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空轉中，在野黨提出「撤換黃世銘」、「廢除特偵組」的要求，作為讓閣揆江宜樺上台作施政報告的條件。至此，揭露關說的檢察總長黃世銘如同千斤壓頂，面臨去留的嚴酷關鍵。
最高檢特偵組成立於七年多前，由高檢署的「查緝黑金中心」法制化變身而來。當時，執政的民進黨和檢察官改革協會合力推動修法，讓檢察總長改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並有四年任期保障；其目的，是使其無須仰政治鼻息，可以安心獨立辦案。誰料，當特偵組查獲立法院長王金平為綠委柯建銘關說，當初成立特偵組的初衷與理想立即被一筆抹殺，總長的任期保障也似乎可以瞬間勾銷。政治的昨非今是、翻雲覆雨，何其善變！
在民進黨眼中，黃世銘率特偵組對立委「非法監聽」，且提供資料給馬總統搞政爭，行徑有如東廠特務，因而點名黃世銘下台，並要廢除特偵組。事實上，檢察官監聽須經法院審核，特偵組以偵辦需要取得法官核發的通訊監察書，怎能說成「非法監聽」？若是法官核准浮濫，或法律規範不周延，那也應修法改善核准機制，不能誣指為非法監聽。
至於黃世銘連夜提供關說資料給馬總統，或顯得急躁與輕率，在體制上亦有可議之處。然而，從黃世銘不諱言他見馬總統的時點，及特偵組召開記者會建議將王金平、柯建銘送交國會自律等情形，在在說明黃世銘或許有見獵心喜之意，或擔心案件被搓掉之急躁；但要因此將他冠上陰謀政爭、東廠特務之名，顯非公允。
平心而論，黃世銘戮力追究王柯案，展現的是「無論誰關說都要究辦」的決心；從法治的進步與落實而言，難道台灣社會不樂見一位積極打擊「權貴犯罪」的總長？遺憾的是，在處理這件史無前例的高層關說案的行政處理上，也有若干程序欠周詳之處，以致政治力可以見縫插針。
回到事件原點檢視，王金平涉入柯建銘關說案之所以曝光，完全是意外。特偵組是在監聽柯建銘的另一個案件時，意外聽到王金平打給柯建銘，為其全民電通背信官司再上訴之事穿梭說項。王金平為柯建銘打聽到，原來的承辦檢察官調動，改由林秀濤接手，稱她是「勇伯」的人；並表示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要他打電話給法務部長曾勇夫，並告知柯，「勇伯」說會處理，ＯＫ了。
再對照林秀濤證詞，稱陳守煌跟她提到「預算」的壓力，提到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上訴，建議她不要上訴；否則，她應會上訴，以杜悠悠之口。林秀濤回到辦公室還對同事說，真好，不必寫上訴書了。林秀濤的說詞，填補了監聽的不足。
一般而言，司法關說很難成案，因為關說通常沒有外人在場，且言語上常常是「高來高去」地提點，鮮少具體指示；若沒有一翻兩瞪眼的錄音，或當事人承認，很難成立。就王金平關說案而言，不但有監聽譯文、又有具體建議及接受關說檢察官的證詞，全案呈現的證據，就關說案來說已屬難得。
由於立委關說司法並無刑責，黃世銘在查無對價關係、濫權追訴又難成立的考量下，才會改移行政調查。國會議長為立委關說司法個案，事情絕非小可；將來，無論是檢察官評鑑、監察院彈劾或國會自律，監聽資料或檢察官的證詞筆錄，應可作為認定行政責任的依據，以鑑是非。
遺憾的是，黃世銘未考慮到，一旦轉成行政調查，就有行政隸屬及權責的問題。就算因事涉法務部長，他必須越級報告，也還有行政院一級，不宜直接轉向總統。此外，完整的行政調查，應給當事人說明的機會；但黃世銘忽略這些眉角，拿著資料夜奔總統官邸，不但招來濫權之評，也讓自己和特偵組被推上政爭風暴的最前線。
特偵組的存廢，確有仁智之見。因為，在沒有特偵組的時代，檢察官還是辦了前總統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案，重點在檢察官的自覺和決心。但從這次風暴的本質看，特偵組雖有細節可議，但整體而言是功大於過；無論如何，其存廢可以討論，卻不能在不明事理的鬥爭氣氛中淪為政治陪葬品。
如果王柯關說案沒有辦，黃世銘及特偵組卻因此葬身於九月政爭，無異是政治力侵犯司法權成功，未來檢察權堪慮，台灣法治亦堪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