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字子才，乳名瑞官，號存齋，後又改稱簡齋，因居於江寧（今南京）小倉山隨園，世人又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倉山叟。

袁枚祖籍浙江慈溪，祖父名袁錡，字旦釜，乃明代袁槐眉之孫；祖母為柴氏，父親名袁濱，叔父袁鴻，皆因生活貧困而遊食四方，依人作幕府為業，母親章氏，乃杭州耆士章師祿次女。

袁枚誕生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A.D）三月二日，出生地在浙江錢塘（今杭州）東園大樹巷；嘉慶二年（1797A.D）十一月十七日，以八十二歲的高齡去世於南京小倉山隨園。一生中共有一妻六妾，育有一子一義子與四女，生活風流倜儻、多采多姿；過著充實的浪漫生活，愛以詩文會友，宴飲唱和。

除了短暫的仕宦生活外，生平遊山玩水，逍遙自在，吟風弄月，品茗賞花，足跡遍及名山大川，所至之處，人莫不迎為上賓，任情率真，對所識之人、事、物均有真實深摯之情感，也留下不少詩文。

袁枚辭官後，用心經營家中隨園的規劃，花了整整二十年才峻工，陸陸續續又整理二十多年，搭造奇景逸致，樓台假山，「隨園二十四景」也成為好友官員必經遊玩之處。 

袁枚極喜美食佳茗，遊玩各地時，搜尋查訪，品嚐烹煮，故有《隨園食單》問世，介紹生平所喜愛的美食佳餚；晚年孫碧梧等女子邀集當地閨秀十三人，拜他為師，自此招收女弟子共有二十餘人，或結伴出遊，或讀書賦詩，聲勢壯觀，引人側目。他這種挑戰封建禮教，打破男女分際等種種處世行徑，也為自己帶來諸多毀謗。

王昶《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中可見子才的生平：

少舉宏詞，旋成進士，嗣以散館，出為縣今。初在江寧，總督尹文端公絕愛其才。既丁憂，再起至陝西，與總督黃文襄臭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遂乞病歸。得廢圃於江寧小倉山下，疏泉架石，釐為二十四景，窗牖皆用五色琉璃，游人闐集。時吳、越老成凋謝，子才往來江湖，從者如市。太丘道廣，無論貲郎蠢夫，互相酬倡。又取英俊少年，著錄為弟子，授以《才調》等集，挾之游東諸侯。更招十女之能詩畫者共十二人，繪為《授詩圖》，燕釵蟬鬢，傍花隨柳，問業於前，而子才白鬢紅舄，流盼旁觀，悠然自得。亦以此索當途題句。於是人爭愛之，所至延為上客，適館授餐。而子才又擇精饌，應作《食單》，梓以行世。故三十年中掃門納屨，為向來名人所未有，才華既盛，信手拈來，矜新鬥捷，不必盡遵軌范。且清靈雋妙，筆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蘊結。

以下聊聊子才的個性與思想。

※子才個性

袁枚天性率直而善感，重情而不掩飾，熱心厚道、樂道人善，為人不忘舊恩；在《小倉山房詩集》中曾提及一飯之恩、永銘五內：「乾隆丁巳，落魄長安，金陵人因古農見而奇之，哀其饑渴，沽酒為勞，未十年，余宰金陵，古農已為異物，求其子孫，以詩告墓。」

在接人待物上表現豪邁曠達的性格，率真而不矯作，《隨園詩話補遺》言：「余性通脫，遇繁禮飾貌之人，輒以為苦。」十分討厭繁文縟節的虛偽浮誇，也不願違逆本性去逢迎鑽迎，所以他在做官時，不畏強權。

孫星衍云：「侍郎尹會一督學試江寧時，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為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兵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撻逐去。」遇到狐假虎威的家奴，別人不敢處理，他是立即擒拿，絕不寬貸。

子才遇到挫折失意時，亦能自我抒解，以豁達的心態來面對，在《小倉山房詩集》中可看出他處理的方式：「往往眼前事，考究無窮期，與其張目想，兀兀發狂癡，不如合眼眠，一笑姑置之。」瀟灑而不拘泥。

在生活上，追逐聲色、放蕩真情，毫不避諱，家中妻妾成群，縱情冶遊，更有愛男色之說，不受世俗禮數、風俗成規的匡囿；詩中坦誠：「有官不仕偏尋樂，無子為名又買春。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又言自己：「好味、好色、好友、好花竹泉石、珪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從不虛偽矯飾，掌握生命性靈，自在自得，無視褒貶禍福之論。

