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還在延燒之際，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文章，標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這篇帶有鮮明的種族主義歧視色彩的報導，激起了中國強烈的憤怒。北京為了反擊這類種族主義式的言論，宣佈吊銷該報3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證。同一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就此發表聲明，指控中方的行為是「限制言論自由」，美國政府官員也召開會議決議，開始縮減駐美中國記者的人數。

從今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以後，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應對疫情的方式，不斷的出現一些批評聲音，但這些批評意見許多都不是帶有善意的態度，反而是充滿著「東方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有意把中國大陸塑造成「人類公敵」。這些具有侮辱含義的詞彙形容正在抗擊疫情的中國，不僅被認為是冒犯中國的尊嚴，也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難怪要激起中國政府強烈的反擊。

已經超過200年殖民主義偏見的「東方主義」，不管中國弱與強，隨時都可能在西方國家發作。去年以前，美國總統川普沒事挑事，就是要跟中國大打貿易戰，這雖然是美國擔心中國的崛起，企圖先發制人壓抑中國的「超英趕美」，但是骨子裡還是「東方主義」在作祟。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一來，不只美國總統要發作，連美國的媒體與一般大眾，也頻頻對中國出現不友善的作為，對中國使用病態語言也罷、拒絕中國人民入境的風潮，也從美國遍及到全球，讓中國不僅要對內要打一場疫情的「人民戰爭」，對外也要騰出另一隻手來進行公共外交的戰役。

當西方國家帶著「東方主義」偏見批評中國之時，跟大陸同文同種的台灣民進黨政府也好不到哪裡，就是要跟著美國的偏見，對大陸極盡挑釁之能事。這種充滿抗中意識的偏見，去年原本只是一種選戰策略，今年被滲入「東方主義」的內涵之後，民進黨人似乎已經變成像是一種「香蕉」，也就是「黃皮白肉」，外表的黃皮膚，卻遮不住內心裡恨不得是生為白種人的想望，親美親到骨子裡去，幾乎已經到了「寧作美國狗，也不做中國人」的想法。

事實上，許多有色人種國家人們腦中普片存在一種觀念，膚色越白越漂亮。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者菲尼克斯（Aisha Phoenix）對因膚色而遭受歧視的現象做過專門的研究。她解釋說：「很久以前很多地方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將膚色深淺同富裕聯系在一起，因為這意味著膚色白的人不需要下地幹活。」後來在經歷過歐洲殖民以及奴隸販賣之後，白皮膚高人一等的觀念，就更進一步被加強。

民進黨人雖然是黃皮膚，但是為了追求台獨的目的，相信只有美國人才能保護台獨，所以才有「黃皮白肉」的偏見。例如，美國聯邦眾議院在台北時間3月5日，以415票贊成、0票反對壓倒性票數通過「台北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以後，蔡英文當天在接見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時，立即表示感謝美方的實際支持，並期望美國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灣鞏固邦交、參與國際組織，以及增強台美經貿關係。

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也表示，感謝美國參、眾兩院對台灣國際空間的高度支持。美國是台灣在國際上最重要的盟友，雙方持續而深厚的夥伴關係，共享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對於包括台美在內的區域各方都至關重要。

從2017年川普總統上台以後，美國通過一系列的友台法案，不僅提高民進黨政府親美的熱情，也相對提升台灣內部抗中的意識，這也是2020年大選中民進黨反敗為勝的最大利器。尤其是外在有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加溫，2020年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撒潑，民進黨親美抗中在台灣人民內心裡更具有政治正確性，影響所及，連敗選後的國民黨人也急著想要加入「親美脫中」的行列。

可以說，台灣在後殖民意識的發作下，外加融入東方主義的偏見，讓台灣正在走向兩岸「完美風暴」之前而不自知，未來兩岸關係是否還有轉機，現在悲觀的人恐怕要比樂觀的人多很多。本文就從東方主義的理論著手，分析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現出的傲慢與偏見。

什麼是東方主義？

什麼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依照維基百科最簡單的解釋，東方主義是西方國家對近、中及遠東社會文化、語言及人文研究的總和。它也可以是西方作家、設計師及藝術家對東方國家的模仿及描繪。以東方主義形容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是有負面意思存在，在「西方」的知識、制度和政治、經濟政策中，長期以來所積累的一種將「東方」所做的假設，並建構為異質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負面思維。

