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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教居士會-籌備經過(1969.1.5)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81號12樓(02)2364-1948 「中華教居士會」為在家二眾設立之一般人民團體,旨在提倡在家二眾修習學佛、護持與弘揚佛教、以及發揚中華固有倫理道德,利樂眾生,是全國性的佛教團體。本會創會人—李謇老居士曾任內政部警政司司長,於1963年冬,與佛教界數位居士創辦「甲辰學佛會」,奠定日後成立「居士會」的基礎。五十八年初、因緣和合,李老居士邀集數位中央民意代表及社會賢達等共同發起成立 「中華佛教居士會」 並被推舉為首屆理事長,爾後連任五屆,任職期間,致力於會務推展弘法利生。初期因無固定會址,幾經播遷, 迨至1980年,李老居士偕同夫人張修禎居士,商定以貸款方式訂購現址,作為辦公和佛堂之用。並經歷任理事長的睿智領導,贊助以及理、監事及法務、行政人員與會員等的努力護持,而有今日的成果。 本會成立的「目的」, 是在激勵、號召並團結有志學佛的居士們,深體時艱、善盡厥職、解行並重、德慧兼修、公而忘私、捨己助人、為社會作楷模,為黑暗作明燈,以期淨化人心、社會祥和。本會的基本「任務」則在啟導正信覺知、昌明學術、佛化家庭與行菩薩道。本會的「立場」,在護法上是居士、於弘法上是正士、在修為上是信士, 而終極目標則是希望成為人人所追慕懷想的「大士」。 本會的 「作法」,是先從傳播佛教的教禮、教義開始,所出版的「中華寶筏」雜誌,旨在聯絡會員,結緣讀者,切磋教理教義、砥礪修持與學佛、探究學術、心得分享、推展倫理道德暨弘揚佛法,化育眾生。本會的「理想」,是希望能將佛教文化、教育、生產、康樂事業、 乃至慈善事業的從業人員,積極地鼓舞拔擢,栽成楨幹,蔚為教界或國家社稷所用,俾拯救蒼生苦難,造人類福祉。若機緣成熟、祈蓬勃發展擴大組織成為世界性的「佛教居士會」,以「世界一家」、「中國一家」、為共同致力的目標。 基於上述的「目的」 「任務」 「立場」「作法」「理想」, 惟賴大眾的熱心參與、結集眾人的智慧、運用大眾的經驗累積;教學相長、相輔相成,期使發揮潛能而增廣效益弘揚佛陀所緣諸法般若與慈悲度眾之精神,共同護持三寶,祈願法輪常轉,國泰民安,世界和平。本會有「團體」會員與「個人」會員,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工作單位設法務組、弘法組、放生組、慈濟組、事務組、財務組、活動組、助念組、香積組、會刊組、助念團、服務組、研訓組、接引組、義診組,並設有圖書館。 本會附屬機構有「國際交流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及「兩岸化交流委員會」「編輯委員會」 分別負責國際負責國際佛教徒友誼交流及引導青年參加國內或國際舉辦的青年各項活動及從事促進兩岸佛教文化交流之各項活動與本會各項刊物編輯審核。尚設有「生命關懷委員會」「寶塔推廣委員會」「佛教藝術推廣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資訊弘法委員會」「醫療急難救助委員會」等附屬委員會。 一、發起的緣由: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已歷二千年,傳承罔替,其光大我中華文化,端正我社會人心者至深且鉅。時至今日,國民倫理道德低落,社會風氣敗壞,有識之士莫不隱憂。總統高瞻遠矚,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海內外一致響應。