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無所不談」要介紹中國大陸前文化部長王蒙的《不革命行嗎》(時報出版，2013)。

舊中國氣數已盡必須革其命

   這本書講的革命是「革舊中國的命」(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強調國府氣數已盡；又「贊成推崇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即使如此紅透透逢迎拍馬，在書中還是透露出對毛的批判觀點與懷疑(其實就是反對與表達不滿)。

  我在大學任教「傳播社會學」和「社會學」，當然了解批判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性。其中尤以1920年代初期德國學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創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極具代表性：

一、     透視事物的世界，以揭發底層的人際關係(The Human Botton of Nonhuman Thing)；

二、     透過對事實或現實的批判與否定，來喚醒或轉變群眾的意識，破除他們原有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來喚醒群眾自發性的行動來改革社會現狀，邁向合理的社會秩序；

三、     具體而言，「理論的批判」、「意識的啟蒙」、「集體行動」必須知行合一，批判理論才有轉變社會的實質力量，引發社會變遷，達到改變不合理現狀之目的。

  我也深信鬥爭是人類的劣根性，黨同伐異、朋黨之爭、吃裡扒外扯後腿、西瓜偎大邊是不變的真理。

  這本書雖然歌頌共產黨，甚多歪理正說，但許多隱喻和事實仍值得深思。

陸人對王蒙評價兩極化

  作者王蒙在1945年13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23歲在「反右」鬥爭中落馬，1986-1989卻當上文化部長、全國政協常委。能在鬥爭中度過，因為走對路線，文革浩劫後又步步高升，其評價是兩極化，我認識的許多大陸友人都不認同此人。

  「看到政治人物的浮沉升降榮辱進退，你可能羨慕佩服、想躍躍欲試、或憤懣無奈、牢騷滿腹，因為政治不可能像數學、力學、哲學般冷靜不變」，王蒙開宗明義地說，也看出他的判斷力與觀察力。

   他批判蔣介石對「勝利」完全沒有準備，只是急忙地找美軍陸戰隊接收平津，使國人敏感的愛國主義受到挫傷。國府的接收完全脫離群眾，一點也不懂作群眾工作、走群眾路線。統治者的日益無能化，促使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日益反對化、革命化，這樣的舊中國還混得下去嗎？

   「舊中國是一個空心的存在，等候滅亡的大膿包，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王蒙的認知其實就是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與反蔣政權的心態。舊中國淪落到此地步，是受日本侵略蹂躪14年所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在原子彈的蘑菇雲中放棄「一億玉碎」的全民作戰，無條件投降。日本的惡行罄竹難書，是造成中國分裂的惡魔與元凶。

引用毛澤東話「不革命行嗎」

   王蒙看到的只是人員大量傷亡、殘破疲憊的國府，就引用《尚書》所記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人民反對夏桀的激烈口號，來比喻中共的解放行動。更說中南海演出京劇「白蛇傳」，劇情進展到法海制服白素貞，關到雷峰塔下壓住，毛澤東憤然起立，大聲喝道：「不革命行嗎」？

   王蒙說：一個階級一個圈子病入膏肓，你不乾脆將它徹底火葬，難道還讓它半死不活地苟延殘喘？那不是只能延長歷史的陣痛？1947-1948年，解放軍實力已不弱於蔣介石，實力反過來又爭奪了民心，每場勝戰都為自己爭取了擁護者；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浩氣贏得拳王泰森(Tyson)崇拜，將毛的頭像刺青在自己胳膊上。遺憾的是這位時常製造麻煩的拳擊名將從此沒有在比賽中贏過。

  他到新疆後才知道，過去當地百姓愛說的是「老天爺在，一切自有道理」。解放後，人們的口頭禪變成了「有組織在，我們怕什麼」？王蒙的話說到毛澤東與共產黨心坎裡。

對中共蠻幹不以為然

   但是話鋒一轉，批判來了！1951年冬，冠冕堂皇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的「三反」及反漏稅、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反偷工減料等的「五反」運動展開。北京市召開全市中學教育系統「鬥爭大會」，當場不問青紅皂白就將王蒙的母校河北高中校長扣上手銬，視為大老虎(貪官)關進大牢，後來證明是件冤案。

