沖突的案例高達234次；冷戰期間美國對外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約有125次；從1916年到2008年美國發動和參與的戰爭達到220次，平均每年2.5次。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以執行聯合國決議、維持和平、實施人道主義援助、反對侵略以及保護美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等各種借口，先後對外出兵達40多次，其中對他國進行強力軍事幹預就有10次：1983年10月，閃電入侵格林納達；1989年12月，突襲巴拿馬，拘捕巴軍政府首腦諾列加；1990年6月，入侵利比裏亞首都蒙羅維亞；1992年12月，武力幹涉索馬裏；1994年9月，占領海地；1994年8月到9月，連續兩周出動大批飛機對波黑塞族軍事目標及部分民用設施進行猛烈轟炸；1998年8月，打擊蘇丹和阿富汗；1999年3—6月，悍然對主權國家南聯盟發動代號為“聯盟力量”的大規模戰略空襲；2001年10月，發動阿富汗戰爭；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這些戰爭的發動體現了帝國主義固有的本質 ——依仗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優勢，在全球推行霸權主義。美國的霸權行為無所不在。例如，2007年1月22日，美國空軍發布新的太空行動學說。該學說帶有明顯的攻擊性，其核心就是奪取空間控制權，既要保證美國在太空的行動自由，還要阻止任何“敵視美國利益”的國家或者個人進入太空。不僅如此，美國空軍在 2006年10月底已經秘密部署了“反通信系統”，幹擾敵對國家的衛星通信。總價值3億美元的“軌道快車”也在研制中，它由小衛星和太空自動化運輸機器人組成，可在太空掠奪敵對國家的衛星，也可根據提供的信息自動變軌，捕捉敵對衛星並予以摧毀。 （摘自《紅旗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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