袁枚當縣令時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勤政愛民，頗有政績，甚得人民愛戴，然而奉命移任江寧後，漸漸不習慣於「為大官作奴」的生活，在〈答陶觀察問乞病書〉裡說：「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侍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僕侍，僕所不能也，今強以為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為吾民，吾心甘焉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臺參耳、迎送耳、為大人作奴耳。……熟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有缺供矣，怵人之先者以落人之後矣，不蜿膝奔竄，便瞪目受嗔。」

既然做官不能為人民而謀心勞苦，反而只能送往迎來，供張僕侍，那不如辭官退隱；所以可以瞭解，他上書言為「孝親」、「養病」而辭官，實際上只是藉口，而非真心。

不過一方面，他也準備將心力專門從事在文學工作，將生命投入創作的領域，跟朋友訴說：「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尤為難。」由此看來， 努力在文章寫作，以著作來報效國家，也是他辭官的原因之一。

脫離官場後，即甚滿足於「安居以適性，覃司以卒業」（〈答朱竹君學士書〉，任隨自然，「宦後始知貧賤好」（〈偶成〉）；因陶淵明有《飲酒》詩二十首，表現天真自然情趣，袁枚雖不飲酒，但自己覺得精神有相通之處，所以也來作個《不飲酒詩》二十首，如：「平生行自然，無心學仁義。婚嫁不視曆，營葬不擇地。人皆為我危，而我偏福利。想作混沌人，陰陽亦相避。灌花時雨來，彈琴山月至。天地亦偶然，往往如吾意。」

他的真性情中充滿對現實社會繁文縟節的厭煩，體現出對各種束縛人性、違反自然的觀念與規矩的反叛。

袁枚至情至性，詩文中多可見孝親之情、兄妹之情、夫妻之愛、朋友之義。如他在傷母逝世時，寫下：「傷心六十三除夕，都在慈親膝下過。今日慈親成永訣，又逢除夕恨如何？素琴將鼓光陰逝，椒酒虛供涕淚多。只覺當初歡侍日，千金一刻總磋跎。」（〈傷心〉）六十三年都生活在慈母的照顧下，今朝離別，此情何堪？再看他記載母親臨死前兩人之對話，是令人動容不捨，與之同悲同泣：

卒時，召枚訣曰：「吾將歸去。」枚不覺失聲而慟，太孺人訶曰：「人心不足，兒癡耶？天下寧有不死人耶？我年已九十四矣，兒何哭為？」舉袖為枚拭淚而逝。（〈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其母所言豁達明理，又極其慈愛，說其兒為「癡」，一語道出子才之個性。當他三妹離開人世時，亦是哀傷欲絕的寫下感動人心的〈祭妹文〉：

凡此瑣瑣，雖為陳跡，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婜婗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為證印者矣。……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

青梅竹馬、種種思緒，如排山倒海在記憶中反覆重現，每思及一個畫面，就更令子才淚流滿面、低迴不已；如今天人永隔，想再見一面亦不可得，如何能不悲傷垂淚？

由於真性癡情，他對夫妻之愛亦是眷戀難捨，在〈寄聰娘〉一詩寫道：

尋常並坐猶嫌遠，今日分飛竟半年！……一枝花對足風流，何事人間萬戶侯。……上元分手淚垂垂，那道天風意外吹。累汝相思轉惆悵，當初何苦說歸期。……剛把閑情要拋撇，遠山眉黛又逢君！……不信秋來看明鏡，為誰添上幾重霜。（《詩集》）

因為任官的關係，他必須與家人分離，平日與聰娘齊頭並坐都嫌太遠，今日一別竟達半年。就算不欲思念，見到遠山含笑、青山嫵媚，便會陣陣牽動心中思念愛侶，相思之苦襲捲而來，兩鬢都因此添上了白絲。

子才對朋友之義也十分重視：「程魚門太史卒後，妻孥無以為養，先生為致書畢秋帆制軍，慨然籌三千金，交桐城章淮樹代主營運。太史舊欠先生五千金，先生焚其券，人稱風誼。」（〈隨園先生年譜〉）

友人程晉芳過世，他籌募三千金幫助舉辦後事，還燒掉對方五千金的債券，代為撫養遺孤，其高義如此；另外，又為亡友沈凡民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在遺囑中更託付其子：「瑤坊門外，有三妹、陶姬墳，與老友沈凡民之墳相近，每年無忘祭掃。」（〈隨園老人遺囑〉）重情念舊，至死不變。

