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將二二八視為台獨運動的起點，其實不然，二二八與台獨的起因就是皇民化，二二八只是讓皇民餘孽得到藉口煽動起台灣人的仇恨以支持台獨。要談台獨，還是先要把皇民化以及二二八說清楚講明白。

台灣人到底有無被日本人皇民化，這是二二八最令人撲朔迷離的認知誤區，一般人、尤其是對岸大陸人，對台灣人甘願被欺凌壓榨自己的日本人皇民化，覺得不可思議，萬不可能。他們把台灣人的皇民化看成是抗日戰爭時，如同汪精衛的兩百萬的偽軍一樣，只是迫於局勢的暫時心態。其實，由於時代的變化轉折，環境與教育也跟著不同，這使得不同世代的台灣人成長的經歷也不同，結果不同世代出現不同的民族認同。如果仍然不分世代，把台灣老中青三代人的思想單一化，看成國家認同一致的相同群體，就根本無法認清看透二二八與台獨的本質。
            
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從最初簡大獅等等台灣先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胡太明心態的「亞細亞孤兒」，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迴然不同的層次。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當時的青年幾乎全都是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連台灣的抗日先人，他們都相信是日本人所宣稱的「土匪」和「暴徒」，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負面的詆毀，對日本所知的是正面的頌揚，思想意識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日棄華的價值觀，他們的皇民化可以說是日本同化政策的必然宿命，這些青年並非沒有民族氣節，只是受到時代的播弄和擺佈，在歷史的洪流狂瀾中難以自覺的盲從者。
        
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對一半，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一代以上的年長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似乎沒有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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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胡太明是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孤兒」的主角，一生處於民族認同的矛盾和煎熬，最後崩潰發瘋。這部小說情節是虛構，然而是吳濁流先生自身心理過程的反映。
            
《道》這部小說是一本提倡皇民煉成的小說，發表於1943年，由當時台灣青年陳火泉改名高山凡石所作。小說中的男主角青楠，深以身上流有中國人的血液為恥，一心想透過「不倦不撓的持續『修煉』，努力克服任何障礙，以求變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認為：「本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後來青楠自願加入志願兵行列，企圖透過「精神的系圖」，與大和精神合流。故事結尾是一個愛日本的台灣人，以台灣人血肉之死，來達到日本人靈魂之死，以血換血的宗教性儀式終於為新的身份鑄下永遠被認同的浮雕菊花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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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光復後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己是全然相反。

2018/5月備受中共批判是媚日宣傳，只播出兩集即下架的台灣《智子之心》這部電視劇，主角智子是真人真事的真實經歷，赤裸裸告白了她們知道日本投降時，台灣護士集體痛哭的皇民心態。劇中美化日軍、醜化華軍的情節，可能是智子體驗到的戰爭只限於日軍後方的醫院，她所見過的僅僅只是中國軍人闖入醫院來殺人的驚恐場面，未曾聽聞目睹日軍殘暴兇惡的一面，所以才會反映與事實不符的個人記憶。

皇民化之所以會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正就是皇民教育對李登輝那一代人有著染透心腦的思想改造力，有人說李登輝因有一半日本血統(尚未經完全證實)，來解釋他的日本情結所以如此強烈。其實這是低估了皇民化的思想轉變力，不論有無日本血統，像李登輝一樣懷有強烈日本情結的人，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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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辱中國、頌揚日本的皇民教育，對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她老爸)那一代人的開悟和啟示，可說強烈到了醍醐灌頂的地步，明白了中國人即是無可救藥的劣等民族，永遠是卑賤的支那清國奴，而日本則是高尚、優秀，上等的民族和文化。天賜洪福台灣能被割讓給日本，皇民化又能使台灣人浴火重生提升為日本人，擺脫身為劣等中國民族的卑賤和羞愧，我等何幸獲此？真是皇恩浩蕩，幸何如也！「一思及此，感恩之情泉湧不已」，視如再生之德。
         
王育德在他那本《苦悶的臺灣》就記載著：「穿著皇軍的虎皮，處於跟日本人幾乎無法區別的狀態下，和日本人並肩活躍前往中國和滿州、南洋打天下的台灣人，被當地人視為日本人，體味到優越感」。除了與日本一路同唱勝利凱歌的台籍日兵感受皇恩之外，還有就是正在受皇民教育，在每日的升降典禮上對著太陽旗唱日本國歌的學生，自覺身為卑微的台灣賤民，能攀附日本共享雄霸天下的尊威，當然是特別感到極有榮焉，興奮狂熱心醉神迷，飄飄然如登雲端，使得他們沉溺於對日本的崇拜與依附，陶醉於皇民化像是上了鴉片的毒癮。

