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翼學者涂照彥的「日本帝國主義論」 

現在讓我們由著名的被視為左翼學者的涂先生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裡中對於前述張與馬兩位，可算右翼人士，的觀點有何糾正？ 

果然，在該書中，我們在序章中就可讀到涂先生對於兩位右翼人士合作的前一論文所提出的著名的批判──所謂「『一個研究』為使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合理化，做了茍且偷安的解釋不僅對於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在台灣殖民地的殖民經營暗中予以正當化，而且還給予極高的評價。」更指出兩人的論述中有「兩個重大錯誤」──這似乎是把台灣經濟發展史由矢內原忠雄對殖民政策的修正觀點，轉為根本批判殖民實況的觀點──指出他們的錯誤是── 

「第一，不僅認為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策與日本資本主義的階段性發展沒有什麼關係，而且鼓吹了『日本官僚萬能論』，似乎認為台灣的殖民地經濟係由在台灣的日本官僚特別是『兒玉‧後藤』集團進行自主建設而確立的。……另一個錯誤是，認為統治國對殖民地的經營，只要擁有像兒玉、後藤那樣有才幹的官僚與優秀政策即能自然而然獲得成功。…把有利於實施各種政策的台灣本土社會經濟的各種條件完全排除在外。」 

 由於這樣的觀點，涂先生相對於日本東京大學矢內原教授的殖民政策之右翼觀點，在其前及之名著中列有討論日本殖民政策下我台民生活實際狀況的專節，其名為「農家經濟的窘迫化」〈含註腳，達35頁〉，確實重視了張與馬兩先生所輕忽的這個重要問題。其所指出的──

「此表中的農家，皆為經營規模三甲以上的上階層農家。而這階層的農家經濟處於逆差赤字或勉強維持狀態的事實說明了，一般農家的經濟狀態已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恐怕應該說，絕大多數農家都到了不借錢即無法維持生活的狀態。…此表的調查時間為1931年，恰好是世界大恐慌時期，亦即農業陷入恐慌的谷底時期。因而可說，此表所示的農家經濟狀態，是最險惡時期的情況，因而無法代表整個殖民地時期的正常農家經濟狀態。」[7] 

也正好就是張與馬兩先生所含糊帶過的重要部份──張先生強調「資本的力量」「國家資本」偉大，馬先生提出中國訪問者所讚許的「家家足食」──藉涂先生此論述倒是真時地展現了其實際──這確實也是我們所關心的台灣殖民主義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然而，由前述的台灣經濟學界權威、與台灣關係密切的重要的美國農業經濟學學者，加上我台籍留日左翼經濟學學者三者之間，相對所提出的論述，雖然頗為精彩；然而，一如我們在前面對島上現代醫療的批判，我們確實不應該只去比較哪一位作者更為合理；我們真正關心的應該是史實──理解我們先民究竟怎樣真實地生活著──無論其為歡愉或悲慘，憂鬱或快樂，無論它是否曾經對我們先民的群性起過影響── 

我們仍要繼續追問──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當年的史實究竟是什麼── 

除了曾經榮任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兼任研究所所長的張漢裕先生所承繼的日本殖民政策學者對於帝國主義的自我批判與張漢裕先生與美國學者馬先生聯手強調的「日本官僚萬能論」之外，顯然，來自日本學界的左翼學者涂先生的觀點比起美日聯手的它們所代表的主流觀點，都更有真正台灣主體的研究精神──不過，涂先生的論述，既稱「此表的調查時間為1931年，恰好是世界大恐慌時期，亦即農業陷入恐慌的谷底時期。因而可說，此表所示的農家經濟狀態，是最險惡時期的情況，因而無法代表整個殖民地時期的正常農家經濟狀態。」，那麼究竟其論述中究竟是陳述了多少日據下的真實面貌？ 

