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1970年代「革命」的一個後續

〈舊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之序文〉 

會如此研究台灣史，是頗曲折的一篇故事。

1970年，在台灣受到全世界大動盪的影響下，年輕的自己無知地走上了「革命青年」的幼稚之路──當然，那也不是全然的無知、幼稚或虛無，因為哪個國家，哪個時代能沒有讓年輕人憤怒扼腕的陰鬱與醜惡。

然而，沒想到流血後，在那個年代，自己竟存活並能回到了大學校園。

革命青年將何去何從？

年輕人的真實理想主義是可以被輕衊、被打壓而屈服的嗎？

感謝台大醫院的哪些位醫生與護士的救護，讓我活了下來，然而，該如何活下去？在離開病院前，我就思考著這個問題……沒想過居然能復學，沒想過如何應對同學的種種可能提問，但竟然被准許返回校園；總以為，回到校園，不可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然而，無知的革命青年，怎能另有出路──別無選擇，除了將革命進行到底之外。

可是，應該如何繼續我的革命呢？

想起典型不遠，由革命家孫中山進過大英帝國的圖書館鑽研，革命家馬克思更是著名的大學者，大學者杜威所鼓吹的「教育即改造」，在出院以前就如此決定；這就是本書最早的緣起──我回到了當時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系，無知地想由改編公民教科書掀起我的理想革命。

為了自身的理想，我生吞活剝地讀著書，我所能找到的美國與日本的歷史，以理解這兩個對於我們影響最大的先進國家；也意圖著消化並反芻應該被青年吸收的種種傳統歷史文化，讀著所有可與理想公民有關的資料──真是無知啊，有什麼會是與公民無關的呢？──同時，雖在大流血之後，積極地參加系內，無論籃、足、排、羽、與徑賽，所有的體育活動，革命者必須要有強健的體魄，不是嗎。

為了編出一本自己理想中的公民課本，我批判自己讀過的，不斷宣講著學子應該如何的部定本，設想理想的公民教科書固然應該是針對社會現況與未來的理想而構築的一本大眾指南，但是對於現況的認知，怎可任由權威定義，豈不應該是儘量接近史實，才能真正有助於社會共識的形成與其整體的發展──那不也正是我所追求的革命道路麼。

是如此地，早年曾經多次在中國近代史不斷的悲劇中噙淚掩卷的、以致從來無法終卷的我，很早就投入了對於台灣史史實的關懷中。

那時，舊書攤裡還見得到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史料，也見得到「蔣渭水遺集」、1962年吳濁流親自督印的「亞細亞的孤兒」與變造本及得獎本的「孤帆」、「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與美國國務院編印、1949年公佈的「美國與中國關係」之類；我的台灣史之始源可說是由1962年吳濁流親自督印的「亞細亞的孤兒」與當年那本北京大學台灣同學會印行的對於「二二八事件」公開聲明的小冊子開始，使我重新面對了我那必須噙淚讀史的命運──

我顫慄地先後承載著兩岸中國人深沉的悲哀，不過這次，有一個積極的公民教科書的理想作為自身的目標，悲哀且因獲得我台先民振奮人心的史實回饋竟使生命感到不再陰霾而堅實開闊。

例如，「亞細亞的孤兒」一書裡的主角胡太明，歷經日人種種曲折的打擊決定重行返回祖國，在家鄉只能佯狂，終在海邊失蹤，最後以傳說出現在昆明向台灣播音為其結局；那就是很能振奮讀者的寫法；一如寫實主義文豪屠格涅夫在其名著「羅亭」裡，那青年理想主義者羅亭，在居然憾拒娜泰雅的情愛而失蹤後，就是以傳聞仆倒在波蘭的一場夭折的革命中而讓人懷想；此外，若更追究地看，在吳濁流1970年代寫成的自傳體小說「台灣連翹」裡，讀者又將發現太明那場海邊行動並非作者一廂情願的想像，原來吳氏所最佩服的同校張漢文學弟就真是用那樣的方式堅決地報效祖國的啊！

又如，「蔣渭水遺集」與「南天的十字星」，前者是台灣民眾黨同志為蔣氏所編成的小集子，清晰地展示了日據下我台民對於殖民統治者的抗爭；後者則是曾追隨杜氏多年的晚輩葉炳輝醫師在1960年為蔣氏的同班戰友杜聰明寫出，由許成章先生譯為中文的傳記；雖然杜氏沒有直接參加民眾黨，但早期與蔣、翁共同密謀暗殺袁世凱，學成後獻身鴉片藥性的學術研究，並爭取為我台人建立戒毒院所，對於長期意圖以鴉片奴役我台人的日本統治者，具有著怎樣深遠的抗爭意義？！

以上，就是我為了教育的目的，透過淚眼研究台灣史的起步。

我想這也是我的研究，較之於「美麗島事件」後，我們島內史學界才政治掛帥地進行的台灣史研究，相信更接近與深入某些史實的緣故。

時光飛逝，1970年代至今，已經三十年過去；眼看無知青年當年想編的公民教科書是已無望了；然而，沒想到在今年永祥兄邀約慶祝曉波老師榮退的圓桌上，永祥與鴻生起鬨，要我幫曉波老師在台灣史問題部份分勞，當下的一時念頭，竟因此而為自身過去在台灣史上的研究成果開出了一條發表的路徑。無疑地，我真是相當高興的。

曉波老師是1970年代台大學運的重要領導者，也是七、八零年代堅持正派台灣史研究路線的重要領導者；七零年代的台大學運，雖然我也無知地身涉其中，但我不是台大人，只由台大哲學系的友人口中耳聞老師的論述風采；但我曾長期拜讀過他刊出於「中華雜誌」與「夏潮雜誌」上，大力而精彩地對抗通稱為「皇民化傾向」的許多有關台灣史研究的論文；因而，真是久仰老師的深厚學力與奮鬥的毅力。

此次，承永祥與鴻生在那天的轉介，拙文斷續先後刊出幾期後，承老師竟提出由「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專書的建議，不想當年自己的心血竟然仍有成書之一天；真是高興。

而本書校對期間，聽聞日本正式向韓國發表其自身在韓殖民時期的作為，公開道歉，而我們的馬總統竟然有將在總統府闢設「八田與一廳」，以感念八田氏在我們島上遺愛之說，以及素來不顧史實的李前總統又在台中日僑學校公開發表「日本和台灣是生命共同體」的主張，實在讓筆者衷心深感遺憾；本書之出版希望對這些錯誤的觀點，能發生若干導正的效果。

最後，關於本書的出版，除了應該感謝曉波老師的提攜與永祥與鴻生的起鬨外，在我那近三十年研究過程中曾經給我與我家庭種種幫助的家叔俊鉌先生，友人一回、秩銘、宛文、美鄉等都是我應該在此深致感謝的；當然，也應該感謝海峽學術出版社的主編洪宜勇先生，執編福蜀濤先生，輪速印刷公司的李映姿女士，沒有他們的盡力協助，顯然不可能讓本書如此精美地呈現讀者的面前。

                                                                                                          2010.10

郭譽孚敬白於汗漫書屋

〈此書已由「海峽學術出版社」

於201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