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的成形
眷村是台灣特有的居住區域、生活型態與族群文化。1949年(民國38年)隨著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大量移入的軍民，國民政府為照顧與感念這些曾為國家犧牲奉獻的國軍英雄，初期分別被臨時安置暫住於日本軍人撤出之營房，或借用校舍、民房，甚至搭帳棚及建竹籬笆等，就廣義而言，眷村也包含榮民與眷屬自行興建的大範圍違建，如台北市福和橋旁寶藏巖聚落等的所謂「另類眷村」。

1945年(民國36年)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自日本政府正式接收台灣，當時由於戰後再起的國共內戰以及國民政府派任、個人投資等多種因素，已逐漸有各省人員來台。

4年之後，也就是1949年，國民政府軍失利於國共內戰，大量國民政府黨政官員、公務員、軍隊及各省居民被迫轉往台灣定居。據統計，1946年台灣人口610萬，稍後的1950年(民國61年)卻激增為745萬。其中絕大部分實為此階段的新住民。

1949年國民政府為解決150萬以上的居民帶來的居住問題，以興建房舍或安排宿舍，並將新移民加以群聚於一定範圍，即為現在所知的「眷村」。

早期眷村的住民，大多懷著思鄉之心，期盼著隨時能「反攻大陸」，因此是以過客的心態暫居台灣，在原只是暫時落腳的村子落地生根，因陋就簡，和外界的互動自然不多，時間久了，無形中塑成其獨特生活方式，發展出獨特的文化氛圍。於是「竹籬笆」成為眷村代名詞，多少也反應出其對外的封閉性，也從此「眷村」之名變成台灣近代地方文化不可磨滅的一環。

「眷村」，由軍、公、教、中央民代按職等之不同，大致分為五大階層的眷屬宿舍散佈座落於台灣各地，台灣百性則圍繞著眷村設立日用品交易集合市場由「物易物」至「錢易物」，眷村於台灣文化奧妙關係持續上演著。

由於語言、生活背景與習慣難以融入台灣社會，無形產出一種自我保護，與較為團結的眷村性格。早期眷村子弟不易融入台灣社會，職業選擇受限，或者保家衛國的號召而多數從軍。眷村傳統上所謂的「外省人意識」極為強烈，以對抗不同文化衝擊和新環境的不安，促使眷村的空間性格更形隔離封閉及排外。也由於階級與服從效忠的關係，促成眷村居民成為國民政府最忠實的擁護者，但也更因此加深了眷村近似隔離的社區特性。

眷村文化特質
「眷村」被標籤化、同質化後，形成較為劃一的眷村性格；眷村人的生命歷程與國家命運休戚與共，而孳生較為強烈的愛國情懷；語言、生活背景與習慣與台灣居民的不同，發展為自我保護而產生出較為團結的眷村性格；眷村中階級服從的倫理觀念較台灣其它各地區的居民發達，形成獨特的文化特質；早期眷村子弟不易融入台灣社會，職業選擇受限，或者保家衛國的號召而多數從軍；眷村有其獨特文化，因其匯集中國各個不同省份的人、語言、風俗、習慣、穿著和飲食，相較於早期台灣村落或社區，更突顯了多樣性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