袁穀芳在〈小倉山房文集後序〉云：「其為人，性情灑脫，和而不流，非即周茂叔之吟風弄月者乎？早年高隱，不慕榮進，而又篤於友誼，不以窮通生死易心，……凡此皆見於諸論著中，讀者試一按而求之。」

此文稱揚子才學行並重，絕非當時徒株守經的漢學家可比，亦非徒言心性理氣之宋學家可比，敘述中可見他的真性情。

子才一生風流自賞，問心無愧：「追溯平時跅弛處，東山所挾，記憶難清。元則所憐，絲毫無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惟其無所愧於心，是以無所擇於口，風流自賞，言過其實，惟恐人不知，是則枚之過也。」（〈答朱石君尚書〉）因無愧於心，所以往往不計所言，或言過其實，屬誇大狂放之辭，行事則實為光明坦蕩，「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

※子才思想

袁枚思想中也處處可見「真性情」存在。  

大凡天真爛漫、率性任真之人，有時發表意見不免幼稚淺薄，於人情世故歷煉不免欠缺，子才卻無此病，反而處處見其天才卓越之「識」，是以郭紹虞說：「我每推許章實齋與袁簡齋。他人之學問，盡可以超越袁、章，但他們之才識卻不如袁、章。」此皆由於學思並重之故。

袁枚思想首重「真」，是以他積極方面的主張和自身的實踐都是在於「通情」。

當朋友楊笠湖來信奉勸他更正《子不語》（子才所寫的一本怪力亂神的小說）書名與書內所載李香君事：「所稱李香君者，乃當時侯朝宗之婊子也，就見活香君，有何榮？有何幸？有何可誇？……名妓二字，尤所厭聞。」他立刻就回信說：

想當日足下壯年，心地光明，率真便說，無所顧忌。目下日暮途窮，時時為身後之行述墓銘起見，故想諱隱其前說邪？……就目前而論，自然笠湖尊，香君賤矣！恐再隔三、五十年，天下但知有李香君，不復知有楊笠湖。……夫色猶酒也，天性不飲者有之，一石不亂者有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好色不必諱，不好色尤不必諱，人品之高下，豈在好色與不好色哉！

明確指出「偽名儒不如真名妓」，與其隨名儒之偽，子才更愛名妓之「真」，是以後書續言：「古之忠臣孝子，皆廓落自喜，不矜細行，目中有妓何妨？心中有妓亦何妨？」還抬出孔子的大轎子：

宋《蓉塘詩話》責白太傅去杭州，憶妓詩多，憶民詩少。余駁之曰：「《關雎》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憶大王、王季，而憶后妃耶？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憶哀公、定公，而憶及門耶？」

文王、孔子都是天性重情之人，世間這樣腐儒何以裝模作樣，故作崇高？是以他要「我輩立言，寧可使腐儒厭，不可使通儒嘔」。（《尺牘》卷七）越是人所扭捏作態之行、排斥厭惡之言，只要為真性情之事，那又何妨為之？又何妨言之？

他用「真」來非難宋儒之矯情作偽：「足下之意，以為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為，得千百偽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偽故也。」（〈答劉蕺園論詩書〉）

他反對種種違逆真情，矯揉虛偽之事，如古時郭巨之埋兒食母，張巡之殺妾養軍，漢第五倫之「兄子有疾，一夜十往……；己子有疾，終夜不往。」（〈郭巨論〉、〈張巡殺妾論〉、〈讀喪禮或問〉）等等古事，人皆以為美，惟獨他大力反對。

在當時康、雍、乾三朝皆奉程朱理學為正統的情況下，子才身後不免立刻遭到世人群起而攻之。

由子才個性反映到思想上，可知他特重「情」；他針對曾奏請斬秦檜的忠臣胡忠簡公「在廣州戀黎倩，為朱子所譏」一事發揮：「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為國家者，情之大者；戀黎倩者，情之小者也。」二種情是一般深厚堅貞，「如雷如雲，彌天塞地，迫不可遏，故不畏誅，不畏貶，不畏人眥議，一意孤行」；情之大者、情之小者，皆是人間真情，皆令人動容感念，「而腐儒矜矜然安座而捉搦之，譬鳳凰之翔雲霄，而鷽、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讀胡忠簡公傳〉）腐儒自以為得天理之正，平生行事道德崇高，以此譏諷有情人，實為荒謬迂腐。

