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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9 02:13:20瀏覽531|回應0|推薦0 | |
中評社香港11月29日電/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王崑義教授、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張明睿博士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美國干預台灣:「制中強台」與軍事威懾》。作者認為,美國對於中俄的大國競爭,以不同的戰略語言區別,乃是基於影響「美治和平(America Pax)」的整體比較結果,將俄羅斯視為軍事威脅者,視中國為全面性的競爭者,間接承認中國國力是美國權力與安全的「威脅者」,超越了俄羅斯軍事威脅的分項戰略能力,中國崛起所產生的「權力競逐」與「權力移轉」,這項思考已經深植於美國戰略制定者的意識。為了平衡中國的崛起,美國實施前進戰略,將戰略行動推進到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內水,台灣被美國視為戰略支點,透過「政軍」措施,美國爭取「一中政策」的自由裁量權,這就與中國引發了主權「干預與融合」的對抗,此舉具有高度戰略性質。任何一國示弱將成為一種難以想像的後果。文章內容如下: 壹、美國新干預主義的重現 主權是一個古老的概念,起源於1648年「西發利亞合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所確立的國家主權平等與領土主權原則,其意義是指國家在其境內具有完全管轄權力。但隨著二次大戰之後,國際組織與機制的建構,絕對主權觀念產生了蛻變。 冷戰時期,前蘇聯領導人布里茲略夫提出「主權的有限性」,認為集團利益高於成員各國的利益,需要時成員國主權必須有所讓渡,這也成為前蘇聯軍事干預成員國家內部政治的理由。 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從「人道災難」角度出發,主張「人權高於主權、人權無國界、主權過時論」等以軍事干預與和平建造,作為干涉一個國家內部政治發展的藉口。其實,軍事干預觀念背後的思想,主要是來自於西方「民主和平論」的啟迪,他們認為「一個政權對人民實行恐怖統治,拒絕基本的人權和民主的時候,就應該把主權拋到一邊」 。〔1〕 1999年科索沃戰爭,西方在理論上便積極塑造「人權優於主權」、「主權有限論」等主張,以求得道德上的合理性,行動施作則有意繞開聯合國宗旨與合法性授權,以人道主義為名,進行軍事干預行動,這種未經授權、追逐利益目標的單邊主義行為,遂被稱之為「新干預主義」。 2001年美國在911事件之後,高舉反恐戰爭大旗,目標轉向了「流氓國家」,軍事干預朝向更極端的「先發制人和預防性干預」發展,2001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美伊戰爭,2011年北非利比亞及中東敘利亞戰爭,以軍事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政治,對美國而言已經是一個常態性的行為。 2021年9月拜登在聯合國大會上說:「我們準備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武力,捍衛我們重要的國家利益,包括免受持續不斷和迫在眉睫的威脅。」〔2〕拉穆哈拉(Mashudu Godfrey Ramuhala)指出:「冷戰後干預仍然是(國際)安全格局一個突出的特點,也是一些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追求利益和安全的突出面向。」〔3〕 拜登的干預方式,是一種「綜合式力量」的整合呈現,除了軍事力量之外,還強調「榜樣力量」,「要應付……今天和明天的挑戰,……我們將引領,不僅是以力量為榜樣,還將以我們的榜樣為力量。」〔4〕所謂「榜樣」,是指美國長期以來的民主燈塔典範,「榜樣力量」的內涵要素包括,民主價值、民主制度、人權維護、人道干預等。這些要素被轉化成榜樣力量施作的方法,這些方法透過物質力量的支持,展現在具有威脅、競爭的國家。 貳、美國以台灣為支點的「軍政手段」復活 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開始執政,提出「外交政策」作為外部政治的中心命題。拜登還在阿富汗撤軍演說中表示,「終結以軍事行動再造其他國家的時代」。但這項主張卻不一定為立法部門所服膺,美國參眾兩院的「軍事委員會」常透過「國防財年授權法案」的審查機會,表達對「軍政」的意見,名之為兩黨共識,迫使行政部門在「美中競爭過程」中納入政策。 這種政策帶有濃厚的「戰爭與非戰爭手段」意識,是以軍事作為支撐的政治性行為。例如,2021財年,美國加大了「太平洋威懾計劃」預算,其目標便是實現以打贏為目的,讓威懾具有可信度。民主黨參議員傑克·里德(Jack Reed)就說:「太平洋威懾計劃的目的是祇給北京留下一個結論,你們在軍事上不可能贏,所以根本試都不要去試。」〔5〕至於非戰爭手段,已經透過「全政府戰略」進行表述。