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崑義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蕭衡鍾（台灣聯合大學助理教授、北京大學博士）
2019年5月2日台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台灣國家安全局、大陸委員會等相關單位就「中國大陸假訊息心戰之因應對策」進行專案報告，報告內容指稱，中國大陸正依循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模式，對台灣的民主開放社會進行「認知作戰」。[1]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於連任的就職演說中提及，國家安全的國防事務改革中有三個重要的方向，而其中一個重要方向便是要對「網路戰（Cyber Warfare）」、「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與「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所帶來的威脅加強提升安全警覺及意識，並且認為台灣正與中國大陸進行認知戰的交鋒。[2]
從民進黨2016年重新執政以來，隨著兩岸關係緊張情勢與台灣政治社會變化，「認知戰」議題在台灣被炒作得甚囂塵上，特別是特定黨派以側翼及網軍對台灣人民進行認知作戰，除了頻發攻擊性與恫嚇性梗圖外，也有以精短文字來發貼文，同時通過黨政系統與親綠媒體指稱中國大陸假新聞與認知作戰的危害，如此綿密訊息網絡的影響力不可小覷，權力高度腐化的程度，也顯示出了台灣執政當局對於新冠疫情大爆發，所引發的政權存續充滿危機感。
壹、社群媒體中的網路輿論
「社群」是人與人在彼此的連結過程中，因某一項議題或想法上相互契合或具有共同的理念而形成的互動群體，相較於傳統社群採用面對面的溝通方式，社群利用科技的發展，而改以網路所創建的媒體平台作為溝通和聯繫的橋樑，進而結合成社群團體，社群中的使用者之間，除可利用網路作為資訊承載的媒介外，亦可進行各類資訊內容雙向傳遞，同時從事人際社交活動，故而成為有別於傳統社群交流方式的「社群媒體」。[3]
網際網路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研發，加速社群媒體的應用與普及，而社群媒體則因深受大眾喜好而高度使用，已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與他人進行即時互動的重要媒介，進而成為資訊時代中發動認知作戰最為有效的工具之一。雖說「認知作戰」一詞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其媒介由傳統媒體轉換成數位傳媒之後，可透由社群媒體平台的普及性與高使用率，提供了一個以輿論影響及操控他人更為便宜、更加高效、更低要求的開放環境與途徑。
社群媒體充分運用網路成本低廉、傳播速度快且範圍廣的優勢，在網路空間中迅速的崛起發展，再加上社群媒體能將所有使用智慧型裝置的各年齡層用戶大量群聚，將其編織成為複雜、綿密的人際網絡，形成傳播特定訊息來影響群眾認知的有利管道，如經政府、非政府的組織、團體，甚至是恐怖組織等加以運用和操作，並藉網路訊息來源難以反查或辨識的特性作為藏匿身分與企圖的掩護，將可在政府或是軍事的目標上取得戰略上的利益。
而這些現象及操縱模式為認知作戰開啟了新契機，使社群媒體中的網路認知作戰成為當代網際網路廣泛運用下，所成形的認知作戰形式，經由網路進行內容產製、擴散和交流的資訊傳播機制，大幅顛覆了人們獲取資訊的途徑，除對傳統媒體帶來重大的衝擊，其獨有的便利性，同時也使社群媒體達到傳統媒體所無法企及的新境界，[4]其特性迥異於傳統大眾媒體。
首先是以使用者為主體。利用電腦及各類智慧型行動裝置等網路終端設備，能讓任何使用者隨心所欲的在任何時間、空間與地點，幾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接收各種類型的資訊，同時也能讓使用者藉由媒體平台參與訊息的產製，從原本的被動接收者成為主動的創作者，且在社群媒體中享有更多的選擇權利和編輯能力，隨時隨地讓自己的創意想法在社群媒體中流動、發散。[5]