子才自認思想為「鄭、孔門前不掉頭，程、朱席上懶勾留」（〈遣興〉）既鄙視當時學術圈盛行的漢學，又反對朝廷所提倡的理學，並反駁宋儒所謂「義理之性」尤須附於「氣質之性」：「宋儒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大謬。無氣質則義理何所寄耶？猶論刀者不得分藝與背也，無刀背則藝亦無也矣。」（《牘外餘言》）

人的正常情欲發展不僅無妨天下大治，更是大有益於天下大治：「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使眾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清說〉）此種思想與當時乾嘉經學皖派大師戴震（1723A.D-1777A.D，尚比子才小七歲）有異曲同工之妙：「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疏證》卷上「理」下）

人既然必須重視情欲，所以聲色於人乃自然之事，更無須刻意斬絕禁制：「夫生所以異於死者，以其有聲有色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以其有思有為也。………必欲屏聲色，絕思為，是生也而以死自居，人也而以木石自待也。」（〈再答彭尺木進士書〉）人之所以異於死者、木石，便是因為有思有為、有聲有色，若終日靜坐枯禪，如草木頑石，自以為體道成聖，豈不是滅人之情：「自有矯情者出，而無故不宿於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謝絕親知，僵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清說〉）人之所以有情，便不是為了禁之滅之，而是順之導之；若要求人民禁欲滅欲，反而只是導致虛偽矯飾、私下無所不為的風氣。

除了重「真」、重「情」、重「情欲」等思想，他還有攻破「道統」之說，他根本否認「道統」存在，並揶揄地說：「道者，乃空虛無形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誰見其荷於肩而擔於背歟？」也毫不含糊地主張：「廢道統之說，而後聖人之教大歟！」（〈策秀才文五道〉）更認為「道統」之說只是門戶之見：「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若是天下之公言、天下之公理，豈可僅為某家某派所把持？

是以他認為天下各行各業皆有價值，皆是不朽：「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與薛壽魚書〉）若是沒有各種技術工藝，聖人也只是無用：「仁無術而不行，堯、舜之政，周、孔之教，神農之藥，皆術也，皆所以行其仁也。使堯、舜、周、孔、神農雖仁其民如嬰兒，而無術以及之，其奚能為？」（〈送醫者韓生序〉）此等言論，在當時被人視為洪水猛獸，但實是不易之見。

子才不但提倡婦女文學，也反對女性纏小腳：「夫女子之所娉者，為其領如蝤蠐，腰如約素耳，非謂其站立不穩也。」（〈答友人求娶妾〉）他也不信風水陰陽鬼神：「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干支，毫無意義，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故死後要求兒子不要做法事，更有一段有趣的遺言：「至於誦經、念懺、做七、營齋，我生平最厭者。汝可告諸姊姊來祭我一場，我必享受；哭我一場，我心悲感。倘和尚到來，木魚一響，我之靈魂，必掩身而逃矣。」（〈隨園老人遺囑〉）若他最討厭的和尚來了，靈魂就要逃跑。從生到死，都是如此可愛、真誠。

最後介紹子才風流及真性情的思想；他自稱「臥忘」：「顏淵侍於孔子，自稱坐忘，若枚者，可稱臥忘也，願夫子之勿慮也。」（〈致相國勸獨宿〉）在這裡開了莊子一個玩笑。

簡有儀先生評：「他勇於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議論，以現今看來真有他特殊的見識。他喜歡自我標榜，還有不少風流韻事，他的表現開朗通達，沒有道貌岸然的習氣，尤其他常有者不同凡響的見解，讓人無懈可擊，……更足以證明他是一位有真才實學且聰慧超人的人物。袁枚的天份很高，……他從不肯執著於一端，這正是他的純真獨到之處。他是一個獨來獨往的人，也是一位思想開放的人，他處處在表現自己，可是他卻有他自己一貫的思想。有人談他的生活放浪荒誕，有人評他的詩作浮滑纖佻；但是細觀他的生活，不但不是放浪荒誕，反而是深解生活情趣的人；品嘗他的詩作，不見浮滑纖佻的立旨，卻是常見力戒浮滑纖佻之語調。……詳究袁枚之所以遭到許多人的議毀，說穿了，還不是那群衛道文人自相殘殺的傑作，……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

當時的衛道人士胸懷高者，真是堅定立場，只是對子才有誤解或認識不深而提出批判意見之人，或許還可以諒解其動機與作為；但若是偽衛道、假道學之人，表面標榜道義，實則見獵心喜，由羨生嫉，由嫉生恨，種種批判與辱罵，瞭解的人也不必一一反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