佛教在中華文化有深厚的根基,其於移風易俗,淨化人心,更具有廣大的力量。我們為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確實恢復我們固有的倫理道德,使漫無組織的佛教居士,能積極發揮佛陀悲智救渡之精神。發起組織中華佛教居士會,籌建居士林,作居士修持之淨地,藉以集中意志,弘法利生。對僧眾盡護法之誠,對民眾盡化度之責,並次第舉辦各種慈善事業,如老人院、育幼院、學校、醫院、墓地、骨塔等,此為我們發起中華佛教居士會成立的由來。 二、核准的經過:我們在1968年10月間徵求發起人,計有丁宣孝、王天鳴、王止峻、王建今、王泰興、王文藻、王朝鴻、王延齡、戈本捷、包煒華、伊西娜珍(吳香蘭)、李炳南、李貫一、李恒鉞、李謇、宋今人、宋增渠、呂錦花、吳萬谷、吳馥麟、沈遵晦、周邦道、周宣德、周中一、周光中、林錫珍、林寄華、林再藩、金儒懷、姚榮齡、胡法勤、高應篤、徐爾僖、徐槐生、徐勵、耿占元、馬執中、陳成、陳鯤、陳伯襄、章斗航、焦如橋、曹昇、張雪涵、張曼濤、張廷榮、張南山、許巍文、郭鞏疆、馮之烈、程道腴、彭雲鵬、董正之、楊蔚、楊政河、楊秀鶴、葛建時、劉中一、劉遯、劉永昌、趙茂林、熊文洪、鄧蕙芳、鄭澤光、蔡登山、蔡俊德、蔡桔來、賴蒼松、鍾德華、魏榕、蕭一葦、羅雷、韓瑛、譚聲宜、蘇恕誠、顧世淦、林玉生、林喬嵩等78人,10月28日將聯署的申請書,呈報內政部。1968年11月6日,奉內政部臺內社字第294129號通知:「一、據申請發起組織「中華佛教居士會」請予核准組織一案已悉。二、准予組織,並派本部兼科長顧民岩為組織指導員,希依照規定籌組具報。」 三、籌備經過:我們自11月7日接到內政部核准通知後,即開始進行籌備工作。1968年11月24日上午十時,假臺北市中正路1704號召開發起人會議,出席的發起人計有陳成、鄧蕙芳、周邦道、王天鳴等65人,出席會議非常踴躍,大會開始,全體發起人一致推舉李謇為會議主席。會中並推舉21人為籌備委員,於當天下午一時,在原處舉行第一次籌備會,會中推舉李謇為籌備主任,羅雷為組織組組長,吳馥麟為宣傳組組長,楊政河為聯絡組長,印文燦為文書組長,王文藻為事務組長,邸馨齋為會計組長。本會地址暫設於臺北市博愛路218巷6弄1號。第二次籌備會議通過本會章程,並決定登報徵求會員。第三次籌備會議通過會員197人,其中未皈依者應於成立大會前由籌備會通知辦理皈依手續。 本會資深元老朱婓居士回憶本會自成立至1984年間重要活動 居士佛教-簡介:居士一詞來自於中國古書上常記載之文人學士朝庭命官退隱後深居簡出,甚至歸隱家園,所謂隱居之士,簡稱「居士」,中國佛教當翻譯梵文佛經時把梵文之Kalapati一詞譯成中文時也冠居士做為何Kalapati之譯文,自此中國佛教便把在家學佛者,譽為佛教居士之來源。慧遠大師在「維摩經疏」書中說,居士有二種,(一)廣積資財,居財之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故稱在家學佛者為「居士」。然「居士佛教」一詞是指清朝末年有一批學者為振興佛教,把哀微的佛教從危境中拯救回生,以高雅之學風提倡佛學,促使當時士大夫階層、文人雅士竟相研佛理,佛理,盛興刻經流通,弘揚佛法,捐資辦學,培育佛教之僧侶人材,並在高等學府宣講佛學,介紹佛教哲理,這是清末居士掀起佛學的新浪潮。此後,佛教居士眾開始直接參與佛教的推動工作,講學說法、刻經流通,開辦佛學院,是推動佛教運動的部份努力,這便形成了「居士佛教」的因緣。 居士佛教的提倡:自從楊仁山居士鑒於清末佛教衰微,佛法已達滅跡的地步,痛心疾首,而把寶貴的中年時光捐出,為振興佛教、光揚佛法而默默耕耘,除了在南京設立「南京刻經處」大量印刷經書,廣為流傳外,開設佛學研究會,據說這研究會是中國自古而今由居士創設的第一所組織,此組織除了集合當代的文人學士,社會有名望之人士研討振興佛教大業,開堂講演佛法,設立佛學堂、研究佛法會,使佛教由死亡邊緣回返人間社會,大奮人心,佛教因而興盛一時,奠下了近代佛教發展的基礎。