以下梳理2017至2022年「國防授權財年法案」涉及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附加條款,重點歸納如下表,以理解美國手段升級的變化。 從以上六個財年所涉及的「目標、路徑、方式」,為美國兩黨對大陸與台灣之間區隔出做法,總體而言是「以軍事戰略為核心的制中強台政策」,軍政戰略思維被激活了。其路徑是「提升台灣防衛力,增進美台防衛合作、全政府戰略嚇阻中國武力攻台」。其方式是「由高階人員交流、軍演觀察員,升級為擴大對台總體軍事建設協助、網絡通訊安全、文化醫療合作、生產鏈合作等」多層面的聯繫運行。 從美國財年計劃設大陸與台灣內容來看,美國擺脫了爭論已久的「一個中國政策」傳統意識的局限,明確的顯示美國已經由「美中三個公報」,位移到「台灣關係法」為核心的思維轉變,一中政策局限的卸除,不可避免的也將同時碰觸中國的主權問題。 叁、美國對台主權干預途徑的歸納 皮爾森(Frederic S. Pearson)和鮑曼(Robert A. Baumann)在討論國際軍事干預(IMI)時,區分了「支持性、敵對性、人道主義、領土性等形式,這些行動可能涉及侵犯目標國的主權」。〔6〕主要原因是,軍事干預必定是有目的的,是國家領導人使用武裝部隊貫徹對他國干預的意志。 對主權國家的干預,從政治戰略上來分,可依「內部政治控制、政權更迭、國家體系重塑」等,因為目的不同,手段上可以區別為「和平演變、顏色革命、軍事介入」等三個分項或綜合運行。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干預,也無法擺脫這三種類型的手段。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操作還有三條途徑,包括:一、具有全球或國際一致性質事務,強調合作;二、具有與美中各自整體國力發展相關,卻又無法短期間脫鉤性質事務者,進行競爭;三、具有威懾、脅迫性,且具有領導與扈從結果之決定性行動者,進行對抗(拜登說是激烈競爭,不搞對抗)。這三條途徑,仍是以第三條為主體(軍事干預)的全政府競爭。 拜登政府希望以外交政策作為外部政治操作的主體,然而卻無法真正落實,造成政治語言與行動之間形成差距,主要原因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決定,早已背離行政部門獨立決策傳統,如美國國會不斷透過「國防財年授權法案」機會,參與對外政策的決定。拜登或許有心不進行冷戰,但他的決策不可能不再受內部政治的干擾,冷戰形式的安全利益,仍在干預的手段上持續發酵。從被干預的國家來看,領土完整、制度穩定、治理髮展是屬於明確的主權範疇。兩岸現狀主權與治權是分離的,外力介入相對容易,長期以來台灣也是美國在亞太地緣政治制約中國的大牌。 對美國而言,台灣不僅是獨立與否的問題,還帶有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色彩,關係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權力平衡,關係美國國家傳統兩洋總體安全,更何況台灣治權完整,美國可以直接展現影響力量。 觀察美國對台灣的戰略設計思路,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總體指導是以軍事戰略為核心的制中強台政策。指導路線上有兩條交織:一是掌握「一中政策」詮釋權,在美台關係上,從「公共政策、政黨政治、議會聯繫」作為外交運行起點,並向「官方交流、身分塑造、主權外交」推進,讓「一中政策」的操作,能獲取最大的政治收益。 二是掌握軍事威懾力度進行干預。主要是圍繞以台灣(南海地區台灣有主權的存在)為核心的「軍事威懾行動」,其中包括了三個層次:即強化台灣防衛的軍事能力、彰顯美國海洋權力的力量、聯合海洋權力力量的運用。 肆、大陸對台主權融合的困難 「融合」觀點是習近平主政重要的決策思維,是指「發展與安全」概念的兼容並蓄,透過基礎領域資源共享體系,達到「發展與安全堅固,富國和強軍統一」的目標。〔7〕重心落在經濟與社會領域的交流。 由於兩岸經濟交流密切,融合發展觀念很快地成為兩岸政策指導思想。2021年3月習近平巡視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時指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道路。……不斷開創兩岸融合新局。」〔8〕 隨著指導思想的確立,政策也相繼推出,2018年2月28日大陸宣布「31項惠台措施,其中12項涉及台資企業與19項涉及台灣同胞同等待遇」的推進。〔9〕2019年11月4日大陸20個部門聯合發布了26條措施,進一步強化台灣企業與同胞同等待遇,並將海外「尋求領事保護與協助,申請旅行證件」服務向台胞開放。足見融合發展不僅僅是「經濟與社會」融合發展,也適用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2015年5月朱立倫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與習近平在北京會面,當年11月馬英九與習近平在新加坡舉行了「馬習會」,融合發展政策達到了高峰。 