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猶太歷史與宗教「虛構三部曲」之一

　　編者按：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1946年出生於奧地利林茨，是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波蘭裔猶太人，幼年時生活在難民收容所。他致力於民族與民族主義、法國知識分子歷史、電影史等研究領域，其著作《虛構的猶太民族》《虛構的以色列地》《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被稱為「虛構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學界引起轟動與爭議。

　　桑德頗具膽量地揭露了以色列對「上帝選民」理念與大屠殺苦難的鼓吹，質疑了猶太民族的定義方式，批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觀念與已成習慣的現實：猶太人身份的凝固不變、猶太人的道德優越性、猶太復國主義的種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級差別與殖民主義……質疑與批判之後，桑德展望了一種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身份認同，一個由坦誠、慷慨的普世原則指引的未來。

　　本書節選自《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中文版近日由三輝圖書及中信出版集團推出。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文|[以] 施羅默•桑德

　　譯|喇衛國

　　我們，波蘭的猶太人

　　1944年4月，詩人朱利安•杜維姆（Julian Tuwim）發表了他的悲情詩《我們，波蘭的猶太人…… 》，詩的開頭這樣寫道：「如果我必須明確我的國籍，確切地說，我的民族情感，我會說我是波蘭人。這樣說有許多簡單而幾乎淳樸的理由，大部分是理性的，小部分是非理性的，但絕無『神秘』的成分。是波蘭人，這既不是一種體面，也不是一種光榮，又不是一種權利。這，就像是呼吸。從未見過一個以呼吸為驕傲的人。我是波蘭人，因為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生活，在這裡學習，因為在波蘭，我曾有過幸運和不幸。因為我只是想，從我被流放的地方返回波蘭，縱使有人在別處允諾我天堂的快樂……對於這一切，我的回答是，我知道有人在問：『好吧，如果你是波蘭人，那為什麼要說，我們，波蘭人？』而我榮幸地告訴你，『因為血液——也就是說，種族的教義？——不，絕不是。不是種族的教義，恰恰相反，是有兩種血液：一種流淌在血管裡，一種流淌在血管外。』」

　　1944年，杜維姆因他的一腔熱血而成為了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詩人不否認他是猶太人出身，即使他更願意把自己當成波蘭人，並厭惡種族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想否認其國籍並把他送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排猶主義者。儘管戰後，他更願意回到他的祖國，籠罩了整個歐洲的地獄似的工業化大屠殺卻促使他把自己認定為猶太人。他的理由很正確：他們，幾百萬因為出身而遭到謀殺的人民，不該再離開自己的土地或者改變自己的出身。因為希特勒，他們應該永遠是猶太人。

　　我記得，很早以前曾讀過他的悲情詩，從而更加強了我的猶太人意識。彼時，我也認同「二戰」剛剛結束後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ourg）的觀點,即這個星球上只要還有一個反猶分子，他就要作為猶太人而存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以色列的政策越來越極端，尤其因為它強行改變了緬懷歷史的方針，使我對確認自己身份的自信心不斷受到傷害。

　　獨特的受難者

　　有件事說明了這些傷害的出現：我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讀博士的時候，有人組織了一個大學論壇。這是法國第一個關於納粹主義和種族滅絕的論壇。猶太社區的代表們參與了論壇的準備工作，還籌措了資金，他們對於論壇向一位茨岡女報告人發出邀請感到十分恐慌，並堅決反對她出席討論會。經過了極其艱苦的努力，借助於歷史學家皮埃爾•維達爾-納蓋（Pierre Vidal-Naquet）的積極乾預,「非猶太」女研究員才被允許發言。這件事讓我噁心。首先，我非常詫異，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還不知道對納粹罪行的不懈追索僅僅是為了猶太人。

　　再後來，又經歷了幾次這類事件之後，我經常會在不同的情況下（城裡的晚餐聚會、大學的課堂上、激烈的爭論中）提問：「有多少人在納粹的種族滅絕集中營以及在其他大規模屠殺中被殺害？」回答毫無例外的都是：600萬。當我強調我問的是被害人總數而不僅僅是猶太人，我的對話者都顯得非常吃驚。極少有人知道答案。

　　看過20世紀50年代阿蘭•雷乃（Alain Resnais）導演的電影《夜與霧》的每個觀眾都能回答：1100萬人。但這個「非正常死亡」的數字從西方集體記憶的硬盤中被刪除了。事實上，可能是1000萬死難者（而不是1100萬），其中有500萬猶太人（而不是600萬），這是研究者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的權威性著作《歐洲猶太人的毀滅》裡提到的數字。這裡，最重要的不是這些數字上的差別，而是應該知道為什麼「總的」數字會完全消失，以及為什麼只剩下並只聽得到「猶太人」的數字。