這裡首先要指出的是，1931年的史實，既如涂先生研究，已可得到了「一般農家的經濟狀態已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恐怕應該說，絕大多數農家都到了不借錢即無法維持生活的狀態。」的深刻認知；再由前引1929年當時「台灣民眾黨」公開文件所及之「租稅負擔台灣與美國相同，每人卅四元，……何況台灣總所得之絕大部分是歸屬於日本在台之資本家。企業獨占與租稅負擔過重促進島民之無產階級化乃系明白之事實。」與「1927年度的農業生產總額……增加三倍，然而，農民生活仍然困苦，其原因何在：因為生產增加的結果並不歸屬於農民而被中間榨取所致。貧困的農民容易受資本勢力的支配及榨取而離開土地，其結果自作農變為小作農，或變為農業勞動者。」，使我們可知道，當年社會中、下階層的「無產階級化」情況，應該確實頗為嚴重，這也是當年農民組合與台灣民眾黨之類社會運動高漲的原因；那麼涂先生所得的結論「此表的調查時間為1931年，恰好是世界大恐慌時期，亦即農業陷入恐慌的谷底時期。……是最險惡時期的情況，因而無法代表整個殖民地時期的正常農家經濟狀態。」，對於我們先民言，如果1931年是「日本最險惡的狀況」，真的也就是我們台灣先民所面臨的最險惡時期的情況麼──我們不能否認1931年可能也是「台灣殖民當局」所遭遇的最險惡時刻，但是因此就說1931年的農民處境就是日據下他們最悲慘時期的說法，熟悉那個年代各項數據的，關切先民真實處境的我們，卻不能不懷疑與追究。  

四、我們不能不懷疑與追究的── 

我們的懷疑與追究，來自另一項重要數據與當年的時代事件，它們所反映的史實──我們的數據，不假外求，就來自涂先生該大著中的圖表──「平均每人米穀消費量之變遷〈1922~1935〉」──在其中我們可以看見日據各年每人平均米穀消費量資料──1927年為1.179石， 1928年為1.152石，1929年為1.091石，1930年為1.107石，1931為1.064石，1932年為0.983石，1933年為0.979石，1934年為0.852石，1935年為0.816石[8]；在這個資料中，自台灣民眾黨成立的1927年看起，乃是一系列不斷下降的數據；它顯示出來，涂先生所提的1931年後，我台民在米的消費量的下降，並沒有停止，因而，我們乃能懷疑涂先生所謂「1931年，恰好是世界大恐慌時期，亦即農業陷入恐慌的谷底時期。因而可說，此表所示的農家經濟狀態，是最險惡時期的情況，因而無法代表整個殖民地時期的正常農家經濟狀態。」之說，只是輕妄的論斷，因而他雖揭露了某些史實，但是由1931年後我台人各年米消費量的遞減上看，他此一斷語確也掩蓋了許多更為悲慘的史實，實在並未能充分堅持其作為學術工作者所應有的、整全的嚴肅認知呢[9]？

對於一個研究者言，我們實在難掩自己深刻的失望！這些右翼甚至左翼的權威學者竟都無法讓我們信任，乃不能不讓我們進行全面深入的省思──怎麼會發生這樣令人遺憾的狀況啊？  

首先，我們全面的探究，讓我們發現了，兩位與日本有淵源的左、右翼權威，雖然左翼對矢內原有較強的批判性，但是都祖述其學問於日本帝國的殖民政策學者矢內原忠雄，因而似乎都有某些矢內原的缺點──例如，矢內原書中雖強調其根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這一觀點展開其對於台灣經濟進行分析，但是矢內原教授並未整全地就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基礎，進行應有的全面掌握，只提所謂「基礎工程」──於是我們所見的兩位我台籍學者，雖然分屬左右翼，但是共同的絕不碰觸矢內原僅以所謂「原始資本積累的助產士」含糊其詞而避諱的，那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所必修的第一課，「原始資本積累」；也就是指用國家暴力手段迫使小生產者與生產資料脫離並積累貨幣資本的重要過程──在我台灣，那是於日據初期，在日本國家暴力下那一段無情的殺戮與攘逐的過程──也就是當年日本「文明開化」的旗手福澤諭吉說的，「關於處置台灣的問題，如在前號所論述，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右翼如張先生公開與美國學者合倡兒玉與後藤功勞者，採此態度，我們並不意外，但是左翼學者如涂先生者，竟然對此逕隨日人之說法稱「台灣民主國雖僅是曇花一現，但它卻帶來了個頭，使台灣全島各地的反抗勢力風起雲湧，此伏彼起。這使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維持治安──很難進行，……因此日本政府即台灣總督府提出『治匪』方針……」[10]──真是可歎啊，此所謂「左翼學者」也是如此。 

