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於2008 7月18日公開了蔣介石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五年的日記手稿。

對於考證歷史的人士，這份日記手稿是最足以釐清史實的一手性質珍貴史料，對於曾經親歷那段動盪歲月的散客，閱讀到它，就像似躦進了倒轉時光的隧道，所有塵封的往事又都鮮活了。

1945年8月14日凌晨，日本向波茨坦公告投降的決定，然而就在舉國歡慶抗戰勝利的同時，毛澤東卻趁蔣介石勢將被繫於淪陷區接收、政府重建、物價控制、防止通貨膨脹及肅清貪污腐敗等繁瑣工作的機會，違反朝野政治協議中蔣介石首倡「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國共和平建國，建設民主團結新中國的《雙十協定》決議，暗中展開「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爭奪政權佈建行動，在華北發動游擊戰，並利用國府實施戰士「解甲歸田政策」進行政治動員，吸納賦閒的退役國軍，及貧困的下層民眾，使抗戰時期只有5萬餘正規軍的共軍陣營，快速擴張至127萬餘人，同時組成民兵268萬餘人。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務大臣重光葵及軍方代表、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國海軍戰艦密蘇里號的甲板上，簽字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華民國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確認。10月15日，中華民國國軍在基隆港登陸，台灣民眾歡唱著由陳保宗作詞，周慶淵譜曲的“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清天白日清，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歡迎，六百萬民同快樂，壺醬簞食表歡迎”「歡迎歌」，熱烈迎接國軍。同時全台灣傳誦著陸游「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詩句慶祝回歸祖國；不論大街小巷都是鑼鼓喧天，鞭炮聲不斷，而且家家戶戶張燈結彩地慶幸從此擺脫了日本次等公民的奴隸身份。

1945年10月11日，蔣介石察覺發生於各地方的反國府民怨是毛澤東利用代表國府前往戰時淪陷區接收的大員偶有腐敗行徑的事實，刻意誇大渲染所激發，人民與國軍的劇烈衝突也是共軍所鼓動，於是在日記寫道：“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也”。指令當時率領四十萬軍隊駐防陝西的胡宗南嚴密監視共軍活動。從此以後，「剿共」成為蔣介石的治國首務，原本暗潮洶湧的國共內戰趨向白熱化。

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在臺北中山堂舉行台灣的對日本的受降典禮，由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從日本帝國所屬台灣總督府總督安藤利吉手中接受降書。同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機關處所設於現在行政院院址的台北市役所。

可惜好景不常。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面的「天馬茶房」前發現一名40歲的婦人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於是依法沒收林婦所有販賣的香菸及身上的錢財。林婦極力糾纏時頭部受創血流如注，於是向圍觀民眾哭訴是被查緝員葉得根以槍托擊傷。由於雙方語言障礙，群眾乃憤而圍毆查緝員們，傅學通逃到永樂町（今西寧北路）開槍示警，卻擊傷了在自家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

翌日，1947年2月28日。蔣介石在南京召見胡宗南，策劃奇襲延安大計，沒有把前一天發生在千里外的台北市的治安性質騷亂載入日記。但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地區，計劃周全的群體罷工、罷市活動突然展開，同時，有組織性的群眾也出現在本町、台北車站、台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區，專門針對來自大陸的外省人及商家進行施暴。首先遭到這批暴民攻擊的是本町正華旅社與虎標永安堂的「阿山」（外省人）；榮町貿易局所開設的台北最大的百貨公司「新台百貨公司」則在下午被搗毀焚燒。爆動同時向全台灣蔓延。

3月1日，蔣介石認為兵力不夠是動亂的主因，而在日記寫道：“台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同胞，其暴動地區已漸擴大，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同時另在他的【上月反省錄】中寫道：“台灣暴民乘國軍離台，政府武力空虛之機，發動全省暴動，此實不測之禍亂，是亦人事不臧，公俠(陳儀)疏忽無智所致也”。

隨後幾天，蔣介石的心思重點仍專注在陝北、山東等地的國共內戰。3月2日的日記：“昨晚與(胡)宗南研討收復延安計畫”；3月3日：“剿討延安時機已熟，不能再緩”。

直到3月5日，陳儀請求派兵，蔣介石才警覺事態嚴重。當天即指派劉雨卿率21師一個團、以及一個憲兵營開赴基隆。同日，電話指示陳儀：“政治上可以退讓，盡可能的採納民意，但軍事上則權屬中央，一切要求均不得接受”。他還緊急召回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要當面聽取報告，並派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到台灣，瞭解動亂的原因。

5日晚上，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宣稱台灣動亂嚴重，要求派飛機接使館眷屬離台。蔣介石在日記批評美國人：“浮躁輕薄，好為反動派利用，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悲痛之極”。

3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寫道：“對戰局，對台事，憂戚無已”。顯然，蔣介石在剿共戰爭及臺灣變亂的雙重壓力下，心情鬱結。