其次為具有高度互動性。社群媒體的崛起，讓人際連結交流的門檻降低、相互黏著的程度更加緊密，使用者們能透過社群平台可一起互動地創作內容、發佈訊息或討論議題，達到雙向溝通的功能。如此也彰顯出社群媒體與傳統大眾媒體之間最大的差別，即社群媒體中的資訊發佈者，並不再僅是單一方面的向閱聽大眾傳遞訊息，而是能讓閱聽大眾一同參與，能夠更高效地連結人群。[6]
第三為呈現多樣貌形式。在科技高度發展的加持下，社群媒體中的內容能夠經由手中精緻小巧，但功能強大的智慧型裝置，以各式各樣不同的檔案類型與令人眼花撩亂的豐富內容來呈現，包括文字、圖片、語音、音樂、動畫或視頻等，尤其是影像和音樂所結合的視頻，更是一種最為自然並具有極高效率的溝通模式，因為人類文明在尚未出現文字，習得運用文字溝通的能力之前，即是透過圖像及聲音作為溝通的工具，而此種溝通方式仍存留在現代的人類文明與生活之中。[7]例如社群軟體－「抖音」（Douyin，其海外版本名為Tik Tok）能以短片分享的方式在全世界造成大流行，即可窺知一二。多樣貌的資訊內容成為吸引目光的焦點，能更有效率地爭取閱聽大眾的注意力，加強群聚效應。
第四則是提高政治參與度。經由社群媒體提供的平台，可提供使用者針對各類問題、議題或時事等內容發表個人想法、反應意見、並與網友於線上即時互動討論。[8]其中較能引發廣泛議論熱度與迴響的內容，應屬於政治及公共事務相關的新聞或議題，與傳統媒體僅能單向傳達資訊的功能相比，人民得以藉社群媒體表達自身意見與立場，建立與政府或行政部門間溝通、對話的平台，激發公民政治參與的興趣，促進社會各階層、各族群間的互動，使社群媒體成為社會大眾影響政府施政及制訂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9]
然而，儘管在社群媒體所引發的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變遷過程中，讓民主的樣貌也隨之煥然一新，但是在蓬勃發展的同時，卻也成為操控民意潮流、製造錯誤和虛假資訊的溫床，它對社群所產生的實際作用與影響層次不可低估。[10]
貳、認知作戰思維的起源
「認知空間（或認知場域）」原為廣告心理學領域的用語，是指人類從事認知活動時所涉及的範疇和領域，是人類情感、意志、信仰和價值觀等無形的精神空間，皆存在於人類大腦的思想之中。美國智庫蘭德公司解析運用認知空間所從事的作戰行為具有多項特色，包括具有傳播管道多樣化、訊息出處廣泛且大量、資訊傳遞迅速且重複、以趨近實況的假象掩飾企圖、運用魚目混珠的內容製造混淆等。
「認知空間作戰」又被稱為「認知域作戰」或「制腦作戰」，在軍事領域上屬於「資訊化戰爭」中的一環，而在政治事務與公共政策領域中又同時存在於政治心理、政治傳播、政治公關與民意研究的範疇。在認知空間中所使用的「武器」是精神意念，亦即所謂的「認同」，凡是精神意念可以傳遞到的場域、空間，都可以作為認知作戰的「戰場」。[11]
早在1990 年蘭德公司的兩位智庫學者阿奎拉（John Arquilla）與倫菲爾德（David Ronfeldt）在針對新興網路所存在的安全隱患研究時，即已預見網路戰的發生，他們主張未來的衝突不再僅靠強大的實體武裝力量來獲取勝利，而是憑藉網路資訊的可得性和操縱手段，試圖擾亂、破壞或修改目標群眾所認知的自己與周遭的世界，同時伴隨公共外交舉措、宣傳戰和心理戰、政治與文化顛覆、對媒體的欺瞞或干擾等作為，是一種全新的衝突形式與橫跨各個領域的「新戰爭」型態。[12]
當時，阿奎拉與倫菲爾德還提出一個「新腦皮層戰爭」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意義是指「在不破壞敵方組織的同時，通過影響，甚至調整敵方領導者的意識、理解力和意志…，從而設法控制和塑造敵方組織的行動」。另外，「新腦皮層戰爭」也是在向敵方領導人，灌輸那些精心設計的感知和認知的資料，從而對他的謀劃和判斷能力加以限制和控制，或以假情報迷惑對方。[13]
這種「新腦皮層戰爭」被認為在資訊時代可以結合科技與意志的一種戰法，打破以往「唯武器論」和「唯意志論」的戰爭論辯。為了使科技與意志能結合做到合理的解釋，阿奎拉與倫菲爾德還又提出兩個「心靈政治」與「認知管理」的概念。