換言之，如果不是有那段恐怖的殺戮攘逐，使我台灣一年內人口減少近80萬人，使我台灣社會嚴重動盪，經濟基礎深受破壞──則，其一是以順利發展言，若能在傳統所謂的「同文同種」的日本先進的領導下，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否有可能早就有更高的發展？其二是，由「雲林大屠殺」驚動國際視聽，讓日皇親自下詔撫民止殺一事來看，倘非日本當年誤用了該恐怖殺戮的手段，台灣人民當年何以會那樣不斷強烈地反抗，甚至到其統治近五十年之後，台灣軍司令安藤在就任台灣總督前，怎會還表示「……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事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由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嗎？；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2之擔憂？如果當年相信日人為「同文同種」的我台先民，能得到日人的善待，官民一體，相互信任，「日治」下台灣經濟又會發展到怎樣的高度呢！──因而，對於論述中強調矢內原不應該「把有利於實施各種政策的台灣本土社會經濟的各種條件完全排除在外」的涂先生名著，只見到了「台灣本土社會經濟的各種條件」卻忽略了，此一重要的歷史因素；竟至於使得它們所欲「追求的真理」與所欲「探索的資本主義發達過程的歷史法則」，簡直交臂失之，真是可惜。否則，在未來日本帝國再起之際，倘因涂先生的指正，使未來新日本於發展中遂能全力避開此種錯誤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方式，相信它在世界史上的成就一定會更為讓世人景仰。 

其次、關於美國學者馬先生與我台灣權威張先生的聯手研究，實在也是十分深刻透闢，只可惜除了由於兩位都忽略了本文所提出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當年所進行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方式」的緣故，使得它們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失色不少；真是可惜， 

不過，深入地說，由張先生親炙矢內原先生言，一般學生敢於批判師門，甚至於跳出師門的研究視野者，本來就極罕見，所以張先生承接在矢內原教授，那雖不徹底，但是頗用力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成長中的日本殖民政策後，在當年軍國主義嚴苛的戰時體制下，實在已沒有再更深入批判日本殖民政策的空間了；因而他轉而向肯定殖民政策的方向確是可以想像的。但是，在1963年，他竟推出與美國馬若孟所合作的，這被涂先生指為「做了茍且偷安的解釋不僅對於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在台灣殖民地的殖民經營暗中予以正當化，而且還給予極高的評價。」的「日本在台灣的開墾和殖民政策〈1895~1906〉──對官僚式經營的一個研究」漂亮論文，倒是頗令人驚訝的；由於馬若孟本人原本之研究對象是中國農業發展──中國在列強割據下，連年戰亂不息，人民流離失所，農業自然難於發展，不知歷史背景，直接轉來看台灣殖民統治下的農業，當然美不勝收；由而歌頌其奠基官僚後藤新平，確實有其合理發展的脈絡；但是，兩位學者論「後藤新平的治績」而未論及當年後藤公開自述「其所招來必然的弊病，卻是不可使之為他國所聞，亦不可令使台灣新附之民所窺知，……」[11]的「愚民政策」之貽害，以及由其極度輕蔑我台人，公開所謂的「應以今後80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以前即被差別，亦勿鳴不平」[12]，可能爲其往後的殖民統治增加了多少的阻力？── 

至於日據後第六、七年間〈1901~1902〉，我台人主動藉傳統民俗信仰，成果良好地推動禁絕鴉片運動──「降筆會」[13]，若官僚後藤不為了維持鴉片的專賣利益，而大力地將之禁絕，任由鴉片流行於民間，埋下當年廣大民俗宗教界的不滿，是否往後我台民的反抗也不會由地方寺廟獲得掩護與力量，其所推動的政令是否應該會得到更好的成績？

