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延燒以後，美國總統川普先是怪罪中國，稱這是「中國病毒」；4月上旬他又把矛頭轉向批評世界衛生組織（WHO），稱「世衛組織是以中國為中心，搞砸了防疫工作」。當他被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賽反批「太政治化」之後，川普立即反擊說：「美國會有那麼多屍袋，中國和WHO沒責任嗎？」

一場世紀病毒在全球肆虐的結果，川普讓世人看到的是怪東怪西，就是不怪自己。但是美國一些重量級的學者並不被川普的語言戰略給迷惑，紛紛寫文章批判川普政府鬆散的防疫態度與政策。有的更是憂心美國會在川普的領導下，失去領導世界的霸權角色。尤其是疫後的國際秩序該怎麼建立與維持，也是被大家廣泛討論的話題。
   
本文擬就2020年3至4月之間，美國一些重量級的國際關係學者所發表的5篇文章，從文本的分析來評論未來世界與台灣發展的取向。其中包括:

1、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在《華爾街日報》刊登的評論〈新
冠肺炎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以下簡稱〈季文〉）。

2、 美國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畫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3月號合作發表的專文〈冠狀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以下簡稱〈坎文〉）。

3、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貝爾法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助理克裡斯多福･李(Christopher Li)發表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的〈抗擊冠狀病毒：中國是敵是友? 〉。（以下簡稱〈艾文〉）。

4、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3月30日發表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官方網站的〈應對新冠危機，亟須破除唯體制論！〉。（以下簡稱〈福文〉）。

5、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也是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網站2020年4月3日所刊登的〈為何新冠病毒使得中美關係雪上加霜？〉（以下簡稱〈奈文〉）。

這5篇文章不僅是代表美國重量級國際關係學者對新冠疫情的看法，也是被各方引用相當多的幾篇文章。本文將以3個子題來討論他們對新冠疫情與「後新冠時代」的看法，主要有：1、論川普，2、論國家能力，3、論國際秩序。當然，在評論這些議題之後，也會延伸討論台灣在這次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應該也是大家所關注的話題。

一、論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3年多來，他個人的執政風格被批評的地方可不少，也被冠上許多封號，包括民粹主義、部落主義、種族主義等不一而足。而總體的評價則認為川普的思維是「民粹主義搭配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之類的結合體，喜歡用自家公司當總裁的作風沿用到政治領導。他對自己的身份有優越感，對傳統的美國共和黨議題頗為感冒，他批評美國太過軟弱，希望美國能再次偉大」等。而上述幾篇文章，也不免要對川普因應新冠疫情評頭論足。
   
例如，在〈坎文〉中認為川普政府對待新冠情的態度，就提出相當嚴厲的批評。該文說：「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美國政府最初的疫情應對很糟糕。白宮、國土安全部、疫控中心這些關鍵部門的失誤，削弱了人們對美國治理能力的信心。川普總統的公開聲明，無論是在橢圓辦公室的演講還是清晨發的推特，在很大程度上散佈了困惑和不確定性。事實證明，公、私營部門都沒有為病毒檢測和疫情回應所需工具的生產和配送做好準備。從國際範圍來看，此次大流行加強了川普單邊行事的直覺，也暴露了美國沒有做好準備領導全球的回應」。
   
而在〈艾文〉中，也指出「在試圖戰勝冠狀病毒這方面，美國面臨的緊迫挑戰並不是中國，而是我們自己未能調動起與威脅相匹配的反應。新加坡和韓國等國的緊急措施實施已實行多週，但美國政府卻還停留在否認的階段」。
   
在〈福文〉中也說：「今天的美國則面臨著一場政治信任危機。川普當選的基礎是無論如何都會支援他的35 - 40%的人口，他們在過去的4年裡被灌輸了關於深度國家的陰謀故事，並被教導不去信任那些不積極支持總統的專家。川普總統還持續詆毀和破壞他認為敵對的機構：情報界、司法部、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甚至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
   
至於〈奈文〉中也是批評：「川普政府在這場危機中所表現的政荒民弊反襯出中國之優。在解散了負責全球流行疾病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機構，削減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費預算，限制了形成於非典和豬流感後的中美兩國間引人矚目的資訊共用制度之後，美國政府從否認病毒的存在到把病毒的傳播歸咎於他國。誠然，病毒不問國籍，不分國界」。
   
