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自立晚報十六版）

    一個每月領新台幣九千元的年輕人宣布要競選中部某地區的市議員，他請求執政黨黨部提名，由於他既沒有名望，也沒有金錢，結果當然提名沒有他的份。後來他以最高票當選，得票數超過該市議會議長，成為地方選舉的一匹黑馬。不但執政黨黨部跌破眼鏡，而且當地政壇也嘖嘖稱奇。

    原來這個年輕人是當地錄影帶公會的總幹事，平時服務出租店，與出租店有非常深厚的關係，在競選時，他得到理事長及他的選區六十九家出租店全力支持，每家出租店負責不到一百票，全部得到五千多票就已經最高票當選了。

    一家錄影帶出租店平均約有五百個客戶，每個客戶家至少有三個投票人口 ，想要拉一百張票只要三十多個客戶願意支持就夠了。這些客戶只佔出租店總客戶的十五分之一。一家成功的出租店，掌握十五分之一的客戶的票源，應該不是難事。因為出租店一天開店平均超過十二個小時，每天客戶出出入入，到店裏談天說地、喝茶論酒，出租店老闆與客戶的關係，絕對超過鄰、里長及村里幹事，出租店是選舉最好的椿腳。

    拿台北市來說，台北巿共有約七百家的出租店，如果能夠得到全部出租店的支持，每家負責一百票，七百家共七萬票，大概可以支持一個立法委員了 。市議員選舉也是一樣，中山等三區選出的市議員，只要兩萬票穩可當選，而這三區也約有兩百家出租店，每家負責一百票，也足以支持一個市議員而有餘了 。

    由這次執政黨的黨代表選舉可以看出，未來想要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有一席之地，選舉是一條重要的管道。更重要的，選舉的成敗將影響政黨的消長。所以未來錄影帶業的動向，將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事。究竟錄影帶出租業業者知識水準如何？對錄影帶行業的滿意程度如何？有沒有發言的管道？是不是權益受到忽視？

    去年十二月，一群錄影帶業者開始走向街頭「自力救濟」，他們舉著「盜錄有罪，出租無罪」的布條在立法院散發傳單。面對這樣的請願活動，有報紙揶揄的說，這是出租業因盜錄他人錄影帶惱羞成怒的現象。今年一月十四日新聞局替A拷商和出租店舉辦一個座談會，雙方劍拔拏張吵了一天沒有結果。三年前，台灣地區出租店有八千家，現在只剩三千多家。自從民國七十四年七月著作權法修正後，有百分之八十的出租店有被取締的經驗，有比票據犯更高的比例為這個行業坐過牢。錄影帶業內部確實存在著大問題，業者普遍對法令、產銷制度、上游商有相當的不滿。

    五二○農民請願事件轉為暴力衝突，在正常的法治社會，暴力當然是應受非難的，但暴力產生背後未解決的農業問題，尤其值得注意。

    錄影帶出租業如同農業一樣，有豐富的政治資源，是政治人物一向忽視的寬闊原野，在輿論指責出租店盜錄、翻拷的背後，出租店的不滿，是不是也應該有人去關注、解決。錄影帶的發行商如同工業鉅子一樣，有較多影響政策及發言的管道，錄影帶出租店則如農民一般，較拙於解決自身的問題。如果政府不重視錄影帶產銷和法令的不合理問題，也許有一天又會說，它被「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