以上應該都是矢內原教授當年不會去探索的，然而，兩位以學術研究後藤官僚時，怎麼可以不探究這個官僚究竟在治理台灣上，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事，就輕易的論斷呢？ 

其三、然後，我們來到另一個問題，那是學術與個人師承與國族之糾結問題；由張先生另一篇強調日本殖民統治下治績的，名為「台灣農民生計之研究」〈1955年〉，重要但是空疏含混的論文，在該論文所運用的資料裡把二次大戰前與戰後不同體制下的台灣農民當做一個同質的群體，無視於戰爭期間米糧統制與戰爭破壞下，我台灣農民生計受到很大摧殘的事實，逕自將日據下農業發展最高的1936年與1951年的戰後三七五減租推動後，兩個不同調查方法[14]下得來的兩組數據，即提出整個期間的兩個高點的數據，但是既不考慮前及的管制與破壞，也不考量本文前引日據當年我台民平均死亡年齡長期走低，都在23歲上下徘徊的事實，卻以極概略的170公斤〈按，此數也是1936年台北州農民每人每天平均米消費量，同年，台南州消費量為123公斤〉，做為我台灣農民歷經戰爭時期的真實生計之數據，並因而混同戰前、戰後台灣農民生計之水準。而此一荒唐論述，竟後來又以所謂「根據1935~37年平均價格所計算之耕作者平均每人實質所得，……自1911~1915年之臺幣45.31元增至1936~1940年之臺幣85.21元，或者說在30年內增加88%，在第四期〈1950~1960〉年降至臺幣76.89元，……張漢裕教授曾對個別耕作者平均之每人每日糧食消費及營養的滿足做了估計；……顯然可知台灣農民對大多數食物的消費超過最低標準，……」之形式，而成為往後李登輝在美國獲得全美農經論文年度獎論文重要引據之一。這其中的師承關係與國族關係，是否也成了我們研究台灣經濟發展史時，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 

相對的，由前引的美國馬先生讚許日本殖民統治時，有所謂「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不像荷蘭屬下的印度尼西亞，英國屬下的印度，或法國下的越南。農民在日本農耕協助下，在1920年初已在農業展開突破嶄新的一面。……。」；是否我們應感覺到奇怪，這位美國教授的論述，為何不拿與台灣最接近的美國在菲律賓的資料，來與日本在台灣的作為來做比較？是為了表現他擁有處理荷文、法文等多國文自的能力，還是因為與日本治績的比較，美國在菲的治績若較優，則其此文的歌頌就顯得意義不高，相反的，如果美國在菲治績若較差，其此一學術研究則把自己的國家比下去了！？至於，1960年代初，正是美國全力掌控所謂「自由世界」與「共產陣營」週旋之際，馬先生本是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學者，竟由中國研究進入台灣研究，以宣揚日本殖民統治在台灣的成就，從而不僅無形中曝露了「共黨陣營」中的大陸中國之無望，也為美國作為殖民統治者的歷史能夠產生某種肯定的作用；則又是一種研究者與自己國家糾結的另一種現象？

其四、關於究竟是「殖民政策研究」或者「日據下的台灣經濟史」問題──我們都知道在台灣經濟史的研究上，矢內原教授素來被視為宗師，其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向被尊為入門必讀的經典；也早有學者指出該書其實只是該教授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殖民政策學教材之一部份而已；也就是該書之出現，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檢視其在台灣的殖民政策績效，該教授以其非主流的宗教背景而在學術界發出了一種不同的聲音；那是當時一種罕見的具有同情的聲音，乃使得當年我台飽受欺凌的先民感到相當的安慰與鼓舞──然而，那個聲音終究只是在殖民政策內的建議，所以並沒有批判更根本的殖民政策之本身，沒有反省何以日本竟發展出需要殖民政策的帝國主義作為──這是我在拜讀涂先生的大作結尾後的深刻感想── 