從以上4篇文章批判川普與他所領導的政府力度來看，也難怪川普要把美國疫情延燒的責任怪罪於中國與世衛組織。川普開始時是以「中國病毒」稱新冠肺炎，爾後又批評世衛組織是以「中國為中心」，揚言終止對世衛組織挹注經費，他對中國與世衛組織的批評，充分表現出白人的種族優越性。
 
一直到川普跟習近平通話以後，認為過度把病毒歸罪於中國，已經使得美國亞裔人民受到社會歧視與威脅，他才不再使用「中國病毒」，並在記者會上說：「必須確保亞裔族群在全美以及全球各地的安全，因為新冠肺炎的傳播不是亞裔族群的錯」。
 
川普不願意承認自己應對新冠疫情的態度與過錯，除了是他具有白人優越性之外，主要還是在民主國家裡，政治人物的聲望是決定選票來源的關鍵因素，所以政策再怎麼荒唐與錯誤，很少人會承認錯誤或道歉。尤其是川普的表現還不只是種族主義的問題，而是西方文明淩駕於東方文明的一種現象。畢竟，文化現象背後含著各種權力，文化權力從來是政治權力的一部分，屈從於一種文化，就等於屈從於那種文化所強加給對方的權力關係。這也是「東方主義」的主要內涵。
 
幾百年來，西方依託自己的論述體系來構建中國和中國形象，從馬可波羅時代呈現的一個烏托邦中國形象，到文藝復興時中華帝國東方專制主義形象，專制主義形象將中國確定在對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為帝國主義的擴張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識形態，產生了國民劣根性的論述體系。這套論述體系一直影響到80年代甚至是現在，東西方存在著「傳統與現代」、「落後與先進」、「愚昧與文明」之別。
 
這種強勢的西方文化凌駕於弱勢的東方文化的價值，在西方國家一直是有很大的市場取向，所以儘管川普與西方國家應對疫情不力，使得美國確診病例竄上全球最高，各國也對疫情束手無策，但是這些國家政治領袖的聲望還是能節節高升。
 
英國《金融時報》整理各地的民調發現，在新冠疫情期間，大部分民主國家領袖支持度都上升，平均達9%，如法國的馬克宏、德國的梅克爾、加拿大的杜魯多等人聲望都脫離脫谷底，而一齊上升的還有澳洲莫里森，以及主張「群體免疫」的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強森還因自己被確診病例進醫院治療，反而是聲望升幅最大的一位。另外，川普的支持率也上升到接近任內最高紀錄，由40%上升到49%。可以說，瘟疫來時，大家都鷄犬升天。
 
其實，民主體制的領導人在應對疫情與執政不力時，最有力挽救聲望的作法卻是「危機」，危機反而是他們聲望的轉機，這一點不僅這次新冠疫情作了最佳的見證，也印證在台灣今年初的大選。由於民進黨藉著香港反修例風波操作「亡國感」，讓蔡英文在執政不力之下，反而獲得超高的817萬票，民進黨的立委席次，也再次一舉過半。
 
所以，川普在美國發生疫情危機時刻，大打「反中」、「反世衛組織」的「仇外牌」來拉高自己的聲望，這是否是向民進黨的選戰策略靠攏，以川普政府與蔡英文政府的關係那麼密切來看，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二、論國家能力
 
在美國幾位重量級國際關係學者的眼中，這次「國家能力」也是被討論相當多的議題。例如，福山就明白的指出：「判斷國家是否有效應對危機的分割線，不應簡單地將集權政體置於一邊，而將民主政體置於另一邊。相反，將會出現一些高效的集權政體，與另外一些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集權政體。民主國家之間也會面臨類似的差異。政府績效的關鍵決定因素將不是政體的類型，而是國家的能力，尤其是對政府的信任」。
   
而在〈坎文〉中，也直指「白宮、國土安全部、疫控中心這些關鍵部門的失誤，削弱了人們對美國治理能力的信心」。「在過去的70年中，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不僅建立在財富和實力上，也是依託於美國國內治理、全球公共財的供應、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回應的能力與意願所帶來的合法性。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考驗美國領導力的三個要素。目前來看，美國沒有經受住考驗」。
   
