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讀錢穆〈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一、讀錢穆〈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在帝王開創朝代，那時天下大亂，殘局日破日壞，更是無可收拾，可說此一時代已瀕臨崩潰消失的末路，在加之於戰亂之後，要給人民獲得安定的生活，而人民急於想獲得需求--溫飽，在此條件下革命之後要讓局面(國家)穩定，許多制度被建立，也創造出該帝王的功豐，而讓亡國的末代君王望塵莫及，縱使想變法、革命也很難，不得不由另外一個朝代掘起。

關於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歷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勛等諸名將，反而比較不重視。如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歷史言，卻是成功的。歷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歷史上之更成功。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從另一方面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勛諸人之成功，只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但岳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拋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別突出。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會不出色。縱使依附於事業，也一樣如此。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秦滅亡不過九年，劉邦統一中國，而且漢朝統治中國達四百餘年。劉邦不但創設統一天下的組織，同時也創立「中國」這個統一國家的概念。劉邦登基之後曾經問群臣：「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率先答道：「陛下既無口德、修養亦差，相較之下項羽與部下之間情意反較深厚。唯項羽較吝嗇，部下有功未能立即行賞且猜忌賢者。陛下對有功者犒賞領地、城池毫不吝惜，天下自然共赴其利。」

當今社會對企業的成功判別，以營業額、獲利情況論斷，因此，競爭力「評估」提升了，固然在於能因應規模、功能變化，從事體系的改革，然而在「組織革新」的背後忽略一個人之深層修練，德層之內心世界。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已明確訴知，人物的得志成功與不得志失敗之詮釋焉。

要講到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為湯相，亦是政治上一得成功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則並無表現，並無成功，孟子卻將他二人與堯、舜、禹、湯、伊尹相提並論，同稱之為「聖人」。

『為君難，為臣不易。』為人臣要有匿名的熱情，即為自己的功績不被凸顯一事感到欣喜。豐臣秀吉終其一生，一直維持給其弟秀長一成領地的報酬，無論秀長活耀或臥病在床，一直未改變。這種完全的信賴，使秀長一生從未與其他武將爭功。劉邦身旁的名輔佐蕭何即具有此特質。劉邦對蕭何的作為評價之高，可由相繼處死韓信、彭越、鯨布、趕走張良，卻唯獨至死留下蕭何一事得到印證。或時空物換星移，此一論述難相提並論，但相對的，組織經營者是否亦須費心思考，如何給組織成員沒有後顧之憂的俸祿。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亦即涵蓋「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從自己之觀己與省己做起而克己復禮，而下學上達，如此組織經營者，可以利益他人來成長自己，從選、育、留、用的觀點融入企業個體的文化，讓組織在變革之中得以永續經營，而造福「庶民百姓」乃至「安社會」。企業組織應「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這才是「無為」最高的境界。

二、再讀錢穆〈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盜跖以病而壽終正寢；子路卻被醢為肉醬。若將二人相較，誰賢？」

錢穆〈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文中言：「諸位如須研究歷史人物，卻須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之志。若沒有了此六志，則古人自是古人，歷史自是歷史，和我渺不相涉，總研究不出一所以然來。」若非專研史學者，當下庶民實非無需抱持此態度，否則未免太累了。

該文談到西漢鄭玄、南宋朱子、元代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明代王陽明、顧炎武、黃宗羲與王船山，這些人物身處衰世亂世，卻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實。他們在歷史上只是一過客，但對文化絕續，時運興衰之大責任，他們以己身扛了起來。再來談到，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

天運茫茫，世代的興亡本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握。在每一個帝王開創迭換期間，都是劇變失序的朝代，殘局日破日壞，更是無可收拾，可說此一時代已瀕臨崩潰消失的末路，在此條件下這些被後世歌頌的人物應運而生，因為有其舞台讓其揮灑，如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也創造出該朝代君臣的功豐事蹟。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在他們所處的時代不管成功、失敗、得志或失志，對後來歷史而言都將留下足跡，供後人史學研究者或街坊小說、雜耍，去品頭論足。儒家的價值到今天為止，的確有其尊崇性與實用性。它應隨時代的變遷而更新它的面貌，也就是說隨時代的變動去做彈性的調適。茲就再讀〈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之後，對該文章其中的三段話做個人淺言：

一、該文談又到：「當知各人的成敗，全視其志業。但「業」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們自難有把握要業必成。「志」則是內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

如果站在企業的觀點來看，「業」是外在的，企業經營不是要避免風險，而是要選擇正確的風險去承擔，鴻海集團富士康昆山科技工業園內，就掛著郭台銘自己寫下的對聯：「失敗常含經驗智慧，堪稱難得諍友；成功只有無知膽怯，實乃差勁導師。」字字道出企業主對員工的期許是何等的深遠；「志」則是內在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和潛能，而「有效執行」、「努力學習」無疑讓企業組織掌握了關鍵人才與核心技術，以為當下「員工」進行選、育、留、用的規章以為依循，如此循環不斷，積極演化成為企業體之最寶貴資產。