2016年民進黨籍蔡英文就職之後,兩岸關係卻發生逆轉,台灣方面2019年啟動「國安五法」的修訂,另外,還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對危害主權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制定「反滲透法」(2019年12月31日)。其他還有修訂兩岸關係條例,規範中資對台投資以及兩岸政治協商的公投立法。 這些法律的修訂,都是企圖把台灣的「安全化法律」,從法律條文中,可以獲悉將「大陸地區、香港、澳門」與境外敵對勢力和外國形成等同類型,修法意識中敵意相當濃厚,法律是政策的規範語言,政策來自於政治意識的表達,兩岸的政治融合、社會融合在法律上的局限,已經被籠罩在反融合的政治意識裡。 至於文化融合進程,在「去中國化」的政策下,也遭遇台灣主體意識與主權獨立的身分政治、身分歷史,以及教育課程安排進行抵消。從台灣內部政治觀察,融合發展的政策,受到極大的消解。 唯獨在經濟融合度上,仍是兩岸融合發展較為突出的部分。「2021年1至8月,兩岸貿易額2088.2億美元,同比增長31.8%,1-7月實際吸引台資6.4億美元,同比增長9.6%。2021年台企A股新增4家,總共增加到42家。」〔10〕兩岸融合發展形成「經濟熱、政治冷、文化斷、社會緩」現象。 融合發展政策遭遇台灣的抵消,形成單方、主動作為外,還受到2019年以來的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疫情防治政策影響,阻滯了兩岸交流。更嚴重的是美國對台政策操作,陷入美中「一中政策」競爭的困境。 美國的「一中政策」窄化主權與治權的解釋範疇,膨脹立法與司法要素,拓寬對台政治解釋與擴大政策操作空間,透過國際盟友的聯合操作,引起風潮效果,如立陶宛一中政策,捷克、意大利、日本的立法機構與政黨交流,中國大陸所要應對的已非融合發展,而是代價更高的外交競爭。融合發展在政治層面操作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 伍、美中「不戰屈兵」的競爭模式 美中在對台主權的「干預與融合」競爭,不限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要素方面的競爭,還涉及具有決定性力量的軍事要素。軍事力量的使用基本形式,可區分為軍事外交、軍事威懾、軍事干預、軍事戰爭。美國在2022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已經撥列預算執行「太平洋威懾計劃」。軍事威懾成為西太平洋軍事行動的主要模式,目的是希望維持足以阻止中國對台灣造成「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的能力。〔11〕 但「太平洋威懾計劃」僅是美國大國競爭準備的一部分,正如里克所言,「要以打得贏為目標」的軍事存在,在平衡過程中容易失去控制,威懾行動很容易向干預、戰爭衝突發展。 極端情況所指,便從威懾、干預升高為戰爭、衝突。若不想遭遇災難損失,戰爭風險必須在管理、威懾、干預的實踐力度上思考,要定義出攻勢上限與防禦底線。拜登在2021年4月與習近平通話時說,「我們歡迎競爭,我們不是在尋找衝突,但我明確表示,我將全面捍衛美國的利益。」〔12〕在2021年9月份的通話中,美中兩國領導人承諾,「兩國確保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的責任。」〔13〕為防止美中關係的失控,中國也列出自己三條底線,「不可顛覆道路與制度、侵犯領土與主權、打斷發展進程」。〔14〕 從西太平洋軍事威懾攻勢方的美國來說,拜登主張「競爭不衝突」可視為上限。從防禦方的中國來說,王毅提出的三個底線——「領土、制度、發展」自主權力的捍衛,總的來說便是主權干預與反干預競爭的本質。 美中在軍事領域的競爭,在不演變為戰爭、不干預主權的區間被運行,並依據此準則以達成軍事威懾與干預的目標。既有目標亦將產生勝負結果的決定,這樣的模式,可以賦予「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以免因為戰爭帶來摧毀損耗,美國仍可基於實力領導國際社會。 為能達到如此精密風險管控,美國圍繞軍事行動設計了三個層次,即「鞏固原軍事夥伴、建構新聯盟、展現美軍能力」。美國在冷戰時期,在西太第一島鏈建構包括「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新(新加坡)防務合作協定」,這些都是在冷戰時期已經建構的軍事夥伴關係。 2018年以後,美國更加積極鞏固區域安全協定,包括「美泰戰略願景聲明、美越海上合作協議、美新防務合作新協定」,並依據協定除了駐軍、後勤支援、港口停靠,年度還有常態性的軍事演習活動,美泰「金眼鏡蛇」、美菲「肩並肩」、美韓「乙支自由衛士」、美日「東方之盾」等年度軍演等。 其次,建構新的聯盟,美國也意識到,區域威懾或干預行動,必須依賴聯盟力量,聯盟的建構成為重要力量的來源,「民主聯盟」是拜登三大核心外交之一,〔15〕西太平洋地區拜登延續特朗普「印太戰略」,並將印太戰略視為整體戰略,強化戰略功能,包括「四國高峰會談」(Quad)與2+2(國防、外交)會談,印太聯盟的指向,著重關切中國崛起與對地區安全的影響。 但印太戰略需要區域地緣國家的同步,南海地區需要東協國家組織的介入,但東協在中美間不選邊原則確立,所以印太戰略以地緣戰略角度來觀察,並未完善。