另外，〈艾文〉中也提到：「在試圖戰勝冠狀病毒這方面，美國面臨的緊迫挑戰並不是中國，而是我們自己未能調動起與威脅相匹配的反應。新加坡和韓國等國的緊急措施實施已實行多週，但美國政府卻還停留在否認的階段」。「若中國通過控制疫情證明瞭自己的能力，而所謂民主的、權力分散的美國政府還仍在疫情裡不斷掙扎，那麼美國對中國過去採取措施的反對態度，在許多人聽來就會像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所以，〈艾文〉更明白的說：「美國要明白，面對自己失敗的醜陋事實，美國要正確的認識中國和中國的成功」。
   
可以看得出來，美國在應對新冠疫情從初期的鬆散，到後來疫情蔓延到美國全境，這說明了美國在防範新冠肺炎的國家能力是失敗的，也說明川普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及中國。當然這也引發到底是民主體制或專制體制治理能力孰強孰弱的爭論。
   
這個問題就像〈奈文〉所說：「病毒不問國籍，不分國界」，也就是病毒本身不會分什麼民主體制或專制體制。這也呼應〈福文〉所稱，政府防制新冠肺炎的績效不在體制，而是在國家能力的問題。
   
但是，由於台灣的防疫能力成功，不僅被各國傳揚，台灣的駐英代表林永樂更投書《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說：「台灣這次對抗新冠肺炎的經驗證明，不用威權國家的專制手段，民主國家仍可以成功對抗疫情。比起中國專制手段，台灣是管理流行疾病的更好民主模式」。
   
如果是如此，那麼防疫是否有「台灣模式」存在？任職於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台籍研究員邱貞嘉就認為，所謂「台灣模式」，應該就是指「專業領導、重視科學資料、中央與地方協調」。
   
問題是「台灣模式」是否就是真正的「民主模式」？國民黨籍的台北市議員羅智強說：「新冠肺炎的威脅已造成台灣人民焦慮、經濟萎縮、百業蕭條，唯獨民進黨濫權、擴權、違反民主法治的行徑更為猖狂，民進黨政府在防疫掩護之下，掌握空窗期，企圖在520就職前，就加速政治『超前部署』，建立『新威權』體制」。也就是，台灣防疫成功並非單純的是民主體制的問題，其中還滲透著從去年民進黨操作「抗中」的選戰策略，對陸客、陸生與在陸台胞可以採取完全禁足的「殺無赦」手段，這也讓民進黨所宣揚的「人權價值」遭到質疑。
   
事實上，民進黨政府在防疫的策略上，也是採取威權的手段，這不僅只是對大陸方面，像是在2020年清明連假期間，台灣11處景點和夜市人潮爆滿，防疫中心立即提出警告，讓人潮一下就消失不見。而當一名酒店公關成為確診病例，全部的有女陪侍的酒店、舞廳等都被下令暫停營業。這種一聲令下，全部封殺的手法，雖然不比武漢全面「封城」的作法嚴厲，但同樣是一種威權的操作模式，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反觀，美國、歐洲，甚至是澳洲在疫情肆虐之下，最後也不得不採取封城、封州的作法，完全民主的防疫作法，只是一種真空的模式，不可能真實存在。這也印證福山稱防疫無關體制問題，而是國家能力問題的說法。
 
三、論國際秩序
 
做為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最關心的當然還是「後新冠時代」國際秩序的問題。在〈季文〉裡，季辛吉呼籲：「無論這場抗擊危機的戰鬥多麼浩大、多麼必要，都不應擠掉這個緊迫的任務：為過渡到後新冠時代的新秩序建立一個平行機制」。他認為這個平行機制可以借鑒「馬歇爾計畫」和「曼哈頓計畫」的設計經驗。而相關的課題包括：第一，增強全球對傳染病的抵禦能力；第二，努力治癒世界經濟的創傷；第三，維護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則。
   
在〈坎文〉中也憂心的提出：「當華盛頓方面躊躇不前之時，北京方面正迅速巧妙地利用美國的錯誤所帶來的空窗期，填補真空，成為應對這場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中國正努力宣傳自身制度，向他國提供物資援助，甚至組織其他政府抗疫。中國明白，如果其他國家將自己視為抗擊疫情的領導者，認為美國沒有這樣做的能力或意願，這種觀念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在21世紀全球政治和領導地位角力中的位置」。
   