二、在言：「『不為』正是無表現。所以若時代不許可，我們儘可不強求表現。一旦時來運轉，風雲際會，到那時自有出來表現的人。」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是天下為一，恢復周禮。他認為最高尚的人生境界是「聞道」，「朝聞道，夕死可也。」這種對生命價值的確定，塑造了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性格。

如果站在企業的思維來看，「不為」正是無表現，那就是不得志或失敗了。「如今世界已經是一個地球村，任何組織不能不參予全球化的趨勢，否則將成為畫地自圓、從井觀天的企業囹圄。炎初師曾言：《論語》，竊需具備有以下的幾種功能(共十五項，略舉一二) ：「逢源之妙，終身率循功能」、「不受時限，通於古今功能」、「極親切，又極宏遠。極平易，又極深邃功能」……。《易經》重視「時」與「位」的「動態歷程」，簡言之應說，容易融入當下環境時勢，不為千百年前的道德規範所束縛，我想這跟處於現今局勢(應該涵蓋全球)「時」與「位」的高速流動很有關係。

三、又言：屈原可說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則是一位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則是意欲求有表現而終無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他們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熱情，透過文學，而表達出他們各自的心志來。上面說過，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現，別人反而對他為人不易有更深的覺察；惟在衰亂之世，不得志，失敗了，或是無表現，這樣的人，反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內心意志來。

如果站在企業的宏觀來看，孔子言「一以貫之」、以一己之力去完成「一個人的完成力」，在如今社會當難以立足，應審慎斟酌，始能符合當今世界之多元與差異之現實處境。修練的軌跡一書，在「成為真正的一個人」這一章提到：「這種傳統觀點在今日不受重視的一個原因是，它太難達成了。這是個一生的旅程。領導形成的儒家理論依據想要的想法一位領導人，你必須是真正的人。你必須認出真實在你能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之前，生活的意義。首先你必須理解你自己。」竊信全球化擁有自己的界定科技：電腦化、數位化、衛星通信、光纖和網際網路，這些夢想並非一個人所能完成的。而這些科技協助創造了全球化的特殊概念，一種嶄新與活潑的生命力，它代表的文件便是「交易」。如果冷戰世界的界定概念是「分裂」，則全球化的界定概念便是「整合」。企業組織應「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這才是企業體或組織體透過團隊整合「一以貫之」最高的境界。以上是拜讀之後，吾疏漏淺言。

三、三讀錢穆〈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炎初老師在《讀錢賓四先生人生十論一書有感_2010/12/23》寫下：

尤其本書成於1949前後之間，彼時正值國難當頭，舉世飄搖之際，然讀本書談人生卻不見熱血沸騰、慷慨激昂、憂國憂民之思，亦不見感國憂時、苦心極慮之情，乃至一種如「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般荒謬與異鄉情境影響下的人生哲學。此即讀本書竟不見生命的種種疏離、沒有異化、沒有破裂、沒有憂鬱、沒有苦悶，只見錢先生對人生所流露於筆下的，竟是如此之不怨、不尤、平淡、從容、自信、平實、悠遠。細讀本書，先生娓娓道來，又一一細數，可說其文字之風格乃晶瑩透剔之極，單就這一點，就是作者內心極其卓偉而廣大而又平凡人格修養的具體流露。

錢先生在本文開宗明義說：

要研究歷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歷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歷史人物，亦即無法研究歷史。固然也有人脫離了人和人物中心而來研究歷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將總不會接觸到歷史之主要中心。這是決然可知的。

「正史｣ 對成功者或曰開創者，極盡歌頌，對於失敗者或失意者，謹在其文學詩詞或主張論述著墨。我再次閱讀，仍對文中所指無為或失敗人物或歷史上人物的死有著一種 「時不與我｣ 之嘆！而這群人，才學出眾，影響所及更為宏遠、更為深邃。吾整理如下說明之：

春秋末期的衰頹亂世，已瀕臨舊歷史傳統崩潰消失的末路。孔子以後，如墨、孟、莊、老諸子生於戰國。兩漢徑學首推鄭玄，始於東漢末的最衰世，而湮沒在三國初標準的大亂世，但他是何等的一位大儒。宋代在重文輕武的政治方針下外患不斷——朱子論其在學術史上之地位上之作用與影響，殆可上將孔子。元代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之黑暗時代，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他們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國學術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下到溯初，一輩開國人物如劉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時期中養成。明代下迨明亡，大儒輩出，王陽明、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亦都堪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既然談到以上這些人，我們不得不談一下歷史上人物的死：

翻開一頁頁的朝代，春秋商鞅咸陽受車裂之刑而慘死、戰國屈原投汨羅江死、秦二世李斯咸陽遭腰斬之刑、西漢武帝韓信「鐘室」被斬、北宋微宗岳飛含冤而死、南宋理宗文天祥柴市被斬、明惠帝方孝儒誅連九族、明思宗史可法自縊殉國、袁崇煥「千刀萬剮」酷刑而死等等，還有數不清的忠臣死士，都關渡強山、煙飛雲散，已封埋於荒野之中化作白骨