　　總的來說，阿蘭•雷乃這部電影非常成功，敘事的重點聚焦在納粹的種族滅絕機構上，電影所表現的死難者主要是政治犯、抵抗戰士和蘇聯戰俘。但瑕疵是片中僅有兩處提到「猶太人」。觀眾在這個故事中根本不可能認識到納粹妄想狂的本質和對想像中猶太人的妖魔化。一半以上「非常規」死難者曾被劊子手打上了「猶太人」的標記，這個事實對於理解「二戰」期間納粹的種族滅絕和仇恨行為的性質極為重要。雖然這些死難者中的許多人絕不承認自己是猶太人，而堅持認為自己是法國人、荷蘭人、波蘭人或德國人，但當劊子手認定他們屬於猶太種族之後仍然被殺害了。所以說，「文明化」的對白是雷乃這部電影的主要缺陷。

　　導演的這個瑕疵，因其希望大膽表現隔離區裡一個法國憲兵而得到了彌補：20世紀50年代還有不少曾經與納粹佔領者合作過的法國人，那時展現這種令人不舒服的事實，需要某種知識分子的勇氣。不幸的是，審查沒有通過。

　　1985年，即《夜與霧》上映整整30年之後，另一位法國導演的影片上映了：克羅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影片迅即在20世紀末的電影文化領域裡取得了回憶種族滅絕主題的權威性地位。是否應對導演在他那個時代接受了以色列政府的直接援助而耿耿於懷？另外，是否不應該指出貧窮、愚昧的波蘭農民有時好像與有教養的德國納粹一樣有罪？把這些問題看成是平等、連續和一致的行為，是一種對歷史的歪曲。

　　在長達九小時的電影《浩劫》裡，我無論如何都不能原諒的是，沒有出現過一次從法國開來的死亡列車！也絕少提到1942年7月當猶太兒童被送往冬季體育場的時候，「光明之城」的大部分相對冷漠的居民，以及他們之中在花神或雙偶咖啡館裡消磨時光的知識分子。這部大獲成功的法國電影徹底刪除了維希政府的歷史角色，這一切顯然有利於在法國和西方世界建立標誌性的紀念之地。許多人都滿足於這種想法：工業化大屠殺的實施是在那邊——在遙遠的、瘋狂反猶的東方，在粗野的天主教農民之中，而與有教養的、精緻的美麗歐洲毫無關係。

　　況且，我作為這位自稱猶太人導演之作品的一個以色列觀眾，很難接受如此注重細節的歷史回顧電影，從頭至尾談的都是罹難的猶太人，而沒有其他受害者。因此，儘管電影大部分鏡頭是在波蘭攝製，觀眾卻無法知道其實有500萬波蘭人在這裡被屠殺：250萬猶太人，250萬天主教徒。即使原來是為非猶太人的波蘭戰俘而修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也不配在《浩劫》中得到說明。因此，我一點也不會奇怪，美國總統奧巴馬會帶著「滿意」的神情，談起波蘭的種族滅絕集中營。

　　當然，幾乎所有在波蘭的猶太人都從波蘭的土地上消失了，他們被拋進了焚燒爐或者被就地掩埋；而大多數波蘭天主教徒活到了戰後。當我們衡量死者和生者的差距時，會感到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差別。但如果按比例計算，羅姆人（即茨岡人）的被害人數與其族群總人數的比例，顯得與猶太死難者的比例非常接近；他們卻無權在朗茲曼的《浩劫》中出現。

　　當涉及受難者回憶的時候，這位法國導演不是惟一要進行種族篩選的回憶監製人；有幾個人是在他之前，更多的人緊跟其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為使猶太人死亡的專屬權得以永存，對其他人的死亡保持了一種讓人難以忍受的沉默。

　　從20世紀最後的25年算起，幾乎所有關於未被打上「閃米特人」標記的死難者的記憶都消失了。工業化殺戮成了猶太人特有的悲劇。西方記憶中的納粹集中營和種族清洗的現象或多或少排除了其他受難者：茨岡人、抵抗戰士、反對派、共產黨人、社會黨人、耶和華見證人派、波蘭知識分子、蘇聯軍官和警察等等。除了某些同性戀以外，所有被納粹清洗的人，以及對猶太人及其後代的系統性謀殺，也都從儲存記憶的主要網絡中刪除了。為什麼會出現這一切，而創建這種新的再回憶又對當今猶太人身份的特點產生了什麼影響？

　　記憶的演變

　　20世紀40代末及整個五六十年代，滅絕猶太人的恥辱記憶始終處於西方思想和文化的邊緣。在以色列，儘管對艾希曼進行了審判，但直到1970年，種族大屠殺竟然沒有列入教學大綱。這個課題在全世界的猶太人教育機構中很不得人心，在談到它的時候也總是小心翼翼。有好幾個原因，我在此試舉二例。