「心靈政治」是把「網路共同體」和「語言共同體」兩者合而為一。「網路共同體」是以資訊為主導的場域；「語言共同體」是以表述為內容。將資訊和語言結合成為一個作戰體系，就可以形成「輿論戰」的最大效用。當「輿論戰」能在作戰中產生效用，只要利用傳播理論中的「子彈理論」，不斷的散播有利己方的訊息給對方，就能產生新的「心靈政治」，達到認知作戰的目的。
事實上，在「心靈政治」的轉化過程中會產生一種「認知病毒」，它就像生物界的「生物病毒」，網路界的「電腦病毒」一樣，都會對人類社會生活中產生干擾的活動。所以「認知病毒」可以改變人們的「心靈政治」，進而轉向去認知不同的事務。
另外，在網路社群中由於虛擬社會所產生的共同想像，群員可以在網路上從上天堂到下地獄的做各種集體想像，久而久之就會去尋求認同的對象，特別是在「網際權力」（cyberpower）的作用下，權力的歸屬感可以使虛擬社群凝聚成一個個「想像共同體」，人們會在「想像共同體」中尋求可以具有歸屬感的「認同團體」。因此，網路社群能夠牢不可破，就是因為有「認同團體」所產生的「群體迷思」，再加上「網際權力」的作用，每個網路社群的「認同團體」，自然就具有排他性的作用。[14]
就因網路的「認同團體」具有排他性，所以他們就很容易形成「認知作戰」的戰場，同一思考或具有共同意識型態的虛擬社群，只要餵給他們共同認同的資訊，自然就能夠鞏固這些網路社群。
同樣的，由於網路社群具有「認同」的特性，就適用到21世紀的衝突與戰爭的操作場域。這是因為當前的衝突與戰爭，充滿各種超乎傳統思維的運用方法與執行手段，除了採取傳統軍事攻擊、政治心理宣傳、經濟制裁脅迫、恐怖主義威脅等方法外，更可以把「網絡（Cyber）」融入戰場內，這使得原本在定義與用法已經獲得共識的現代軍事作戰準則遭到劇烈的衝擊，這在後來被西方國家稱為「格拉西莫夫準則」（Gerasimov Doctrine）。[15]
換句話說，社群媒體由原本提供社會大眾從事人際交流、意見觀點交換、創作或經驗分享，亦或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的虛擬交流平台，搖身轉變成為具有強大殺傷力的武器，其威力可能更勝於現實世界中實體武器所造成的傷害。[16]
它的特色是恐懼感與日俱增、危害悄然無息、作戰不見硝煙，主要是掌握各方新聞輿論，盡可能的贏得國際社會或內部特定族群的廣大支持，用來鞏固政治操作的合法性，同時凝聚、激發民眾對於敵對方產生同仇敵慨的高昂士氣，以奠定政權穩定的基礎，進而將這種超出軍事領域的非軍事手段運用在執政者政權的鞏固上。
相較於過去的「輿論戰」，現今在「認知戰」上的運用方式，更從報紙、雜誌、廣播、電影和電視等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17]轉而將文字、圖片、聲音及影像等內容，利用網路即時、快速與無遠弗屆的資訊負載能力為管道來大量發送、推播，期望增加閱聽大眾，並企圖誤導民眾認知，以擴大影響的效果，重點在於其能量（forces）、動力（dynamism）、跟速度（speed）之上。
在資訊全球化的時代，「認知戰」所形成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s)既深且廣，可以說，台灣民進黨政府的認知作戰，其實便是將過去的「輿論戰」、「心理戰」和新媒體時代的「網路戰」三者融合，並昇華為一種政治作戰，仍是以選舉考量及民粹思維出發，主要受眾對象是台灣民眾自身的感受與認同，所以簡單來說，也就是民進黨政府的「大內宣」。
尤其現今人手至少一支智慧型手機，人們使用手機來獲取資訊的比例，相較於透過閱讀報刊、收聽廣播及收看電視的時間還多，此種利用數位網絡技術，藉由網際網路為載體，以手機、電腦資訊設備等為傳遞終端，向目標群體提供特定或經過編改的訊息，使目標對象內部造成混亂與對立的傳播型態，已使傳統大眾媒體的形式、內容及類型產生變化。[18]
民進黨政府的認知作戰，係利用隱蔽身分的網路組織，於網路社群媒體流傳假新聞與爭議的抹黑議題來進行網路輿論攻擊，發動輿論包裝其行動與目的、影響認知造成對立，為迎合特定政策與目的而偏離客觀事實，以便營造有利議題，引導輿論導向，進而使泛指各個機構、組織、團體，乃至於個人在內的目標對象，對於本土政權及台灣主體意識產生共同的正向認知，以藉此操縱輿論達到其政治目的。
與傳統常規作戰不同的是，認知作戰中的重點目標是台灣社會中的「人群」，不需藉由耗費大量經費來研發新型的武器裝備系統，僅需使用現有設備、工具及結合創新思維與技術，便可以影響民間團體、特定社會族群與關鍵決策者。簡單來說，也就是在手上現有可利用的資源中，什麼樣的方式能打贏就用什麼方式，什麼樣的手段能戰勝就用什麼手段。[19]