   運動初期敢幹、硬栽、蠻幹，以「有罪定論」來打開局面，弄個天翻地覆，運動後期網開八面一笑了之，冤案自認倒楣。革命帶著幾分二桿子勁、猛打猛衝、又拚又鬧、連撕帶咬，王蒙終於見到搞運動原來是這樣轟轟烈烈的進行，難怪文革期間的樣板戲「杜鵑山」裡，主角雷剛唱道：搞革命有這麼難嗎？

   前面兩段敘述顯示王蒙對中共的蠻幹是不以為然的。

50-60年代兩岸成強烈對比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運動快速結束，王蒙鬆了一口氣。他以為新中國建立後會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沒想到才過三年，毛澤東就宣布開始搞社會主義，其說法是1949年革命者奪取了政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接下來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

   王蒙說他當時感覺到「新民主主義」只是奪取政權的口號，而不是新的社會理想，他覺得被矇了，原來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王蒙又做出了批判。

   1953年3月糧食供應出現緊張局面，農村鬧糧荒吃不飽，於是同年11月起陸續取消油料、布匹的自由買賣，改為「統購統銷」，1955年開始實施糧票、布鞋票、煤票等不同類型的票券，一切採取配給制度。1957年又實施「大躍進」，盲目全力增產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該運動最終難以為繼，1960年冬，這場脫離實際的運動失敗叫停。

   1958年夏季中共實施齊頭式的平等而推行人民公社，全體一起吃大鍋飯，農民失去了生產所得擁有權，嚴重傷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反而陷入困境之中。王蒙再度表達異議。

   人民公社是黨的整風運動、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產物，到1993年才終止。而台灣於1949年實行「三七五減租」，1951年推動「公地放領」，1953年落實「耕者有其田」，重視私人財產，與中國大陸的公有制度形成強烈對比。王蒙應該知道只是不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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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金春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香港開明書局，1992)中明確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思想指導下出現的，當時統稱「三面紅旗」，結果造成急於求成的重大錯誤。1953-1960年對均貧的大陸而言是一個崢嶸的歲月。

   他也強調毛澤東因為巨大的功績而變得驕傲聽不得歧見，更容不得刺耳的話，造成由「糾左」突然變成「反右」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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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不能常駐更不能返回

   王蒙提到住房更不用說了，取消私有制，房舍由國家、單位來分配，談到分房就會爭個頭破血流、群眾惡鬥。而中華民國的土地法自1936年起就開始實施，建築與土地合一，住者有其屋，無力購屋的公務人員則分配宿舍，到台灣繼續實施。

   王蒙說1949年後，「人民政府的政績、效能、強勢，名揚四海；共產黨的旗幟鮮明奪目、頌歌盈耳」。但是他又說「歷史不能常駐，更不能返回；高潮不等於永久，歡呼不可能長久，盛極必衰、樂極生悲、水滿則溢、月盈則虧。激情能造成奇蹟也能成為偏執，熱烈能造成效能也能變成蠻幹。」，王蒙對毛王朝的作為說出了心裡的話。

   王蒙指出沒有不分青紅皂白的政治運動，大躍進與大饑荒，尤其是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又怎麼會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機」？1958年他被當成右派進行自我批評，但現在他承認時興的是「表揚與自我表揚」。群眾起不了作用，只有「領導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對於領導不服不行」。在台灣遇到這種狀況，部屬早就離開崗位，另找頭路去了。

   「勝利最大的危機是迷信原先取勝的方法，以為用同樣的方法能夠取得後續勝利」，王蒙在書中指出毛澤東可能在1949年之後太沉迷於他的鯤鵬展翅，呼風喚雨、橫掃千軍；因此發動群眾大搞運動，進行批鬥，不斷革命，不斷躍進，從不停頓。但他又推崇毛澤東的「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王蒙哀悼悔恨萬民打麻雀

    1955-1956年冬中共展開「除四害」的大行動，王蒙親身經歷了「萬民打麻雀」的奇觀。人人都爬上屋頂，手持竹竿，裝網子、用彈弓、敲鑼打鼓吹口哨，把飛鳥嚇得倉皇飛逃，無處棲息降落，於是一隻隻累到倒栽蔥的直線落下，引起名眾一片歡呼。