　　第一個原因屬於心理過程的反覆無常：戰爭剛剛結束，集中營的倖存者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並不好。按照當時令人痛苦的偏見，如果某人得以活著走出地獄，那可能是他出賣了那些被謀殺的人。納粹，在把人變成灰燼以前，先竭力把他們變成失去一切人類團結精神的人渣。這將進一步證明他們的達爾文主義哲學。在這種反人性的勾當中，他們挑唆囚犯之間互鬥，鼓勵偷竊，取笑他們的身體殘疾。兇殘的獄吏及其獄霸走卒非常願意看到他們沒有團結的意識而有普遍的獸性。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初，集中營的倖存者都相互指責這種可恥環境裡的卑鄙行為。想要採訪倖存者並讓他們提供關於經歷折磨的口述或視覺證據，幾乎是不可能的。許多人為倖存下來而感到恥辱。

　　第二個原因與國際政治有關。在「冷戰」時期，整個西方都積極動員起來，力爭使西德重返人民「民主」的大家庭。然而，事實是，這個國家的精英們，既不是社會黨人，也不是共產黨人，而是曾經諂媚希特勒的那一代人。所以最可能的還是淡化這段歷史，同時提出一種謹慎而克制的版本。當時許多美國電影創造了一個漂白後正常化的德國國防軍形象，許多書描寫了德國的反納粹抵抗運動及其暗中得到的同情。以這種「不負責任的方式」敢於冒犯回顧歷史時的犬儒主義選擇性遊戲規則的人，主要是政治上的左派作家和藝術家們。

　　從20世紀60年代起，關於極端恐怖的認識漸漸發生變化。「冷戰」進入了新的階段，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向以色列賠付了金錢、補償了倖存者之後，便順利融入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機構中。同一時期，以色列也成為了大西洋聯盟和美國在中東的忠實夥伴。

　　1967年的戰爭也在這個轉折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以軍「閃電戰」的勝利洗刷了建國以來一直伴隨著以色列精英們的「恥辱」。如果說，直到那時，屈從於大屠殺的「牲畜」屬於培養本土以色列人的反面典型，那麼代表摧毀過去的戰略則將從此經歷一番徹底的轉型。

　　以色列成了一個強國，當然是個小國，但很強盛，統治著另一個民族並迫使他們接受長期而粗暴的軍事佔領。昨天還因為懦弱而被掩飾的猶太人受難，將被視為猶太人做出的最大犧牲而變得崇高。傳說中的英雄主義和抵抗行為受到貶低，以便給大屠殺歷史中被害的猶太人留出最大的位置，他們不應該與歷史上其他罪行的罹難者處於同一水平。在紀念「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時候，滅絕猶太種族一直居於邊緣位置，這顯然是無法被容忍的。重要的是必須承認，它是歐洲在心理上維繫與「二戰」的關係的主要因素。然而，為了偽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新策略，把對罹難者的懷念銘刻在西方人的意識中是不夠的，它還需要苦難的特殊性、排他性和全民性。通過所謂的「大屠殺工業」，用最大化過去的痛苦來聚積聲望資本以及經濟資本。

　　所有其他的受害者都被排除在外，種族滅絕成了猶太人的專用詞，從此以後，任何與其他民族的大屠殺做比較都被禁止了。當美國的亞美尼亞人後裔要求承認土耳其大屠殺罪行紀念日時，親猶太復國主義的大拉比聯手土耳其人全力加以阻止。所有當今和以往的罪行，相對於「二戰」期間的猶太人大屠殺必然顯得微不足道。罹難者因「猶太人出身」而完全不同於其他人——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或克羅德•朗茲曼的《浩劫》中的那些罹難者就是如此。

　　希特勒將猶太人排除在「正常」人之外的企圖，在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針對整個西方世界的紀念活動中，以一種反常的現象得到了證明：猶太復國主義的修辭越來越強調罹難者永恆的特異性，而不是劊子手的特異性，強調猶太人的特異性，而不是納粹的特異性。有太多像希特勒一樣的劊子手，卻從沒有像猶太人一樣的罹難者，而且將永遠不會再有！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在他那個時代被形容為新希特勒；之後，被冠之以這個稱謂的是巴勒斯坦人亞西爾•阿拉法特；再後來是伊拉克人薩達姆•侯賽因,直到最近，這個角色又轉給了伊朗人艾哈邁迪•內賈德。按照這種緬懷歷史的架構，從啟蒙時代以後，歐洲大陸的歷史獨特性並不體現在死亡工業的組織者納粹身上，而僅僅體現在被虐待和被殺害的猶太人身上。