參、認知作戰製造煽動議題引發社會對立
隨著智慧型行動裝置高度發展和使用者對數位產品依賴日增的情況下，相較於傳統媒體單純的文字敘述和枯燥單向的內容傳播而言，社群媒體更易於引發共鳴，它所造成的輿論效應，具有更高的穿透性、渲染性與可接受性。
輿論資訊在現今網路科技的傳播下快速流動和散布，假使經由特定政治勢力依其政治目的，將惡意、刻意編造的不實訊息經由網路傳遞來做偏誤、詆毀、污衊式的報導，並以言論自由為名做為掩護，實施認知領域攻擊，引發民眾對立，成為蓄意操弄大眾的輿論效應，就極易激化民粹橫行或濫用言論自由，造成社會各族群與階層間因價值認知的不同而造成誤解、衝突、不信任，甚至是仇視、分化及裂解。
在過去傳統媒體時代，傳播媒介是由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所構成，其內容均由提供該內容的媒體全權負責編纂。因此，各類傳統媒體均有義務，也有責任為閱聽大眾把關，擔任稱職的訊息「守門人」（Gatekeeper）重要角色，對於訊息來源與內容必須先行加以審核，以過濾掉不實訊息或蓄意製造的假新聞，才能傳播給閱聽大眾。[20]此舉即便無法完全遏止具攻擊性的惡性訊息或做到絕對詳盡的審查，但至少提供給大眾的訊息內容，仍能保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與正確性，相對地也能減少惡意訊息的傳播。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透過網路內自行集結的各個社群所產出的內容和由社群內部產生內容的媒體組織，即所謂的「社群媒體」隨之孕育而生，在社群媒體內，大眾用戶藉由網路所提供的虛擬社區網路平台，可以透過文字、圖像、影音等方式，在其中自由的進行創作發表、意見交流、提供觀點及經驗分享，並將內容傳散至無遠弗屆的全球網路空間，此特徵也就形成與傳統媒體之間最顯著的區別，那就是用戶享有自行選擇資訊及編輯內容的權利。
在這樣的網路環境中，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促成了諸如「阿拉伯之春」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興起，但是，隨著個人言論與意見的廣泛擴散，資訊的製造與傳播在缺乏統一、客觀、公正的守門人審查制度及公開機制的管理，並在特定團體、駭客組織策劃操控下，致社群媒體所散布的內容，逐漸充斥著批評異己論點、傳播不實謠言、爆料抹黑攻擊、激化仇恨情緒及散播政治對立言論。
大眾在忽略查證、無法辨別，甚至是拒絕溝通的情況下，阻絕並屏蔽了其他意見不同的論點，形成兩極或是多極群體的「同溫層」（Filter Bubble）對立，[21]讓原本傳遞自由民主思想的社群網路，成為了可以相互攻擊、引起鬥爭或控制群眾的世界，變質成為威脅自由民主的利刃。尤其是透過網路平台實施輿論攻擊，造成的心理層面上的影響和效益方面更是重大。
因此，民進黨政府將假訊息與假新聞打造成為具有穿透力、滲透力與影響力的無形武器，並利用台灣自豪的民主社會所形成的自由機制與言論保障作為跳板，向目標對象進行含有政治目的的打擊與分化，造成社會的族群對立、認知誤解，不只挑起民粹橫行、更是破壞了台灣社會的言論自由環境。
先以輿論進行認知操作、再形成網路輿情帶風向，特定親綠媒體為了某些原因或利益，在報導某一事件發生經過的全貌時，僅選擇性曝光所要呈現與公開的部分事實，對其不利的部分則避而不談，或者完全省略，[22]也就是新聞學中的「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同一事件中，媒體可以選擇性決定報導的內容，報導內容雖都是事實，然而並非為整體事實的全貌，由不同的角度切入，採用不同的敘事方式，片面的選擇性記憶所想要的內容，即會產生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效應和結果。[23]
按照日前遭到曝光的民進黨側翼網軍內部教戰守則來看，其主要手法在內容上為利用大眾普遍不在意事件背後真相的習性，直接在網路上散播經編纂、選擇過的片面資訊，將正面而有利於己的議題，給予贊同並大量轉貼，對於負面且不利於己的批評則集結廣大的認同者予以反擊。