日本人為了要台灣人願意犧牲效忠日本，一般講起來對台灣人的態度必然從倨傲轉而可親，凶暴轉為理性，對那些經年與老師相處的學生、與上層長官日常相處的低級台灣公務員與士兵，更是有受到恩德之感。日本人是否個個出自真誠，當然大有疑問，不過這就足以使得當時受影響的台灣人，尤其是深受皇民教育極其崇拜日本的學生，產生心靈的躍動與迴響。於是在皇民化的利益和光榮下，與日本人的溫情攻勢一拍即合，相輔相成，心甘情願上鉤入彀。光復後日本人與台灣人留下的最濃熾的感情，就是皇民化時期的師生之情，過去的日本老師經常會被邀請回台灣接受盛情招待。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當時青年的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被狼群餵養長大的人類小孩變成【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日本侵華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許多人對日本戰敗是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對中國的愛國心，即使有，至多也是五分鐘熱度，以後對著語言不通的大陸同胞，覺得他們比日本人更像外族異類。
           
台灣人在割讓給日本的歷史宿命下，吳濁流說得沒有錯，成了民族心靈的孤兒，只能選擇合適自己的依附對象，然而現實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只有認同日本一途。皇民化又使得台灣人(李登輝那一代)徹底自外於中國，完全失掉自己原有的民族本位，只有依附意識，祖國破爛落後不願認同，毫無自立自強希望民族復興，重建新中國的心懷，台獨「媚日總比媚中好」的心態即出於此，完全是皇民化的後遺症。台獨人士的第一志願是成為日本第五大島，第二是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最後才是台獨，半點台灣人的骨氣尊嚴都沒有。

事實上日本是民族性極強的民族，即使二戰時犧牲慘烈的琉球人，他們仍然歧視，對仇中媚日的台獨更是極其鄙視，李登輝那一代皇民台獨，以及他們的孝子賢孫受騙至今，卻依然陶醉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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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陳映真(曾被國民黨判處十年徒刑的左翼作家，因蔣介石去世百日而特赦，提早三年出獄，兩岸交流後投向大陸)，他對皇民化有著深透的解說：

〈皇民化是以強烈的洗腦手段進行的強制性同化運動。據研究，它的驚人的效果，不是來自懷柔，而正是來自強烈的民族歧視所造成的劣等感。

四十年的歧視統治，使被殖民者確定了自已無可改變的民族自卑感，皇民化運動就是在這優劣差等的定局上，日本人特別開啟了一道虛構的門，即【內(日本)臺(台灣)一如】、【皇民煉成】之門，提供劣等的島民一條「救贖」之道，一線翻身的希望。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努力修煉「日本國民精神」，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從而擺脫自己作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從卑賤不堪的「支那」的一切脫皮而出，化為潔淨、順服、謙卑的「天皇之赤子」。

這於是引發了一部分自信「卑賤」的奴隸們「皇民煉成」的歇斯底里。著名的皇民小說《道》，以身上所流的中國血液為大恥，至死要修煉成一個完全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個中的典型。
         
與韓國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韓國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甘作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鄙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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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是出於日本因戰爭的需要，需要台灣的協助。然而要台灣人「真誠」、「同心協力」，非使台人完全「日本人」化不可。

皇民化運動的核心重點是思想改造運動，係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致力於消彌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

1930年台灣的學齡兒童受小學教育不到30％，到1938年增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台灣懂日語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為40％，1944年更增加到70％。

其次是配合思想改造的生活日本化，皇民化開始後，殖民當局嚴禁台灣民眾信仰各種傳統宗教、神靈，改信日本神道教，專設日本的天照大神，並且強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業都要祭祀，同時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中、小學則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台灣人連自家祖先都不准祭拜，發起燒毀自家神主牌運動，規定各村各街家家戶戶帶出家中神主牌，在某日某地共同集中燒毀。

當然，物質獎勵是決不能少的，從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當局宣佈【恩准】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開始強烈要求台灣人說國語（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國語家庭」享受特惠，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優勢。

有人說改姓名的皇民化台灣人只占台灣人的2%，參戰的台籍日軍只占台灣人的3%，說明只有2%、3%的人接受皇民化，這是純然玩弄統計數字的說法。改姓名皇民化的當時，台灣人家庭的大家長都還是清朝遺民，大都中國意識強烈，所以只有2%。但是在日本統治後期出生長大的台灣人，如李登輝、蔡英文的老爸蔡潔生，國家意識就有轉變，這一代人少說也有70%以上是接受皇民化的。
          
說參戰的台籍日軍只占台灣人的3%，所以只有3%的台灣人接受皇民化，這個說法更是滑稽離譜，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的老弱婦孺根本不能當兵，如何能夠列入統計數字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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