所以,美國不得不將北約力量納入,這就有了2021年8月24日美、日、英、荷蘭在沖繩近海舉行聯合軍演,德、法也派軍艦到西太平洋一起亮相。 最後,則是展現美軍能力,以便實現這一構想,這一部分是軍事威懾與干預的操作核心,是干預與融合競逐力量直接的碰撞,行動上雖是美軍主動,但美中操作的結果,卻引發了主權競爭效果。 陸、美國干擾中國的主權融合 從美國6年的國防授權法案,分析兩黨對中國的戰略思維,綜合評估出「以軍事戰略為核心的制中強台政策」。 如何干擾中國大陸對台的主權融合,軍事目的與政治目的需取得平衡。前面我們指出軍事威懾與干預力度三個層次的內涵,但在操作上,美國舉出的準則僅有一個,即「以軍事力量制約中國在西太平洋的各項主張」,尤其是「一個中國原則」。 以軍事力量制約中國,從2018年美國戰略調整至今的軍事行動,可以包括:對台軍售、飛航與停泊台灣的嘗試、海(空)自由航行。 一、美國對台軍售 近3年來美國對台軍售有較大的成長變化,2019年銷售額為107億美元,含66架F-16V戰鬥機、M1A2艾布蘭戰車、刺針飛彈;2020年為56.7億美元,包含愛國者三(APC-3)延壽、135枚AGM-84H距外陸攻飛彈、11套多管火箭「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及6套F-16 MS-110光電偵照莢艙,100枚魚叉飛彈岸置防衛系統(HCDS)、4架MQ-9B無人機、野戰資通系統(Fiel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2021年4.36億美元的「高機動多管火箭系統」(HIMARS)和「岸基魚叉飛彈系統」(HCDS)(2021年6月台灣獲美國通知,2020年實際金額約52億美元)〔16〕。 美國軍售台灣內容,從武器型號可以發現具有以下特徵:具有跨代際推進,如MQ-9B無人機;具有不對稱性的轉變,如機動式岸置防衛系統,武器精準、增速、遠距(可覆蓋彼岸,原點打擊)等。這也是美國所稱,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若從軍事干預的角度來看,屬於間接干預的表徵。 http://www.CRNTT.com 2021-11-29 00:13:33 二、停泊與飛航台灣的嘗試 2016年「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美國國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撰文「美軍應該考慮把船艦(由香港)改停靠在整補條件相當的高雄港,以示為對台灣民主的支持」。〔17〕於是,美艦停泊高雄一開始便被美國蒙上政治目的。 2018年10月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的科學研究船「湯瑪斯號」停泊高雄港,從4月份至10月份已經停泊4次,依據美國國防部的說法,科考船是跟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大氣科學系的合作研究,單純的科研計劃。然而台灣媒體報道時認為,船上是有官兵,本質上就是軍艦,「是用細微政治操作,達成重大戰略意義的手段」。〔18〕 至於飛航方面更是跨出一大步,基本上有兩種型式,軍機降落台灣,2021年6月6日美軍C-17戰略運輸機、7月15日美軍一架C-146A型戰術運輸機降落松山機場,7月15日N3755P的民用(軍機)C-130型貨機降落桃園機場。美方的行為已經逾越了「一中政策」的底線。 飛越台灣領空,2020年6月9日美軍1架「C-40快船式」(Boeing C-40 Clipper)行政專機從基隆進入台灣領空,沿台灣西部向南飛行,由台南外側離開並向西飛。2020年10月21日美國空軍太平洋司令部承認一架美國空軍RC-135W鉚接型電戰機於當日稍晚時,進入台灣北部上空飛行。2021年8月26日美軍1架C-37A行政專機,當天下午5時許從台灣西南方海域飛入防空識別區,再進入台灣領空,最後飛越恆春半島上空朝東北方前進,途經台東近海、花蓮外海,最終在日本降落。 三、海上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是美國維繫海權重要手段,其目的有三:一是保證全球公域迅速到達的戰略要求;二是糾正沿海國家過度主張的海洋權利;三是履行軍事威懾的政治目的。從美國的觀點來看,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吹沙造島行為、擴大領海水域範圍,讓美國海權受到影響。美國一方面透過國際仲裁否定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但「(干預或脅迫)要想成功,民主國家必須決定性的使用武力」。〔19〕美國主要是透過軍事威懾行動,成為必要的選擇。 美國運用海權力量,透過海空一體方式,針對中國的主權主張,進行軍事威懾。由美國近三年的行動,可以歸納三個樣態: 一是自由航行。以維繫原有秩序,如派軍艦穿越台灣海峽,以保障「台海中線」實質的存在;進入中國南海人工島12海里水域,否定人工島領海線與礁岩成島的事實。 二是抵近偵查。理論上是指「在不侵犯敵方領空和領海的前提下,公開或秘密接近敵方陣地或重要目標開展的偵察行動」。