　　從20世紀70年代起，種族滅絕倖存者後裔的陣營不斷發展壯大：許多在「二戰」期間既不曾在歐洲生活，也不曾對大屠殺受害者表示過實際支持的猶太裔美國人，也自稱是浩劫後倖存者的直接繼承人。伊拉克和北非的猶太人子女最終也自認為是日益擴大的納粹主義受害者陣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一時期，以色列出現了「大屠殺之第二代」的用語，接著又出現了「第三代」。苦難歷史的象徵性資本因而成為了可以傳承的遺產，像所有的資本一樣。

    拆解猶太民族古老神話，挑戰主流史學與以色列禁忌

　　全球譯本最多的以色列歷史著作之一。《紐約時報》年度好書，以色列暢銷書榜連續上榜19周，法國今天獎年度最佳非虛構圖書，《獨立報》年度最傑出史學著作

　　特裡伊格爾頓、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托尼?朱特讚譽推薦

　　基本信息

　　書名：《虛構的猶太民族》

　　作者：[以]施羅默?桑德

　　譯者：王崠興 張蓉

　　ISBN：978-7-5086-6578-8

　　定價：65.00

　　裝幀：精裝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內容簡介

　　《聖經》為何會成為記錄一個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猶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後裔嗎？

　　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認為，大多數猶太人的故土遍佈中東和東歐，這些分散的不同群體之所以能形成一個猶太民族，進而成為一個猶太國家，只可能訴諸被改編過的歷史。以色列人強烈排他的民族認同並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紀下半葉，由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人類記憶的代言者發明而成。

　　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猶太人的整套民族記憶架構，極具膽量地批判了廣為傳佈的主導性敘事和史學話語，運用現代民族主義理論澄清了古老的神話。無論是瞭解以色列的過去、中東的現狀，還是解決爭端、構想未來，本書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不認為書籍能夠改變世界，但當世界開始改變之時，它會尋求與眾不同的書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這本書會成為那類書籍中的一本。——施羅默?桑德

　　作者簡介

　　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曾任教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1946年出生於奧地利林茨，是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波蘭裔猶太人，幼年時生活在難民收容所，1948年舉家遷往雅法。1982年獲得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學位，致力於民族與民族主義、法國知識分子歷史、電影史等研究領域。其著作《虛構的猶太民族》《虛構的以色列地》《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被稱為「虛構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學界引起轟動與爭議。

　　另著有《知識分子、真相和權力：從德雷福斯事件到海灣戰爭》（Intellectuals, Truth and Power: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the Gulf War）、《詞語和土地：以色列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神話》（The Words and the Land: Israeli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ist Myth）等。

　　編輯推薦

　  施羅默桑德「虛構三部曲」的奠基之作，迄今已有21種譯本，是全球譯本最多的以色列歷史著作。

　　本書曾獲《紐約時報》 年度好書、法國「今天獎」年度最佳非虛構類圖書 、《獨立報》年度最傑出史學著作等榮譽，並在以色列暢銷書排行榜連續上榜19周。

　　桑德顛覆以往的以色列歷史和猶太神話，認為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國家的形成是被「編纂」或「虛構」的歷史，為當下讀者解讀大流散、猶太教的宗教競爭等重要歷史事件（及其真實性）提供了新的視角。

　　本書是一部挑戰主流史學之作，但作者的意圖並非貿然地推翻現有理論，而是為「猶太人」集體進入民族國家這個已經不可逆的歷史進程尋找一種更具現代性的方式，因此這不僅是一本講述歷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為未來而寫的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書中收錄了作者作為波蘭裔猶太人和大屠殺倖存者的親身經歷和個人故事，且引經據典，可讀性很強，適合普通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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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的猶太民族》拆解猶太民族古老神話

　　媒體推薦

　　「年度最勇敢著作」之一。

　　——特裡?伊格爾頓

　　一本傑出的書……所有想瞭解當代中東的人都應閱讀這本書。

　　——托尼朱特

　　融動情與學識於一體的書籍未必能改變政治局面，但假若它們可以，本書將是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

　　讀《虛構的猶太民族》是一次必要的挑戰和一次相當複雜的思想練習……一個（比以色列）更安全的社會應該將這本書列為學校課程的核心教材。

　　——埃弗拉罕?伯格（以色列猶太機構Yedioth Ahronoth前任主席）

　　這是長久以來在這裡（以色列）出版的最出色、最富有挑戰性的書之一。

　　——以色列《國土報》

　　 目錄

　　序言

　　緒論 記憶的重負

　　第一章 製造民族：主權和平等

　　第二章 神話與歷史混合的史學：起初，上帝創造人民

　　第三章 虛構的流亡：改宗和皈依

　　第四章 沉默的王國：探求不再為人知的（猶太人的）時代

　　第五章 差異性：以色列的認同政治

　　後記 沒有國土的民族，沒有民族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