因為涂先生幫我們提出了問題──在其大作結尾時，他這樣說的──「台灣的殖民經濟，即受制於其本身的歷史、地理的特殊性，又受日本資本主義在世界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制約。因而帶有與其他殖民地所不同的台灣本身的特徵。例如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本地資本勢力的大幅衰退、強大官僚統制的中央集權是國家權力機構的扎根，以及殖民地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等。……如將上述台灣殖民地經濟的特徵視為殖民地遺留的制度乃至『遺產』，……可以認為，就因為繼承了上述種種，戰後經濟才有了『順利發展』的基礎……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的台灣殖民經濟的特徵，不僅沒有滅絕，反而被戰後體制繼承下來。戰前殖民經濟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也正在這裡。」──這位批判張、馬兩先生的左翼經濟學者，至此才充分地讓我們理解了他的觀點──原來他所反對的真的只是由於矢內原與其門弟子，在研究日本的殖民政策時，竟沒有注意到清代台灣所遺留下來的社會結構與其制度之種種，因而，我們看這段結語中會見到所謂的「遺產」、「繼承」及所強調的「戰後經濟才有了『順利發展』的基礎」，前者在語意上是如何地親暱，似乎出身在戰前的這位左翼經濟學者，真的已經相當地認同於其所謂「殖民母國」，否則怎麼會用「遺產」與「繼承」這樣親屬性的描述字眼？而這裡所謂的「戰後經濟才有了『順利發展』的基礎」，則正是顯示了涂先生的批判，相較於張、馬兩先生雖是用力更大，但是，縱使身為左翼學者的他終究仍不過是日本殖民政策的辯護人，所以他的著名勞績，「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只是幫助師門完成了對於日本殖民政策的完美檢視，並沒有能夠跳出其祖師爺矢內原的手掌心，其實，他這本大作中的台灣主體性，不過是在日本殖民政策內的主體性，不可能真正地為當年的殖民地台灣先民寫出真正的、爲我台灣先民徹底白冤、那日據下的台灣經濟史呀── 

 五，結論──致敬於「台灣殖民史學」 

並對其「現代性」之討論 

如果殖民統治者對於殖民政策的研究，是努力思考如何才能更「完善地」「最有效地」剝削被殖民統治者的種種生活條件，在矢內原忠雄這位日本東京帝大學者的史學中我們可以見到其真是相當開闊的視野，他以其基督徒的信仰，浪漫地同情著許多殖民統治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民，頗能吸引來自殖民地無力求助的目光；因而，他不僅在發表其觀點的當時，也在今天的舊殖民地台灣獲得了許多的尊敬；尤其在今天，舊殖民地的記憶早已被有意淡忘之後，大概除了極少數的理想主義者才會根據馬克思深刻地所謂「宗教乃人民的鴉片」或者尼采所批判的「懦弱者的道德」而對之提出強烈的抗議，很少有人會對他減少一些敬意；我想這也是今天在我們這個島嶼上，他的「殖民政策學」，竟然轉成矢內原「殖民史學」，甚至簡直已可僭稱「日據台灣史」的原因。

前面我們已看到一個儼然「偉大」學派的形成與壯大，謹此致敬[15]。

接著，針對前述的認知，研究者不僅不是前述偉大的主流派學者，也不是非主流派學者，只是個民間的台灣史研究者，出發點是史實，關切的不是日本殖民政策的文字遊戲，因而，當我讀到報導矢內原教授來台實地理解台灣問題時，雖然受到了林獻堂一派開明人士的歡迎與招待，但是也受到地方左翼勢力的大力攻擊時，我遂有了很深刻的留意，原來今天不但有廣大的右翼學者存在，今天依附於當年矢內原殖民政策而發展的左翼學者觀點，其實並不就是當年史實中廣大民間的左翼力量，因為嚴酷的生活條件的剝奪，前面所及「平均死亡年齡的下降」的當前危機，以及往後我們所知的戰後史實──「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另一邊，而捧木偶和乩童都來作老祖公m。例如北門鄉蚵寮一村，因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而為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1 ──這樣「現代化」的結果，那絕不是浪漫感人的救贖所能給予拯救的呀──

也因此，本研究的最後，我們要指出殖民帝國的先進性，在十九世紀以來是無用置疑的事實，所謂「先進性」也就是我們所習稱的「現代性」，它建立在十七、八世紀科技與工業文明之上；雖然殖民帝國似乎已在時代變動中成爲過去的陳跡，但是，「現代性」的事物在如今許多事物已以「後現代」之名出現之後，作為當年殖民統治者工具的「現代性」事物，其實仍然活躍無比！