而在操作方式上，則是運用各個社群媒體的演算法收集數據，將想要呈現的特定議題，不斷的將該則資訊置於內容頁面的最頂端，藉此掩蓋其他內容來提高曝光度，通過增加閱讀率達到引導輿論風向的效果，並透過點閱率炒熱特定議題，將議論度推上高峰，以獲取大眾的關注，也就是類似於「衝人氣」的模式。
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相較的獨特之處，是因為它被廣泛使用的同時，其審查又相對地難以嚴格落實。儘管許多社群媒體公司建立了某些內容審查機制（例如禁止傳播不當或仇恨言論、暴力或裸露內容的圖文或影片），但面對如此龐雜大量的資訊流，僅透過公司內部自行規劃的監管機制，卻缺乏輿情研判、分析和法律約束的數位治理規範而言，相較於傳統大眾傳播媒體（諸如報紙、廣播電台和電視頻道）對於分享、傳遞內容的審查限制而言，還是相對缺乏與不足的。
因此，通過大舉入侵社群媒體平台，並持續發佈各式各樣不同面向的訊息，意圖在公共政策議題及特定意識型態等方面製造和煽動令人難辨真偽的輿論風向，讓原本開放的網路言論空間與唾手可得的各類訊息，變得難以辨別真偽，立即在流通迅速的社群媒體群組中造成無法估量的影響，使事件擴大而燎原蔓燒，讓一場輿論惡戰在社群媒體中上演，更顯示出了台灣向以自豪的民主體制基礎不穩，民主轉型尚未鞏固的脆弱性。
當人們刻意迴避與自己意見不契合的想法，同時又不斷尋找、關注符合自身立場和觀點的貼文訊息時，會認為眼前所見的內容即是支持與肯定自己評判的最好例證，此時即易因沉浸其中而產生錯誤認知。[24]另外，因為「團體思考」（Groupthink）而僅為獲取接納和認同，害怕遭受孤立而選擇噤聲，導致群體中只存在聲音越來越大的主流意見，懷疑與反思批判的想法最終勢將逐漸消失在附和或沉默之中，也形成了所謂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效應。[25]
有鑑於此，要能跨越出同溫層才能使自己具備更加全面的思維邏輯，以及客觀的事實與價值判斷，避免因同溫層效應而遭到惡意份子愚弄與操控。因此，要跳脫同溫層中的舒適圈，首先就必須要「學習傾聽」跟「聆聽對方」，而不是什麼事只要聽到「愛台灣」或者「中共的陰謀」便選擇性地略過。
畢竟，沒有人能百分之百斷言自己凡事都是正確的，所以需要與不同的聲音對話，學習接納他人的觀點，建立容納矛盾觀點的心胸，即使會不舒服、不愉快，甚至可能感受到侵犯，但透過聆聽來體會對方的想法，可避免陷入群體迷思的迴圈之中。[26]
同時，還要盡可能地拓展取得資訊的管道，並增加接觸不同觀點資訊的頻率，隨時以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來面對所獲得的媒體資訊與知識，學習對任何資訊抱持懷疑態度並與不同領域或階層的人士交流互動，以避免陷入同溫層泥淖而框限思考與辨證的能力，[27]如此方能跳脫綠色政權與綠色媒體的認知戰操作。
肆、民進黨認知作戰的實例
民進黨對於認知作戰的操作，越來越多的被曝光在台灣人民眼前，這不僅逐漸在抵銷民進黨飼養網軍的功能，也消弭他們在台灣人民心中的信任感。就以2021年5月份新冠疫情大爆發以後，民進黨還是想要依靠網軍扳回人民的信任度，但是被曝光的案例，已經明顯的讓民進黨的聲望不斷的在下降。我們就以兩個最近發生的實例，簡單作為理解民進黨認知戰的操作模式。
- 案例一：林瑋豐的「反串認知戰」
台灣衛福部疾管署所推出的LINE疾管家，一直是提供台灣民眾正確了解疫情的資訊，官方好友人數累積到760萬人。但卻被親綠寫手作為操作認知戰的場域。這位親綠的網路寫手林瑋豐在2021年5月的臉書透露，網路近期流竄鼓吹刪除疾管家的假訊息；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也轉發此文，強調是中共對台的認知作戰。不過林瑋豐卻被網友起底，過去多次發表親中言論，被掀出是自導自演的操作反串認知戰。
（一）林瑋豐掀反串之亂
這件事情的過程是這樣的，親綠寫手林瑋豐是在2021年5月24日於臉書發文指控，說當天上午10時PTT八卦板2小時內被狂洗板，有人鼓吹大家移除或封鎖衛福部疾管署帳號，「然後告訴你『疾管署發的是假訊息』」。林並指出，5月20日LINE上就突然出現多個冒充「疾管署」的名稱，並自稱是「衛福部疾管家」、「疾管署」。