而「東方主義」最早是由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1978年所提出，他的本意是提出西方人對中東地區的東方文化的看法，主要是在歐洲中心主義支配的文學中所形成的，不是東方文化的真正面目。

薩伊德還認為，「東方學」是地域政治意識向美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的一種分配；不僅是對基本的地域劃分，也是對整個利益體系的一種精心謀畫。薩伊德在1993年更進一步揭示，19世紀帝國主義的擴張和鞏固過程中，文化是如何將「東方」滲入其中。

所以，「東方」是一個具有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含義的概念。作為地理概念，歐洲人是以地中海為參照，將位於地中海對岸的廣大區域稱為「東方」（拉丁文詞源原意為「太陽升起的地方」），並由近及遠，依次稱為近東、中東和遠東。作為歷史概念，在古典—中世紀—近現代的歐洲歷史進化中，作為交往對象和研究對象的東方也分別呈現出不同樣貌。

20世紀以後，西方學術中心逐漸轉向美國，「東方」的歷史內涵又有新的變化。作為政治概念，「東方」指在冷戰時期形成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對抗的社會主義陣營，冷戰結束後，這種政治含義本來有所淡化，但是近年時有抬頭。作為經濟概念，「東方」往往指近代以來較為落後的亞非國家，與之相對的則是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歐美的已開發國家。作為文化概念，「東方」三大文化圈（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以印度佛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為中心的南亞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為中心的西亞北非文化圈），而與基督教文化為中心的西方文化圈對照並存。

總之，所謂「東方主義」，即是在文化、甚至是意識形態的層面，受到制度、文字、學術、意象、教義、甚至是殖民的階層體制與殖民的風格等等的支持，將這一部份表現與再現的一種論述模式。東方主義是西方人看待東方的印象、風格、途徑和框架，是一個基於對「東方」與「西方」二者之間做本體論與知識論區隔的思想風格，是西方人東方化東方過程中的總和。

而在薩依德《東方主義》一書中，他關於「東方主義」的論述基本上有三個面向：

一、「東方」作為西方的異己者，作為一種相對照的意象、理念、人格與經驗，它幫助了歐洲的自我界定與明示。也就是，東方主義蘊含著一系列關聯意象的東方，是西方為自己打造的鏡子，只是它是以相斥的意象對應出西方的自我，而非真實世界的鏡子那樣讓人看到原初的自己。

而西方人也在描述東方的同時確認了西方的本質。西方人看待「東方」的方式總是隔著一層價值判斷，例如有關於兩個集團之間本質性差異的區別。因此，西方人必須使用一系列類型化的形容，以便闡明東方和西方的差異，而這些形容經常被視為是本質性的、不可逆的，一切有關東方的事實都被認為應該要符合這些判斷。在這個過程中，東方被簡單化、公式化了。可以說，西方人是按照自己的預設和刻板印象來理解東方。

二、作為西方東方學研究的學術傳統，所有的基本性格及其變遷、傳承與散佈，決定了東方主義的主要內容與基本形貌。西方的東方學研究，在18世紀以後大大地發展起來，數不清的官辦或民營的學術機構支持著它。在這漫長的過程之中，東方主義逐漸建構出屬於獨樹一格的學術傳統，一個基本的研究性格和觀察取向貫穿了兩百多年來所有的東方學者，有明顯的承襲與傳接。

薩依德認為，這些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否認的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也培養出無數專業的東方學者，只是這些研究無一能夠逃脫東方主義所造成的偏差；而且相反的，往往正是他們的研究加深、鞏固了這些偏見與謬誤。總之，東方主義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學術傳統，在其知識權威的掩護下，已經成為西方社會有關東方知識不可動搖的基本論述，制度性的再生產東方主義，兩百年來鮮少受到質疑和挑戰。

三、東方主義作為一個處置東方，它是透過陳述對東方的看法、提出有關的權威觀點、描述東方、教授東方、安頓東方並統治東方等方式，而存在的集團制度。簡而言之，東方主義便是為了支配、在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在這個較為具有歷史性與物質性的面向中，我們可以看到被東方化了的東方如何反過來影響、控制、改變真實的東方。

