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龍斌在北京一番「孤兒情結」說，引發不少議論。可是卻有一位知名歷史教授在電視上發言：「當年清廷割讓台灣時，以唐景崧為首的台灣仕紳，在第一時間就表達了立場…」，令我大惑不解。

首先，唐景崧不是「台灣仕紳」，他是北京政府派來的巡撫，當時他接受了「台灣民主國」的大總統職位。可是，當日軍進迫獅球嶺時，眾人請大總統進駐八堵，以展現死守精神，他卻拒絕了。

營官李文魁衝進巡撫衙門，大呼：「獅球嶺亡在旦夕，非大帥督戰不可。」唐景崧聞言，將案上的軍令架擲於地上，說：「軍令都在那兒，你好自為之。」李文魁低頭撿拾軍令，等他抬起頭來，唐景崧已經不見了。

原來，唐景崧一刻都不停留，帶著他的巡撫官印，直奔滬尾（淡水），搭上德國商船逃走。

台北城群龍無首，潰兵與土匪在城內劫掠相鬥，「死者五百人，哭聲滿巷」。亂局無可收拾，經過兩晝夜之後，林維源（板橋林家）、林朝棟（霧峰林家）、丘逢甲（客家義軍領袖）相率而去。

跑不掉的，只能自謀救濟。艋舺紳士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等，前往大稻埕，與林春生商議。想來想去，只有請日軍前來鎮撫。可是這些仕紳都不敢去。剛好，鹿港人辜顯榮在台北，他就自告奮勇，前往基隆，謁見日本天皇任命的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請日軍來鎮壓台北城亂民。

這是台灣「乙未抗日」的實際經過，詳細記載於《台灣通史．獨立紀》。

我一貫認同並主張，台灣獨立是言論自由。可是我卻非常擔心，如果哪一天真的「獨立」了，會不會重演如上一次那樣的情景。

某教授說唐景崧是台灣仕紳，還不是他最錯的部分。

讀歷史就是要避免重蹈歷史告訴我們的「前車之覆」，歷史教授應該要教導我們認清，「仕紳代表民意」是乙未抗日留下來的最嚴峻教訓，因為仕紳只考慮自己的身家性命，心中哪有國家、人民？很遺憾，某教授可能忘了他的責任。

本專欄自今年初就一再提醒，要有「乙未戰略」。而擬訂二○一五年的乙未戰略，又豈可不借鑑一八九五年的乙未血淚史？可是竟然連歷史教授都如此糊塗，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