「現代性」總以其學者的知識傲慢宰制著無知識和不關心的人群，其對於史實往往有選擇性的關切，不充分考量其相關的各方面，可能是其最重要的問題、例如前及，張漢裕稱許日本的台灣總督府之「國家資本」的「偉大」，絕未考慮民間資金已收奪殆盡，乃是那時「國家資本」所以「偉大」之由來；此外彼等援引合作，論述「日本官僚之萬能」時，完全竟然可以不考慮其所使用的手段之良窳，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完成其使命，就理想的資本主義言，不是應該充分地自由討論而後才能求得最好的改進與最佳的效果麼？

現代性，也往往習於根據知識的傲慢，例如，對於現代專業工具的統計學的運用或不運用，不自約束，則是另一常見的重大問題。如，張先生在其前及「台灣農民生計之研究」中，竟將日據下農業產量最高點的1936~1937年的年人均米食消費量與1950~1951年那戰後三七五減租後的年人均米食消費量，輕率地當作計算我台灣先民當年的平均米食消費量之資料，完全沒有考慮戰時的米食管制與戰爭破壞下，我台人食不果腹的史實，顯然就是一個不自約束，誤用統計資料的例子；而前及涂著在論述1931年的我先民悲慘生活處境時，竟然捨其所已知的各年人均米穀消費量逐漸遞減的資料，而斷言1931年日本經濟恐慌的谷底，就是我台灣先民的最壞處境──這就是一個對於統計資料不運用的例子。這就使該研究在重大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失實的狀況。

而最後要指出的，則是在現代性事物原本主要是與傳統的保守相對立的概念，但是在歷史時空中一再以一有效的工具，而似乎總能自我證成之後，作為工具的現代性事物往往會「異化」成為一種傳統性的保守權威；尤其在一些傳統社會中現代化的工具或模式竟儼然成為新的不可逾越的權威──這是一個很嚴重地背離了其原本求新求變，代表進步與開明的現象──例如，前面我們提及的劉進慶，在其名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中，由於矢內原的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討論日本殖民政策時，未曾關切前及的「在日據初期，由於日軍的殺戮攘逐政策失敗，以致乙未以後抗暴不斷」的史實，從此造成矢內原的台灣籍弟子也都不敢論及的傳統，衍至劉氏在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中，對於二戰日本投降後的重要作為，那造成其所謂「戰後台灣經濟」的「公營」與「民營」二元結構的「接收」的實質情況，竟然未置一詞，只能籠統地指出「戰後以『接收』一詞，來表達對日本企業的戰後處理，對日本企業的接收決定了其後台灣經濟結構的改組方向」，並描述為「到1947年2月為止，共接收日本人財產件數和賬面價格〈土地部分除外〉如下：即公務機關的財產593件，即293,850萬日元；企業財產1,295件，計716,360萬日元，個人財產48,968件，88,880萬日元，三者合計110億日元。」[16]；該書既然謂之「分析」，號稱「先進」的東京大學的史學菁英面對重要問題時，怎能如此草率地不加探究？就以筆者所見公開資料，1942年底，日本官方公佈的國家財產[17]，不計日人私產與公有土地和船舶，仍有150億日元，根據該公開的資料，1942、1943兩年其國民所得分別為漸增之450億、500億，1944年預訂600億日元而言，戰爭末期僅受轟炸而未經戰亂的台灣，號為「南進」的補給基地的台灣，依據1942年底以來的通貨發行量的2.89億，1943年發行量為4.15億，1944年為7.96億，1945年9月11日，國府來台前更上升至19億日元[18]，發行量超過1942年的六倍，且國府沒有日據下要求我台民強制儲蓄，以收縮通貨的條件，當時物價隨著快速上升，所有遺留下來的公私敵產的賬面價值，在物價上升的大環境中，怎會只是如此區區之數──這做為戰後公營企業基礎的敵產接收問題，是由於不重要，研究者不需加以理解分析嗎？或者是由於矢內原的殖民政策學中沒有這一部份，所以就不需要關切？

