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響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是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乃，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殺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 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來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佈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除蔽，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我們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主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地球是圓是方莫衷一是的全體船員大發議論，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順利的進展十分羨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 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已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得我們還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得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