3月7日，陳儀致電蔣介石，希望加開一師，至少一旅。所有兵力都已投入剿共作戰的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責怪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事至燎原，乃始求援，可歎！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對於解決之道，則寫道：“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惟有懷柔”。

3月8日，蔣介石加緊對台灣軍事與黨務工作的部署，把「督導臺灣事變之處理」列為「本星期預訂工作課目」的最優先事務。中午，李翼中坦誠報告台灣情勢嚴峻，並提出解決的建議。蔣介石這才明白，事變的原因複雜，而最根本的原因是陳儀嚴格的社會與經濟管制措施。李翼中建議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多任用本省人、以及縮小公營企業範圍、並開放若干事業讓民間來經營。蔣介石沒有猶豫，僅稍作修改的全盤採納。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內心的焦慮：“華北延安匪禍正炙，而又加此不測，苦心焦慮，不知所極”。 

3月9日，蔣介石決定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去台灣，並要蔣經國隨行。其後連續兩個晚上，都和白崇禧仔細討論「台灣方針」。又擔心軍隊到台灣會展開報復，還特別指示劉雨卿“應特別注重軍紀，萬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

3月10日，蔣介石在國民政府國父紀念周講話時說：“已嚴令留台軍政人員靜候中央派員處理，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以期全台同胞親愛團結，互助合作”。

然而，劉雨卿的21師抵台後，陳儀立即實施戒嚴，要求軍隊進行南北夾抄，各縣市的暴動勢力迅速潰敗，連擁有警察武裝的台中「二七部隊」也無力抵擋，只能撤退埔里，經烏牛欄之役潰敗後，部分成員戰死，剩下的化妝潛伏，或自行解散，或撤離台灣。此外，陳儀縱容警備部隊毆打被捕暴徒，任意拘禁台民。

3月12日，蔣介石得悉情況，立即向陳儀下達命令：“飭陳總司令切實制止報復行為”。

13日，蔣介石聽說劉雨卿部隊在台灣強迫台灣商家接受僅在大陸流通的法幣，也立即指示：“飭劉師長糾正，通令所屬嚴守紀律，以爭取民眾”。同時親函陳儀，以極嚴峻的口氣指示：“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並在當晚的日記中批評陳儀：“公俠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

3月15日，蔣介石得知台中、嘉義、台東等地縣市長均已復職辦公，欣慰地記下：“台灣事變自軍隊運到後，已大半敉平，然以未曾根本解決也。可知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也就是這一天，胡宗南發動數十萬兵力開始對延安展開轟炸及進剿行動。

3月16日晚，蔣介石命陳儀辭職。陳儀次日即請辭。

3月19日，胡宗南的第一軍進入延安，但竟然已是空城（因為胡宗南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熊向暉是共產黨的間諜，所有軍事行動皆在共產黨的掌握之中）。

3月底，蔣介石再以24個整編師，45萬人，對盤據在山東和陝北的共軍進行大規模進攻。卻沒想到負責調動國軍的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是中共間諜，故意派遣張靈甫率領的74師重裝備部隊投入魯南山區，從地形不利重型武器的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導致全部美式裝備的整編74師及整編第83師一個團32000餘人全部被殲，張靈甫陣亡。蔣介石的剿共主力盡失，中共的解放戰爭隨即全面反撲，士農工商從此向背，國府的國內外布局開始全面性瓦解。

4月22日，行政院會議決議撤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省政府，任命曾擔任行政院秘書長、駐美大使的魏道明為省主席。

魏道明到任後，立即改革專賣局制度，撤銷貿易局，把幾個小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還要求國營事業改革。省政府也把部分國有土地出售給台灣農民，並鼓勵以市場機制來分配糧食與經濟作物。此外，魏道明進用了許多才學俱優的台籍人士擔任高層行政職務。這些措施很快的撫平了社會情緒，緩和了台灣人與外省人的關係。特別是國營企業開放民營的做法，為國民黨在1949年播遷台灣以後的政經改革，埋下了得能順利繼起的火種。

回顧這些內鬥往事，曹植因為受到魏文帝曹丕妒忌而吟出的諷刺骨肉相殘《七步詩》：「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禁躍然腦際，好生嘆喟。

最感不幸的是，如今的國家領袖馬英九，不知以史為鑑，無視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只為取寵於泛綠選民以圓連任總統私慾，竟冒然以當年二二八事件類比近期發生在中東的「茉莉花革命」，扭曲史實的說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與省籍衝突；甚且違背倫理的以「不公、不義」措詞詆譭蔣介石的懷德人格。

「當歷史對當代政客的私慾發揮作用時，史實就會被扭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享譽世界的義大利籍哲學家貝奈戴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揭露奸人嘴臉的名言，果然被馬英九印證了。

馬英九真是可恥！

我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