這是因為當美國疫情嚴重氾濫之時，中國卻已宣告抗疫戰鬥勝利。大規模隔離、交通停擺、全國範圍內日常生活基本停止，這些措施因控制疫情擴散得到讚譽，習近平還因此特別到武漢視察。尤其是當武漢「開封」之時，美國的確診病例卻超越全球，讓兩國戰疫政策形成強烈的對比。
   
另外，〈奈文〉中也提到：「美國和中國能否持發展的態度促使雙方合作，這體現在為處理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氣候變化上提供全球公共財，同時又在傳統大國競爭領域中角逐？美國能否對『合作的競爭』（cooperative rivalry）運用自如？誇大恐懼和分析最壞情況也許會讓這種平衡政策變成無稽之談」。
   
當然，美中該如何應對疫後世界，〈奈文〉指出，當前的新冠病毒危機是一場考驗。首先，雙方應同意緩和降溫輿論戰。第二，應該認識到，如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一個先例，應該有前車之鑒，在那第一波浪潮消退後看到新冠病毒未來的浪潮，並且必須更好地為此做好合作準備。第三，新一波新冠病毒的浪潮將會衝擊更加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應對能力更弱。出於自身利益和人道主義的原因，美國和中國對於共抗疫情應共同對聯合國新基金（a new UN fund）宣佈提供慷慨捐款，此項捐款對所有國家開放。第四，考慮到人類對這種新冠病毒仍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應該恢復10年前科學家們和醫學專業人士之間的密切聯繫網。更好的應對辦法是，增加一個由美中高層領導人擔任主席的關於新冠疫情高級別委員會，以提供政治上的便利，廢除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
   
可以說，「後新冠時代」國際秩序的建立，還是有賴美中的合作。大陸學者黃仁偉就認為，國際體系的新趨勢開始出現，朝著未來世界新體系的新秩序方向在走。如果能夠成功控制疫情，需要有成功的國際治理模式；如果這個國際治理模式不能出現，疫情控制就會失敗，而且會非常嚴重。這就看大國如何選擇了。
   
事實上，以歐美國家在抗疫的過程還是不斷出現「反中」的聲音，還是讓人對「後新冠時代」國際秩序的建立不容樂觀。這就像黃仁偉所說：「疫情在世界範圍大流行以來，反華浪潮迅速上升，並在世界範圍內蔓延。在歐洲已經出現了，丹麥總理直接拒絕中國的援助，義大利拿了中國援助後媒體還在罵我們。歐洲反華情緒由從民間排華到輿論攻擊，再到歐美可能聯手。如果歐盟成員國越來越多走到另一面，反華情緒就轉化為中歐關係的倒退了。美國輿論就更負面了。川普和蓬佩奧、彭斯帶頭辱駡中國，而且有社會基礎。反華排華浪潮一旦出現，就會來第二個問題，大量華人要從海外回中國。這又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和社會後果以及疫情的二次爆發」。
   
在這種現況下，蔡英文政府卻不自覺，以為只要自己親美，就不會被列為「反華排華」的對象。所以綠營網軍不僅攻擊大陸的防疫政策，也大舉加入攻擊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的行列，這不僅引發譚德塞的不滿，大罵台灣人對他人身攻擊，台灣人充滿種族歧視的心態。
 
對此，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則聲援譚德塞表示，「關於世衛組織涉台問題，我們已經多次表明立場。民進黨當局『以疫謀獨』不擇手段，惡毒攻擊世衛組織及其負責人，縱容綠營網軍肆意散佈種族歧視言論，我們對此表示強烈譴責。」朱鳳蓮還強調，奉勸民進黨當局立即停止政治操弄，借疫情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和謀求加入世衛組織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
 
民進黨想要加入世衛組織，這是眾所皆知的事，但是以不文明的手段進行人身攻擊，是否真的能達標，恐怕只會離國際組織越來越遠。
 
尤其是如果全球「反華、排華」的浪潮一起，台灣人是否就可以馬上變臉成為白人，而不遭排斥，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民進黨政府若想一再操弄網軍搶佔國際空間，恐怕最後台灣人民也會在「排華」的浪潮中一起沈淪，這是蔡政府不得不深思之處。
 
(本文刊登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5月號，http://hk.crntt.com/doc/1057/5/3/3/105753348.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5753348&mdate=051000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