〔20〕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指出,2020年上半年「美國就派出近3000架次軍機、60多艘次軍艦」。〔21〕對中國抵近偵查密度不但加大,偵查工具也多樣化,包括了RC-135系列、E-8C、E-3、P8A、P3-C、EP3-E、無人機MQ-4C等;偵查離岸距離也越來越近。2020年7月前,美國偵察離岸距離約有50-70海里,但2021年8月1日美軍RC-135S戰偵機,進入長江口附近、8月16日進入浙江寧波外海20海里位置、9月4日飛抵黃海領海基線約30哩(約55.56公里)。 三是海上聯合演訓。就以2021年7月底進入南海的英國伊莉莎白號航母戰鬥群,加入「印太戰略」活動為例,進入西太平洋之後,以大英國協成員國為號召,展開水域的軍事活動,9月達到高潮,派「機敏級」(Astute class)核動力潛艦與日本自衛隊舉行雙邊潛艦演習;戰鬥群中的里契蒙(HMS Richmond)巡防艦由北南下通過台灣海峽。 從2018年以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威懾與區域干預活動,可以發現,西方國家是透過原有的同盟協定,奠定新的結盟形式,對區域大國實施意圖的壓制,其中台灣、南海是主要焦點。 柒、結語 西方介入西太平洋,軍事行動受到祇能競爭不能戰爭衝突的政治指導局限,對於中國而言,藉由軍事威懾與反威懾,干預與反干預的行動,介入「台灣主權」之爭,解放軍透過反客為主的戰略設計,進行主權融合的政治操作,其做法與美國在對台的政軍操作手法雷同。兩者都是運用「切香腸戰術」(Salami tactics)推進,達到極致之後,必有終點。2021年10月5日彭博社發出一則消息,拜登在與習近平通話之後提到「我們(與習近平)將會遵守台灣協議(Taiwan agreement)」。〔22〕 而美方在解釋拜登所謂的「台灣協議」內涵時,美國白宮發言人指是「台灣關係法」,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則指為「三個公報」,〔23〕兩個答案並不相同,本文之前也描述過,美國當前的一中政策是偏向台灣關係法來解釋與運用,這是當前美中衝突的焦點所在,拜登焉能不知? 至於美國對台灣在主權、治權與安全上的干預,跟中國推動對台的主權融合,形成一種碰撞的過程,這不僅影響美中關係,也間接影響台灣的政治與政策走向,未來三方關係如何移動與互動,仍有待時間的推移以及美中實力升降的結果而定。 注釋: 〔1〕羅布德維克(Rob De Wijk)萬進萍譯《西方的軍事脅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頁11。 〔2〕Joseph R. Biden,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Before the 76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09,21,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the-76th-session-of-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read time:2021/09/23) 〔3〕Mashudu Godfrey Ramuhala,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Africa after The Cold War,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2010,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37323846.pdf,p3. 〔4〕Joseph R. Biden,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2021/01/20.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0/inaugural-address-by-president-joseph-r-biden-jr/(read time:2021/09/20) 〔5〕莫雨報道〈美國會通過國防授權法,啟動威懾中國新計劃〉美國之音網,2020年12月1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ndaa-confronts-a-rising-china/5696197.html,(閱讀時間:2021/09/20) 〔6〕Frederic S. Pearson, Rober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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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nt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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