清末之後民初時期中國各地居士們爭先恐後地組織念佛會、佛學研究會、佛教慈善社、蓮社等等不一而終,居士林組織也因時機成熱而產生,這種種因緣無論宜接或間接都無法脫離楊居士對近代「居士佛教」的啟發作用,美國哈佛大學東南亞研究完中心主任豪威教授說,「楊文會先生,是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居士對復興佛教有卓越成果,他對佛教的愛護和熱誠是無法以筆墨來形容,尤其對清末以後佛教的光大,居士佛教的開拓是有目共賭的,甚至因為他的信佛學佛的執著影響了當時文化藝術界、官宦、文人學士都投向佛學,研究佛法,佛教一時興盛影響深遠。事實上,居士學佛自從東漢以來代代均有人材倍出,佛學學習之盛,促進了中華文化的文風,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格局,不過楊居士之前之居士佛教是間斷的,沒有一貫性的,也缺乏組織性,均以個人的嗜好或個人的信仰而從事佛學研究。楊居士之從事佛教事業是有組織性、有計劃性、有長遠性的安排,從基本上著手,建立人材資源寶庫,以教育入門,建設佛教文化事業,以教育穩定佛教的基礎,主張全國寺院自費興辦學校,提高僧眾的知識水準。清朝末年與楊居士同期學佛者,計有林則徐、彭升、羅有高、汪縉、龔自強、魏源,除此外尚有玉梅叔、魏剛己、趙忠尚、劉開生、張甫齋、曹鏡初、許雲虛等與楊居士共創刻經處。楊居士之後,則有章太炎、梁啟超、梅光梅、夏曾佑、鄭學川、徐蔚如、曹鏡初投入佛學的研究,發揮居士對佛教發展的功能,對後期的佛教影響起了極大的作用。光宣年間,江南地區居士佛教已逐漸形成,實以楊仁山為中心人物,與楊居士共同研究佛學的一批早期的朋友是王梅叔、魏剛己、趙惠甫、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許雲虛等,他們也是最協助楊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的人,但唯楊居士始終其事。祗恆精舍開創於光緒三十四年是佛教界第一所現代學院,是佛教近代史土一件大事,當時尚有陳三立、沈曾植、夏曾佑、月霞法師也協助楊居士辦學。尤其是月霞法師對楊居士祟信有加,他對楊居士頂禮並宣稱楊居士是菩薩在世。 辦學興教是楊居士振興佛教的基本理論:祗恆精舍開學時,學生共十多位,現可查到者計有,出家眾是釋仁山、釋惠敏、釋開悟、釋智光、釋觀同、釋栖雲、擇了悟、釋善亮,還有近代佛教大師太虛大師,在家衆邱虛明,餘者無所查出。在祗恆精舍擔任教職者,楊仁山居士自己擔任講授佛學(講授楞嚴經),教授國文者是保慶名士李曉暾,教授英文者是革命詩僧蘇曼殊,學監是天台名宿締閑法師,這數位師資是當時佛教名士也是大學士。楊居士的入門弟子計有,歐陽竟無、梅光義、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李谵緣、譚嗣同、章太炎、孫少候、梅擷芸、剻若木等人。楊居士眾弟子中最為注目的是清末才子及革命家譚嗣同,譚居士在鼓吹革命之餘,投身楊居士座下學佛研究佛法,後隨康有為提倡變法維新運動,戊戌維新政變失敗而壯烈犧牲,譚居士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家思想自我犧牲而喚起世人對挽救祖國民族大業的醒覺。梁啟超形容譚嗣同的犧牲是「革命烈士」第一個犧牲的烈士。他被處決前有一封信給楊文會居士,便是表現他對學佛之誠,對楊居士鞠躬盡卒之敬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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