不管是有志難伸的失敗人物，或是身先士卒而死於憂患，在他們存在的時代之中，他們的超凡世俗，他們的精神意氣，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歷史只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而不要忽視了這些人物，對歷史所做出的貢獻。

炎初師再言：

此即這是一本十分純正而自信，並以孔子儒家為本懷的人生論。總之，我讀完本書之後，乃深信這本書的價值是開啟我們後人在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之下，如何能正確地理解自己中國古人談人生的一扇大門，然而遺憾的是，本書至今，仍卻並未受到國人的應有重視。錢先生認為，今天的世界問題，最主要者，還是一思想問題。在西方，宗教與科學，唯心與唯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處處矛盾，處處衝突。但在中國思想史裏，則並不見有此種矛盾與衝突之存在。今天的中國人，不認自己有思想，勉強要外面接受一思想，來在自己內部製造衝突。於是有所謂新舊思想之衝突。

小說孔子：

孔子道：「子路我問你，男女之間，不親手遞接東西，是不是禮的規定？」

子路回答：「是禮的規定。」

「現在有一女子掉到河裡了，你是不是應該伸手拉她一把？」

「那這不是非禮了嗎？」

孔子道：「女子掉到河裡了，不去拉她，見死不救，豈非豺狼？見女子落水，去拉她，這叫做權，就是靈活變通。君子是要持身中正，但主張中道而沒有靈活性，不懂的變通，就是執著，會損害仁義之道。」[P195-196]

在論語中亦有對此「權變｣ 做論述如后。

學而篇(1-12)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憲問篇(14-17)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學而篇(1-12)，言禮必和順於人心，當使人由之而皆安，既非情所不堪，亦非力所難勉，斯為可貴。若強立一禮，終不能和，又何得行？故禮非嚴束以強人，必於禮得和，此最孔門「言禮｣之精義。憲問篇(14-17)，齊國發生暴亂，當時管仲輔佐在魯國居住的王子糾，而鮑叔牙則在莒國侍奉另一個齊國王子小白(糾和小白為同父異母的兄弟)。齊桓公即位，鮑叔牙力舉管仲為相，齊桓公遂成為諸侯王中的霸主。孔子之言，實樹萬世之大教，非為管仲一人辨白也。蓋子貢專以管仲對子糾言，孔子乃以管仲對天下後世言，故不同。

五代馮道歷事四姓十三君，身處崩分離析的五代，大抵上下的無廉恥。論語為政篇(2-1)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那些君主敗壞損德，不足以招攬賢德志士以為輔，如能立於「賢德在位，能者在職」，其實無須拘限於忠君忠一姓之囹圄。以現代口吻，馮道應該只是盡一個「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員工，然否！事隔近史清朝的紀曉嵐在「對應」之下，也落入不能忠於一君，苟且偷安的批判下場。紀曉嵐做為清代一位文學家的身分是無庸置疑撰—《四庫全書》，但正統史書卻對他有微詞，說他是一個圓滑世故的政客，為官在朝時缺乏主持公正的勇氣等等。清代實行高壓文化管制，作為一個漢族文臣，在異族統治者的手下討生活，肯定是如履薄冰。紀曉嵐能游刃有餘縱橫馳騁五十餘載，顯然有著一分超然的見解和清醒。

以上所述，不同朝代事不同的君主，後代史學對一位臣者所做的論述很難遑論是與非、對與錯，實應審視於當下應有的權變。所以若時代不許可，我們儘可不強求表現。一旦時來運轉，風雲際會，到那時自有出來表現的人，還怕歷史中斷嗎？或說忍辱負重為求他朝一日，達到一種「下學，學於通人事。上達，達於知天命。」這是從另一種角度看待歷史人物，並給予一種「義利」與「辯解」的說詞。

然試問今日眾生芸芸，果能真真實實瞭解歷史上這些史實淵源又能有幾人？今天中國思想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響，有所謂新舊之衝突，此無他「中國重心、西方重腦｣，人生真理超越人生而外在，宗教或信仰思想本身難有沒衝突，無矛盾，端在「權變｣。超越人生以外的衝突與矛盾之真理觀，來強安之於實際人生中，來創造出實際人生中之衝突矛盾，以求符於其所謂之真理。

最後我引用錢穆〈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一段話做為結語：

若我們把西方人觀點來看中國人，有時覺得像是不積極，無力量，無奮鬥精神。我亦常說中國史像似一首詩。但詩中有「志」，看似柔軟無力，卻已表現出無限力量。詩可以「風」，我們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學詩。中國詩裏的理想境界，則必是具有風力的。風來了，萬物滋生。諸位若能從詩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風；諸位又若能把此風吹向他處，吹向將來，諸位當知風是無物能阻的。風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們大家來吹噓成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