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比世善心榜／網友感動：陳樹菊是活菩薩

【聯合報╱記者羅紹平／台東報導】

2010.03.07

台東市女菜販陳樹菊經媒體披露默默捐款近千萬元行善，被富比世評選為今年亞太地區48名傑出善心人士，昨天國內網友一致推薦她是人間活菩薩、真正台灣之光。

昨天陳樹菊一如往常，到台東市中央市場賣菜；國內網友幾乎異口同聲稱讚她是人間活菩薩、台灣之光；篤信佛教的陳樹菊淡淡表示：「無悲無喜，身心自在」，「哎喲，人間活菩薩，我承擔不起，當初做這些事（捐款行事），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為名也不為利，更不想讓別人知道，誰曉得會這樣」。

對於陳樹菊的善行義舉，有網友說「這就是愛台灣」，另一署名「bigscumbag」網友留言「陳樹菊選總統，救台灣」；網友newshawks 呼籲大家「向阿嬤致敬，人間活菩薩」；網友5942888肯定陳樹菊「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之光」。

網友fhk455說「請大記住這樣一位無私的女性，他不是陳樹，也不叫陳菊，她是陳樹菊，比陳樹、陳菊更偉大的小人物，陳樹菊。」網友fhandychao說：「這樣的新聞應該放在頭版頭條，台灣需要教化人心的正面新聞」。

政治立場比較鮮明的LETGOGOGOJ留言表示：「台東之光總比台灣之光陳阿扁好太多」、網友dapusa回應「也對啦！民進黨的台灣之光就是把台灣賣光光」。

台東菜販 列富比世善心榜
 
【聯合報╱記者羅紹平／台東市報導】 2010.03.07 
 
在台東市賣菜48年的陳樹菊，賺蠅頭小利，行善卻毫不吝嗇，30年來捐款近千萬元；陳樹菊的善行獲富比世雜誌肯定，與全球媒體大亨梅鐸一百零一歲母親伊麗莎白‧梅鐸，同列亞太地區年度48位傑出善心人士。

路透報導此一新聞時，特別指出，48人中，陳樹菊的事蹟最打動人心。

得知獲獎，陳樹菊第一反應是：「我不知道得什麼獎？你們（媒體）不要亂講，我沒有參加什麼比賽，哎喲！我也沒有捐很多錢。」
六十一歲的陳樹菊，國小畢業那一年，母親難產死亡；她13歲起接下母親的菜攤，幫父親拉拔四個弟弟及兩個妹妹，至今未婚。

她在中央市場賣菜，前四十年除夕以外全年無休，七年前爆發SARS，市公所每月消毒市場一次，她才「被迫」月休一天，自嘲「SARS後，一年休13天，比較好命」。

陳樹菊將賣菜賺的五塊、十塊積攢下來，除固定認養基督教阿尼色弗三名院童，近十年捐贈佛光山學院、母校仁愛國小各一百萬元；九年前又捐四百五十萬元協助仁愛國小建圖書館，也不定期捐款給慈濟等慈善團體。去年她向友人透露，計畫今年再捐千萬，獎勵台東清寒學生，她說：「一個人，留那麼多錢給誰？」

陳樹菊的故事，本報在九十年一月率先報導，之後陸續有媒體跟進，引起富比世（Forbes）雜誌台北分公司注意，向富比世總部提報。

仁愛國小教師李國榮說，整個過程陳樹菊毫不知情；台東縣長黃健庭昨晚派人致意，張貼「台東之光」紅榜祝賀。

亞洲富比世（Forbes Asia）第三年進行這項評選，編輯委員柯比希（John Koppisch）表示：「獲選者不一定是大手筆的捐款人，相反地，我們試著凸顯各有特色的慷慨人士。」明星成龍、籃球巨星姚明都獲選。

http://www.udn.com/2010/3/6/NEWS/NATIONAL/NAT5/5457465.shtml

「匯髒錢到海外」 謝長廷告邱毅又敗訴

【聯合晚報╱中央社】 2010.03.16

【2010/03/16 聯合晚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5478202.shtml

張鐵志：花兒都到哪裡去了？

【聯合報╱張鐵志】 2010.03.25 01:42 am

——野百合學運廿年反思 一九九○年在台北發生的「三月學運」或者「野百合學運」，是台灣戰後史上最大的學生靜坐抗議運動。廿年來，這個運動已經成為八○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象徵，一個過於巨大而充滿扭曲的符號。此刻回望這場運動和其所代表的意義，到底還剩下什麼？而當年那些盛開的花朵如今都到哪裡去了？ 某程度上，當年野百合學運的前三個訴求都達成了：「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召開國是會議」；第四個主張「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則不易有具體結果。當然這些目標的達成不全是學生的功勞，而是民主運動長期推動累積的社會能量，並且也符合李登輝的政治利益。學生們只是扮演了關鍵的臨門一腳。 這場運動的出現雖然有其臨時性，但也可以說正好總結了過去十年的運動成果。在八○年代，學生們爭取校園學生權利和言論自由，參與校園外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反省學生和社會的關係。當時主要有兩種運動路線：政治民主路線和更強調與社會弱勢連結的人民民主路線；在廣場上，這兩種路線必須學習如何彼此合作、集體決策。學運幹部之外，許多學生也都被那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氣氛深深感染，所以來到廣場，參與這一個盛大的歷史劇場。 在廣場上的劇場落幕之後，對於後野百合時期的學運，一種普遍的看法是九○年代之後的新世代學運開始衰落，而原本的野百合學運世代則不斷墮落。 但這兩種觀點都有問題。一如野百合是多年學運的匯集綻放，學生運動也不是在這場華麗綻放後就凋謝。光就能量來說，晚野百合學運兩個月的「反軍人干政」運動、次年四月的「獨台會案」，都依然有人數龐大的學生和教授走上街頭。其後因為形式民主的逐步確立（國會全面改選、廢除刑法一百條、廢除黑名單）、社會運動的制度化及日益馴化、以及消費主義在九○年代的強大支配力，八○年代大規模的體制衝撞已經很難出現。但校園中從來不乏關心或從事校園改革或社會實踐的學生，而且不論議題或想像力也更為多元。 所謂學運世代或野百合世代的墮落，不是一場誤會就是惡意的扭曲。犬儒主義者廉價地把「三月學運」等同於「學生運動」等同於「學運世代的從政者」，然後以學運出身的政治人物來代表整個學生運動，並以否定前者來否定八○年代的學生運動，或整個學生運動的意義。野百合世代中參與政治者確實令人失望，因為他們至今更多是被政治權力改變，而不是改變了政治，然而這些人其實是少數。更多人是走入學術、文化、媒體、社運領域，或者其他社會部門，並成為這些領域的中堅分子。而即使從事政治工作的，也還是有人不走選舉路線，而試圖在看不見的地方推動政治改革。 當年，幾千人在廣場上聚集起來支撐起了巨大的野百合花。而廿年來，離開廣場的花朵們，還有許多不是最鮮豔的、最可被看見的人，在把野百合的種子帶到社會各角落，繼續追求社會和文化的改造。 （本文作者為作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