（二）立委王定宇補刀遭反撲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之後也發文，在臉書指中國認知作戰偽造疾管署「疾管家」對話，然後再交棒給PTT、臉書等社群平台發動攻擊，並表示他已經要求檢警調儘速查處。
王定宇說：「據了解，不管他IP怎麼浮動，還是追的出來，很多是台灣的網路行銷公司」，並指這些「工具性帳號」後面的真人，「受命、受託中國、港澳黨政軍及附隨組織，對台灣進行工作。」他認為這影響防疫安全和國家安全的認知作戰攻擊行為，已要求相關單位儘速查處。
（三）鄉民的逆襲
不過這個說法卻引發PTT鄉民不滿怒嗆「你最好來告啦」、「有種來封」。鄉民更是追查帳號咬出親綠網路寫手林瑋豐自導自演，並揭露林瑋豐過去多次在PTT反串發言，還被起底曾是「眼球中央電視台」成員，林的論文指導老師還是民進黨立委范雲。
「眼球中央電視台」也發出聲明，強調這是林瑋豐的個人言行，不代表電視台立場。「在查明真相之前，本台將暫停林瑋豐先生於眼球中央電視台的職務，事後也將依據事實情況，判斷未來是否繼續合作。」
（四）林瑋豐認錯，二度發聲護妻小
林瑋豐對此於臉書承認錯誤，他表示自己的反串留言反諷惡搞意味十分明顯，不認為會被視為真實立場，不過確實多則內容有不當之處，「本人深感抱歉及後悔」，他表示如果PTT或臉書的發言有任何法律問題，自己也願意坦然接受。
對於網友指稱林瑋豐的妻子任職於民進黨網路相關部門，林瑋豐則強調自己的發文與妻子無關，妻子反而時常勸他不要沉迷於網路筆戰，「本人確實沒有做好本份，對於配偶及無端被牽扯直接或間接問候的家人、自己的小孩，本人感到相當抱歉」、「配偶與本人相識11年來，兩人在工作和網路社群使用上始終為獨立個體，本就互不干涉。」
林瑋豐強調，自己發文批評PTT，是因為認為「疾管家」在防疫中極為重要，因此心急發表評論卻沒有完整查證，導致將部分PTT帳號視為有系統的認知作戰，「是個人的錯誤，也在此道歉。」他表示自己接下來會暫停所有PTT及臉書發文活動，對不妥的網路發言深自反省。
（五）檢警調辦不下去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全案交由刑事警察局處理，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黃士修則向調查局檢舉，高檢署日前完成建置的「疫情期間查緝假訊息犯罪聯繫平台」，也同步與刑事局、調查局連繫，積極從嚴從速查緝，以釐清案情，嚴懲不法。但是，這個案件似乎不了了之，台灣的檢警辦到綠營自己人，恐怕也辦不下去。
二、案例二：假借媒體身份大打認知戰
綠營另一種認知作戰的模式，就是假借媒體發文，達到出口轉內宣的目的。
2021年7月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鄭照新在他所經營的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披露有親綠寫手定期投稿媒體，使用民進黨轉傳的梗圖，於台灣境外媒體刊登後，再轉回台灣，供台灣媒體轉報導。不久後，有親綠粉專跟特定人士至鄭照新的粉專要他「出來講」。鄭照新更爆料，所謂「前路透社總編輯」有好多身份，但基本立場就是親綠。
對此，台灣資深媒體人、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在7月9日表示「假外銷轉大內宣」。親綠粉專跟鄭照新隔空開嗆的話題引起他的注意，他不查不知道，原來台灣媒體筆下的「前路透社總編輯」有好多身份，既是知名親綠粉專主的先生，還是親綠的「台灣智庫」合作寫手。
這些寫手用自己的觀點發表文章是個人言論自由，自然沒有問題，但是會被台灣媒體廣泛引用，都不是因為他的個人論點有多卓越超群，而是他頂著「前路透社總編」的頭銜，誤導民眾相關言論有「國際媒體」背書。路透社沒有出面劃清界線，讓這認知作戰的一條龍大大影響民眾視聽。
「台灣智庫」是由民進黨派系「正國會」出資成立，現任董事長是台灣總統府資政吳榮義，旗下的「思想坦克Voicettank」平台，收納這些御用寫手的文章，再推播成新聞，呈現綠營一條龍式的輿論操作模式。
趙少康還強調，巧合的是，在防疫不力的民怨高漲時，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也公開盛讚台灣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為台灣創造兩大奇蹟，更批評前線防疫人員努力不懈時，後面的人卻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防疫指揮官。兩者的操作邏輯幾乎一樣。