或者，正是由於矢內原殖民政策學本來就是為著維護大日本帝國的榮耀而研究的，所以他的批判本來也就已儘量迴避對於帝國榮光可能造成的毀損，因而，所有對於我台民重要的事，若對於日本榮光有牴觸的事，自然矢內原的殖民政策都不會充分強調，無論其轉為「殖民史學」或竟能僭稱為「台灣經濟史」之研究，這種研究態度，已成為該現代化研究典範所保守的新傳統──無論左右翼皆然── 

最後，在這裡讓我們以前一「接收」的例子來一起看其史實，同時結束本文── 

原來，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後，駐台的少數台灣軍少壯將校，因十多萬關東軍與其裝備並未損傷，仍自意欲聯合過去俯首貼耳的我台人皇民派做困獸之鬥，他們一面將戰爭末期準備對付美軍登陸的民間力量組織起來，另一面則公開揚言進行所謂「台灣自治運動」；雖曾受末代台灣總督的阻止，但是該行動並未完全停止，其最重要的是兩項工作── 

第一項是由政治而帶動經濟的工作，就是劫持我台民領袖林獻堂，傳為「台灣自治運動」中的「台灣王」，由林氏帶動了全台接收日產的風潮；當時的史實是「在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台中某大紳士來到台北，當時的台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扶持進入一家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了。這件事轟動全台北，……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也去看熱鬧。」[19]。 

它引起的直接效應是往後的「如果當時沒有去台東，在台北我有很多日本友人，要想住更好的房子只要在他們歸國前去住就可以了。但現在想來，台北市城內的商店或日本人的高級住宅，都那樣地被有權勢的人強佔為私人財產，……即使我留在台北，也沒有那麼大膽的吧。」[20]和「戰爭結束後，待遣回的日本人將他們原有的房子送給與他們有親交的台籍人士，……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贈的人……有的人全靠接收成為巨富。……光復後登場的台灣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負著如上的原罪──非法接收。」[21]以及「尤其是房子或店舖的接收上，本省的不良份子和外省的一部份詐欺者對抗，使用武力的事件連續不斷地發生。其中以大正町的房子或城內店舖的接收的爭奪戰最為激烈，甚至有時還會聽到槍聲。」[22]和「日本投降後未久，政府曾嚴禁止日產私自買賣。然守法者吃虧，玩法者竟佔便宜；有一部份渾水摸魚，勾結取巧之徒，趁機與日人私相授受，佔便宜者不在少數；於余省參議員任內受一巨賈糾纏，欲余於其請願書上蓋章，請政府認定十月十六日以前為合法；雖有不少參議員經已簽蓋，余則嚴拒之。蓋某巨賈曾於日本投降後，在台北購得若干大廈也。」[23]──我台人因爭奪利權而分崩離析，日人是爲了未來「台灣自治運動」之易於操縱嗎？ 

第二項是由經濟帶動政治的工作，那是台灣總督府的主計課長鹽見俊二，在戰後不到一個月的9月9日，親自押運了一架飛機的、原本應該作廢的巨額鈔票返台，當時睡在鈔票上的他，在事後說，這是當做各公營機關與國策會社的欠薪以及員工退休金或退職金，以及對於戰爭中協力民間廠商的欠款而發放的。

然而，就我們所知，那時的史實是除了還清欠款外，更發放了六個月，也就是發放到次年三月的退職金，除此之外，還把所有戰爭中改組成立的國策會社全部清算，將能夠變賣的資材全部由員工瓜分殆盡；換言之，國府接收者只能獲得原本屬於固定資產的機器與廠房。若要重新開工開始生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沒有資金就無法啟動生產。另「以德報怨」的國府，雖然規定日人離台只能帶走千元，但是帶不走的，離台前大都送給所謂「親交」的台人，也就是私產就私相授受了。據稱日人離台時不少人更在乘火車經過基隆河時，將自身貴重物品拋入河中者。 這樣殖民政策惡毒結局的史實在殖民政策研究中，都完全不值得我們殖民地人民的重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