在西方實際統治東方的殖民歷史裡，我們可以看見東方主義的存在與流變，它是如何與實際統治東方社會的操作相得益彰，其中一開始是東方主義主導了統治模式，而實際統治的經驗則反過來強化東方主義。東方主義絕不是一系列僵固的觀點與概念，它是在西方與東方接觸的過程中，獲得局部的強化或是部分的更新，這套知識系統，它主要的預設思維從未受到真正的挑戰。

但不可忽略的是，歐洲東方學興起的時間點，正好是西方帝國主義發達起來的時候，東方主義始終伴隨著殖民主義的發展而向外擴延，可以說，東方主義是應和著帝國主義的興起而勃興的。

另外，東方主義的另一個比較受批判的是，西方在述說東方的同時，東方總是沉默的；這並不是因為西方學術昌明、或是他們的理論高明無可反駁，而是因為在西方與東方的權力關係中，西方總是處於絕對的強勢，來自西方的知識也挾其全面的權威感，在東方定義了東方，即使那是關於東方的論述，也總要被西方所定義。

因此，總結東方主義的意涵，其實就是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東方是被西方所定義出來的產物，它是帶有西方種族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色彩的偏見，除非東方國家脫去東方的本質，否則再怎麼變化，東方還是西方人眼中不平等的東方。

在這種現實下，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走向「脫亞入歐」的政策，讓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可以跟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平起平坐。而韓國也在二次大戰後企圖擺脫「儒教」思想，大量引入西方基督教信仰，讓南韓變成是東方唯一一個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國家，這也就取得美國的信任，長期以來，南韓就一直有美軍的駐紮與保護。

有了日本和南韓受到美國永久保護的例子，台灣的民進黨過去以來一直推動「去中國化」，何嘗又不是想學日、韓，也期望來個「脫中入美」，以便在尋求獨立之後，可以取得美國保護的正當性。所以，日本、南韓、台獨是否為東方國家，本質上並非是這些國家和勢力所自行界定，而是由美國來界定他們的屬性，這也是民進黨會越來越親美的主因。

美國的偏見與中國的反擊

中國處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一個轉捩點，即是從1月23日武漢封城開始，這種不尋常的處置方式，隨即引起國際社會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同一天，世衛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稱尚未決定是否將新冠肺炎疫情宣佈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因為這關係到各國對中國疫情所採取的反應，不可貿然下決定。不過在此期間，北韓已經暫時禁止中國人入境，蒙古、菲律賓、哈薩克等鄰國收緊對中國旅客的簽證和入境城市，美國、日本、新加坡率更先派出班機開始撤僑。

1月30日，譚德塞再次露面，確認全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但聲明不建議實施任何旅行或貿易限制。此時，已經有18個國家出現了新冠肺炎病例。但是，不管世衛組織如何建議，這種定性幾乎立即引起世界各國的連鎖反應。

美國把對中國旅行的警告提升到「紅色」，即不要前往，1月 31日宣佈美國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並禁止14日內到過中國的非美國公民入境，所有來自中國的航班都只能在紐約、芝加哥和舊金山等三個機場降落，大量航空公司宣佈暫停前往中國。俄羅斯也在這一天關閉遠東地區和中國接壤的邊境線，並暫時禁止中國人入境。

隨後幾天，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國家都紛紛採取了相似的禁入措施。與中國人員來往密切的國家中，日本、韓國採取較為溫和的措施，僅限制14天內去過湖北的外國人入境，只有加拿大沒有宣佈任何禁入政策。據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發佈的動態訊息，直到2月11日已經有128個國家或地區制定了針對中國疫情的管制措施，除了直接禁止入境外，還有關閉航班、限制簽證、14天強制隔離等政策。

可以說，在中國大陸全力抗擊疫情之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已經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特別是美國，在世衛組織還沒列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前，美國就率先宣布新型冠狀病毒是「國家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更最早祭出對從中國大陸返美的美國公民實行隔離。

儘管如此，但是當民主黨人批評川普對疫情反應遲鈍時，他還指責有人歪曲誇大了病毒的規模。川普表示，每年美國死於流感的人數在2.5萬到6.9萬之間，「驚呆了我」，相比之下，只有2700人死於新冠肺炎。他還表示，目前尚不能確定冠狀病毒的致死率是否高於流感。

川普的反應顯見美國政府輕忽疫情的態度，一直到3月中美國新冠肺炎快速擴延以後，川普政府開始顯得束手無策，導致美國股市也跟著驚慌失措，道瓊指數在3月中的幾天內接連大跌一、兩千點，甚至跌到一開盤就觸動熔斷機制。