    在舉國滅雀之後的幾天，各商店餐廳就開賣炸麻雀，大家吃麻雀吃到怕，王蒙表達了對麻雀生靈的哀悼與悔恨，認為這是很殘忍的殺生舉動。1956年4月，毛澤東卻表示沒有關係，如果打錯了，可以再從國際市場進口一些麻雀。充分顯示做錯了，調整過來就是了，不足掛齒，不以為意。                       

對毛澤東又捧又貶下筆高明

    王蒙是作家也是文化人，所以除了擔任文化部長之外，也曾做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因此他會引用《易經》中「大人虎變」的比喻，說大人物是變幻莫測，就像老虎的斑紋，一會兒一變。並說李白詩曰：「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他在打「尋常」這兩字的時候，竟然出現「建黨」兩字，螢幕上顯示的是「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建黨人」，這種說法不是愚民就是表達忠黨愛國。

    王蒙基本上是不滿毛澤東建國初期的各種做法，共產變成共慘。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又捧又貶。他說毛澤東太偉大、太有特點，沒有毛，中國的革命未必勝利。他還舉例說，1959年毛澤東接見參加新中國十週年慶典的赫魯雪夫，毛穿著泳褲披著睡衣在中南海接待，並要求赫魯雪夫先下水再談，赫魯雪夫在寒冷的北國從不游泳也不會游泳，大為狼狽。這讓我想起蔡英文到機場站著接見坐著的三位美國參議員。

   王蒙稱毛是高山仰止的巨石，可是好花也要綠葉扶，太陽也要月星襯。毛澤東越來越偉大，其他的一切越來越糞土；一座孤零零的高峰，讓人有說不出的悲涼感與寂寞感，甚至是頹喪感，偉大是不可能孤家寡人啊！

認同文化大革命成最大敗筆

   王蒙對文化大革命的認同是這本書最大的敗筆。他在前文曾說若無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又怎麼會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機」？但他又表示體認到通過批判資產階級，才能保持毛澤東的理念純潔性。王蒙指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運動永遠有理，讓群眾鬧起來再說，這樣的千軍萬馬，怎麼幹怎麼對，怎麼幹怎麼勝利」。我佩服大陸群眾有膽量幹得到，施明德號召百萬人包圍總統府，還是不敢衝進總統府。

   他認為所有的體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壓制大多數、保護少數，使不平等變成永遠。在台灣，各位看倌心有戚戚焉吧！

   對於文化大革命，王蒙透露了一個緣起。他說：毛澤東為了思想改造，批海瑞罷官、批胡適、批武訓傳、批赫魯雪夫，最後在杭州西湖畔風光旖旎秀麗醉人的地方，策劃了史無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卻又風雲激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王蒙肯定文化大革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中國人與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

   若沒有這十年黑暗的文革鬥爭和破壞，今天中國的強大絕不止於此。王蒙當上高官，屁股決定腦袋，說了違心之論！

拿起筷子夾肉放下筷子鬥爹娘

   文革的紅衛兵受到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支持全面鼓動清算造反,批鬥迫害黑五類,引起葉劍英、陳毅、聶榮臻等老軍頭憤怒。未料遭到毛澤東嚴厲指責;毛宣布為接班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指為是最大走資派, 是叛徒與內奸，遭開除黨籍迫害致死,被株連判刑的有2萬8千人。

   此外更引發大字報爭戰與暴力行動,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喪,整體經濟遭嚴重影響，受迫害人數以千萬計，大量文物古蹟在「破四舊」中遭到破壞,連黨的喉舌文匯報與解放報都被造反派奪權。

  全面鬥爭蔓延到全中國，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啟立都不解這些年輕人「怎麼拿起筷子夾肉,放下筷子鬥爹娘」。右派份子慘遭批鬥，紅衛兵胡作非為，暴行傳染了全世界。

厲害高明的政治文化人

    可是王蒙對鄧小平和以後幾位領導人是讚揚的，他訪問義大利時，當地女記者表示後悔參加了共產黨，因為蘇聯出了史達林的獨裁專權，中國又出了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王蒙對女記者說：鄧小平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扭轉了乾坤，中國已經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沛然莫之能御，王蒙究竟是一位厲害高明的政治文化人，文章的轉折、批判與頌揚過場得好像船過水無痕。他在文末說：「我們不能容忍對於我們國家民族與尊嚴的侵犯、分割與侮辱，這也是我們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文化」，不忘對國際和台灣警告一番！(圖片自拍與摘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