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2020 年 3 月 27 日) 看到一則新聞與照片時，忍不住地開懷一笑，該則新聞與照片是：

2015 年臺北市大巨蛋的停工畫面，之後搭配臺北市大巨蛋停工五年後的照片(亦即 2020 年臺北市大巨蛋的照片)；對比兩張照片之後可得知，大巨蛋在停工五年之後竟然逼近完工狀態！

僅單純開懷一笑，別無他意，筆者沒有要挑起戰端。老實說，大巨蛋本來就該讓它復工與完工，已經五年了，至今仍找不到能夠一槍斃命的大弊端，這期間只有找到零星的無法斃命的小弊端，不讓它復工與完工是能如何。現在看到大巨蛋逼近完工狀態，顯然停工只是檯面上的說法，在檯面下遠雄仍是斷斷續續地在施工。

事後的回顧檢討：

花了兩年仍找不到能夠一槍斃命的大弊端，就當直接承認「決策錯誤」後放手，不要因為面子問題，想找個漂亮的台階下，就又再拖了三年。2018 年 12 月，柯文哲就大巨蛋砲轟文化部部長鄭麗君時，個人就寫了一篇文章放在部落格呼籲柯文哲市長要放手(因為已被看破根本找不到大弊端，其實筆者已經忍了好久才決定把看法寫出來)，這個決策案例應該要寫進 After Decision Review 裡面，然後交給往後的臺北市執政團隊，其它縣市執政團隊也可以此為鑑。

另一個要寫進 After Decision Review 的案例是 2008 年金融海嘯時期的 22K 政策 (最後決策定案於 2009 年 4 月)，這個 After Decision Review 不是要檢討做決策的當事人，而是要提醒往後的決策當事人，必須檢視「立意良善的政策」所隱含的不當誘因。22K 政策的當時兩位主要決策者是鄭瑞城與王如玄，目的是要解決金融海嘯所造成的大量大專以上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慘況，這政策在實施數年後因經濟復甦而中止，但也因此發現 22K 政策有很嚴重的定錨效應 (Anchoring Effect)，因為幾乎各個產業的公司都把 22K 當成起薪的參考點，這是當初決策時沒有料到的不當誘因。平心而論，這也不能苛責兩位決策者，而當王如玄被問到 22K 被定錨得很嚴重時，她說她當時如果不力推 22K 政策，則畢業大專生是連一毛錢也沒有，王如玄講的也是事實，推動職場實習方案是當時當下相關決策者所能想到的最佳決策方案，已經盡力了，經濟復甦後所引發的不當誘因與副作用，就當成是付學費學教訓，寫進 After Decision Review 就是 ── 人性有定錨效應，當初 22K 定得太低，或許定成 26K 或 28K ，經濟復甦之後即使被當成參考定錨點，也不至於被罵得太厲害。

實際上，針對「立意良善的政策」所隱含的不當誘因，個人曾經仔細思索這個問題應該如何解決，目前想到的方法可以提供給朋友們做參考，並一起討論，個人想出來的解法是：


針對政策做鑽漏洞或佔便宜的模擬實驗 (simulation)


公部門的決策者把政策的相關利害關係人找來，要求這些人針對政策做「鑽漏洞」或「佔便宜」的模擬實驗；此外，也可以考慮把常常需要幫忙客戶做鑽漏洞或佔便宜的工作者找來，一起幫忙找不當的誘因，例如：

1. 金融投資工作者；
2. 會計師；
3. 律師；

個人不是意有所指地認為上述職業的工作者很壞，個人的意思是這些職業的工作者常常會遇到必須幫客戶做節稅、逃稅、逃罪、減罪等等的要求，所以在常做這類找漏洞或佔便宜的思考訓練之下，比較容易看出「立意良善的政策」所隱含的不當誘因。

個人相信，22K 在定案的當下，私部門的部分企業老闆就已經看到「定錨效應」，這些企業老闆或許不知道也不瞭解「定錨效應」這個專有名詞與其意義，但這些老闆憑著在商場上所累積的經驗與智慧，已經看到這個政策在景氣復甦之後會被當成參考點。


最後，寫一下為何需要把錯誤的決策寫進 After Decision Review，原因是：

不寫人們會容易遺忘，然後重蹈覆轍；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