美國政治人物對疫情的輕忽之外，有些甚至還抱持幸災樂禍的心態。例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就表示，「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可能加速工作回流北美」；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則視疫情為是，「對美國允許太多工廠遷到美國以外地方生產的嚴酷提醒」。尤其是在中國經歷SARS、非洲豬瘟等疫情，現在又爆發新型冠狀病毒，這是企業必須考量的供應鏈風險。

另外，美國對中國疫情抱持偏見之處，還可以從病毒的命名看出，在世衛組織已經將新冠肺炎命名為Covid-19之後，美國的官員還是以「武漢病毒」來稱呼這個疫情。包括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在內，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官員仍在使用「武漢病毒」。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在參議院會議中更是頻繁使用這個詞，另一名共和黨眾議員戈薩爾(Paul Gosar)在宣布他和幾名幕僚，曾在保守的政治行動大會上接觸一名檢測陽性的與會者時，所用的也是「武漢病毒」。

事實上，世衛組織定名為Covid-19，主要就是為了避免對起源地武漢刻意的污名化，但是這個關於冠狀病毒的推薦術語，並沒有擴展至政界的各個角落。反而是廣泛使用「武漢病毒」的美國政客，在網上引發一陣批評，稱他們是排外和種族主義者，將一個最初在中國武漢發現的病毒與地域捆綁起來，導致對華人的持續污名化。

加州民主黨人劉雲平(Ted Lieu)就在推特上說，這樣的用詞正是導致病毒在美國傳播的「那種短視心態的表現」。其實，關於種族主義、冠狀病毒與黨派政治的爭論越來越醜陋，這正是2015年發布更嚴格的命名原則以來，衛生官員一直試圖避免的那種地緣政治爭吵之因。但是，美國的政客卻沒有收斂這種偏見，只要對中國不利的事物，他們就偏愛用具有偏見的稱呼來刷存在感。

尤其是在3月11日，美國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承認，在美國確實有一些流感死者，實際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這是美國眾議院委員會針對美國的新型冠狀疫情舉行聽證會上，眾議員哈雷·羅達（Harley Rouda）問雷德菲爾德，在沒有檢測試劑的情況下，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那些容易感染流感的人，也許在其實際感染了什麼這件事上，被錯誤地歸類了？是否很有可能，他們實際感染的是COVID-19（新冠肺炎）。

雷德菲爾德在聽證會上親口證實了美國可能才是新冠肺炎的起源地，如果新冠肺炎真的是起源於美國，那麼COVID-19被稱為「武漢肺炎」或「武漢新冠病毒」，武漢人不就替美國人揹黑鍋了。

因此，在疫情稍歇之後，中國外交部開始反擊，發言人耿爽在記者會中批評：「個別美國政客不尊重科學，不尊重世衛組織的決定，迫不及待地借新冠病毒對中國和武漢進行污名化，中方譴責這種卑劣的做法」。而在另一場記者會會上他又說：「國際社會自有公論。龐皮歐詆毀中國抗擊疫情努力的企圖不會得逞」。

而中國外交部對《華爾街日報》使用「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標題，則採取了更嚴厲的做法，驅逐了該報北京分社的3名記者。川普政府為了報復，也對中國5家主要官媒（包括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在美國的中國籍僱員人數進行限制。這反過來再次激起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指責美國虛偽，並暗示中國將採取更多針鋒相對的行動。她在推特上寫道：「現在美國開玩了，咱們就玩一場吧。」

華春瑩使用的是推特，被認為這是中國公共外交攻勢的一種新形式，這個去年在中國已經成形的外交攻勢，華春瑩繼續使用它來回擊批評人士，看來已經擺出不服輸的姿態。可見，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怕西方的傲慢與偏見，也看清了美國在東方主義的影響下，想要改變他們對中國人的偏見並不容易，只有採取對美國以牙還牙的輿論戰，才是大國間真正的較量。

雖然，這種外交輿論戰不可能因為疫情的結束，就改變美國人的偏見，但是中國能夠在全球公共領域正視西方普遍存在的東方主義，也許更能替東方人，特別是華人爭一口氣，這才是中國崛起所該改變的國際規則。

(本文刊登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4月號，http://hk.crntt.com/doc/1057/2/6/3/105726323.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5726323&mdate=0501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