趙少康說他很早就說過，蔡英文不可以是「1450」的網軍頭，但她連任後，不僅親綠的電視台在政府標案中屢戰屢勝，媒體操作的手法也推陳出新，很多具攻擊性的「新聞」，背後都經過精心企劃，本質上根本是「大內宣」，讓民眾接收到的都是民進黨「精心篩選過的資訊」。
事實上，民進黨因為深知媒體操控的重要性，當年才會力推黨政軍退出媒體，但是自己執政後掌握龐大行政資源，不用經營媒體，也能透過下預算綁架、利用媒體操作認知戰，讓國民黨只能望而興嘆。
注釋：
〔1〕「國家安全」局，〈中國假訊息心戰之因應對策〉，「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會議，2019年5月2日，頁2-4。
〔2〕「總統府」，〈就職演說〉，《「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319/%E5%B0%B1%E8%81%B7%E6%BC%94%E8%AA%AA〉。
〔3〕王泰俐，〈「臉書選舉」？2012年台灣大選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31卷第1期，2013年4月，頁6-7。
〔4〕施伯燁，〈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之概念、方法與方法論初探〉，《傳播研究與實踐》，第4卷第2期，2014年7月，頁208-209。
〔5〕周穎，〈社群媒體中的自我主體性與被動性－以Facebook為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學報》，第7卷第4期，2017年12月，頁111。
〔6〕周穎，同上註，頁112。
〔7〕劉品岑、黃世明、林倫全、王玉芳，〈口說傳統與書寫傳統：編輯與思維模式的變遷〉，《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33期，2003年10月15日，《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htm〉。
〔8〕華樹華，〈積極社會參與的政治互動效應：社群媒體及意見網絡〉，《社會科學論叢》，第14卷第2期，2020年12月，頁7-8。
〔9〕林淑芳，〈社群媒體與政治公民參與：網路政治討論頻率與政治討論異質性的中介角色〉，《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4期，2018年，頁28-29。
〔10〕鍾巧庭，〈面向數位浪潮：假新聞氾濫、同溫層效應……社媒年代的我們，距離真相更近了嗎？〉，《風傳媒》，2019年2月3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903098〉。
〔11〕朱雪玲、曾華鋒，〈制腦作戰：未來戰爭競爭新模式〉，《中國軍網》，2017年10月17日，〈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17-10/17/content_189879.htm〉。
〔12〕P. W.Singer, Emerson T. Brooking著，林淑鈴譯，《讚爭》（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台北：任性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7月），頁281-282。
〔13〕王崑義，《輿論戰—兩岸新戰場》，（台北：華揚出版社，2006年8月），頁5。
〔14〕Tim Jordon著，江靜之譯，《網際權力—網際空間與網際網路的文化與政治》，（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頁9。
〔15〕由俄羅斯聯邦軍隊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於2013年2月，在俄羅斯的國防期刊《軍事工業信使（Military-Industrial Courier）》中發表的文章〈科學價值在於前瞻（The Value of Science Is in the Foresight）〉所提出。Scott J. Harr著，黃文啟譯〈定義新型態俄式資訊作戰〉（Expanding Tolstoy and Shrinking Dostoyevsky: How Russian A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Space are Inverting Doctrinal Paradigms of Warfare），《國防譯粹》，第45卷第2期，2018年3月，頁79。
〔16〕Yan, Hon-Min, “Explaining Taiwan’s Cybersecuity Policy Prior to 2016: Effects of Norms and Identities,” Issues & Studies, Vol. 54, No. 2, 2018, pp. 1-30.
〔17〕朱金平，《輿論戰》，（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5年5月），頁7。
〔18〕張志衝，〈新媒體在輿論戰中的應用研究〉，《今傳媒》，第9期，2011年，頁95。
〔19〕Peter Pindják, 「Deterring hybrid warfare: a chance for NATO and the EU to work together?」NATO REVIEW, 2014/11/18,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14/11/18/deterring-hybrid-warfare-a-chance-fornato-and-the-eu-to-work-together/index.html〉.
〔20〕褚瑞婷，〈如果媒體放棄「守門人」的角色〉，《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2年11月20日，〈https://www.npf.org.tw/1/11642〉。
〔21〕易淳敏，〈俄羅斯網軍「客製化」散播假消息，恐為民主毒瘤〉，《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9年1月11日，〈https://www.feja.org.tw/44026〉；郭慧，〈「阿拉伯之春」幕後推手：社群媒體讓人們團結在一起，最終也將我們撕裂〉，《關鍵評論》，2016年3月14日，〈https://www.feja.org.tw/44026〉。
〔22〕北加路人，〈識破「帶風向」（Framing）的基本功－瞎子摸象的資訊時代，別輕易地覺得「自己什麼都懂了」〉，《換日線CROSSING》，2018年4月2日，〈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9724〉。
〔23〕臧國仁，〈網路戰與認知戰的混合運用〉，《傳播研究集刊》，第3期，1998年12月1日，頁35-48。
〔24〕管中祥，〈別被同溫層綁架〉，《聯合學苑》，2020年1月2日〈https://udncollege.udn.com/3217/〉。
〔25〕李佳佳，〈「同溫層」使你更自戀〉，《天下雜誌》，2017年2月8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0814〉。
〔26〕胡全威，〈聆聽對方：同溫層效應的解藥〉，《立報》，2018年6月27日，〈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台灣立報/教育聆聽對方同溫層效應的解藥/1711257208909695/〉。
〔27〕李坤翰，〈同溫層裡又暖又舒服，為什麼要刻意讓自己「認知失調」？〉，《關鍵評論》，2017年8月28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7420〉。
（本文刊登於中評月刊2021年.9月號，文章連結：中評智庫：民進黨認知作戰理論、現實與操作 (crnt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