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敏如 Yen Minju (舊文)

　

        2006年9月中旬本篤十六世在成為教宗之後第一次回到德國探訪。他在出生地受到鄉親的熱烈歡迎，並在曾經執教的雷根斯堡大學做了一場題目為「信仰、理性與大學，記憶與回顧」的演講。

        教宗在大學廳堂面對學者、教授與學生，首先談到他在大學中愉快的回憶，他的神學教授生涯是人生重要階段等等。接著說明，以暴力傳播信仰是荒謬的，因非理性行為違反天主本質，並引出理性成份在基督宗教發展史中的探討。

        然而就在教宗發表演講後不久，伊斯蘭世界突然爆發形同向西方挑釁的巨大怒潮。巴基斯坦國會通過譴責教宗的決議案；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的幾個教堂被夷為平地；索馬利亞的伊斯蘭神長宣稱要捕殺教宗，一位在當地兒童醫院服務的修女讓人從背後射擊三槍，當場斃命；伊拉克港都Basra穆斯林的抗議遊行中，燒毀代表教宗的一具假人，有人揚言要向羅馬及梵蒂岡發動攻擊；更有網路激進份子呼籲要打一場宗教戰爭！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西方本身對教宗演講的反應，一些學者以行家的姿態與口吻對教宗進行解讀與批判：

        哈佛大學神學院院長威廉•格拉罕姆指出：一般而言，設想基督教或伊斯蘭教在任何問題上有統一的看法是非常天真的。在任何一個時期，宗教傳統中信徒的表現方式都差異極大。我們不應該將一個宗教或一個人群簡單地歸納為善或惡，理性或非理性。

        伊斯蘭政治思想助理教授摩蒂塔•柯漢認為：在攻擊伊斯蘭時，梵蒂岡應考慮到自己的聲譽並不完美。天主教教士的性醜聞、在盧安達的人權紀錄都是梵蒂岡在批評伊斯蘭之前應該反省的。

        聖母大學教授布萊安•達利說到：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天主教都發生過宗教暴力。在西方和伊斯蘭的論辯中，雙方都握有許多不利對方的證據。要透過自己掌握的文獻資料攻擊對方，而不考慮前因後果，是十分危險的。

        專研伊斯蘭歷史的教授伊馮妮•哈德則說：引語事件表明，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對伊斯蘭的口誅筆伐並沒有多少改變。一般非常注重政治正確的西方，在與伊斯蘭打交道時卻少了這層考慮。此外，穆斯林的反應也表明他們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伊斯蘭政策非常不滿。全球反恐戰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對以色列的偏幫，都讓穆斯林非常生氣。天主教會在二戰時對納粹屠殺猶太人一事採取中立、不干涉的立場，曾引起許多猶太人的怨憤。在納粹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事情上，天主教會做出了努力，尋求猶太人的諒解，但在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問題上，天主教會並沒有尋求過穆斯林的寬恕。

        媒體更是慶幸這天外飛來的大好時機，立即對其心目中冬烘保守的梵蒂岡口誅筆伐。

        美國紐約時報認為：不論教宗是故意或疏忽，他播種了痛苦，是悲哀而危險的。教宗冒犯了穆斯林，必須表達誠摯而另人心服的歉意。

        瑞士新蘇黎世報寫道：教宗對伊斯蘭本身及其運作狀況缺乏興趣，他既不謙遜也沒有自我批判的能力。

        德國週日報強調：教宗應多研究伊斯蘭，他既沒提Franco、Salazar、Pinochet等天主教徒（這三人分別是西班牙、葡萄牙、智利的獨裁者。註1），也沒點名基督教激進份子布希有關十字軍的言論及其對伊拉克的武力政策。

        在這些言辭炮火聲中，相信許多讀者意欲一探究竟，到底這次危機的引爆點為何？筆者的提問重點更在於，伊斯蘭世界紛擾、威脅與暴力行動的主使者、支持者及行動者，有幾個人真正讀過教宗的演講全文？西方的學者專家與主流媒體，在大型通訊社斷章取義地引用講辭後，究竟有多少人用心讀過原文或譯文？

        為了有個較公允的論斷，筆者就教宗演講文稿的第二、三頁部份，約略試譯如下：

        我們大學裡有件特別的事，竟然有兩個科系和一個「不存在」有關；亦即，有兩個科系和天主有關。在大學裡有著激烈的質疑是必要且理智的，不但以理性討論天主的問題，也和基督信仰的傳統有關，這在大學裡是無庸置疑的。

        最近我讀了Theodore Khoury教授所寫對話的一部份，才又想起這件事（指大學裡的科系內容）。這段可能是1391年拜占庭君王Manuel II. Palaeologos在安卡拉冬營和波斯學者就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以及兩者真理所做的對話。

        Manuel王可能於1394至1402年間，在君士坦丁堡被圍時把這段對話記錄下來。我們可以看到，他把自己的想法寫得比波斯學者的答案更為詳盡。

        這段對話包含從聖經及古蘭經所簡要改寫的信仰結構，不但特別圍繞著天主及人類肖像的議題，也反覆地、必要地圍繞著舊約、新約、古蘭經等三個律法的關係予以闡述。

        在今天的講話中，我只希望就較是邊緣化「建立對話」這一點來談談。信仰與理性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希望對話的建立是我思考信仰與理性的出發點。

        Khoury所寫的第七段談話裡，（上述）君王提到了Jihad（聖戰）。這君王一定知道，在古蘭經第2章第256節是：「宗教之事，絕無強迫」。這是穆罕默德尚無權力並受到威脅時的早期經文之一。君王當然也知道，後來寫進古蘭經的，關於聖戰的規定。

        在沒參與討論如何對待寫經者及異教徒不同做法的細節之前，他便以令人驚訝的粗暴形式，直接以宗教與暴力的關聯為中心問題，向他的對話夥伴提問。他說：「給我看，穆罕默德帶來了什麼新的東西。你只看到邪惡的及不人道的，就像他所規定的、以刀劍傳播的信仰」。

        君王很仔細地說出，為什麼透過暴力傳播信仰是荒謬的，因為暴力違反天主及靈魂的本質。他又說：「天主不喜歡血腥。不以理性行事是違反天主的本質。信仰是靈魂而不是肉體的果實。想帶領人進入信仰者，必須能有好的宣講與正確的思路，而不是暴力與威脅… 為了說服有理智的靈魂，不需要手臂、不需要打人的工具，也不需要以死亡做為威脅的物件…」

        上述反對以暴力使人信服的關鍵句子是：不以理性行事是違反天主本質的。Khoury評論說：「對於一個在希臘哲學氛圍中成長的拜占庭君王，這個句子是顯而易見的。對伊斯蘭的教導而言，真主是絕對的超越，其意志完全不受制於人類任何領域，當然也不受制於理性。」

        Khoury也節錄法國著名伊斯蘭學者R. Arnaldez的著作：Ibn Hazn甚至解釋，真主不保證，也沒有義務對我們顯示真理。只要祂願意，人也必須盲目崇拜。

        在此，對天主的了解便有了分歧，宗教的具體實現也正是我們今天的挑戰。「違反理性行事是違反天主本質」到底是希臘式的哲學思想，還是原本就是如此？我想，在這點上，看得見的深層共鳴是在於希臘哲學的意義及建立在聖經上，對天主的信仰。若翰在其福音的序言裡引用了創世紀第1段的說法：在起初已有聖言。

        接著教宗指出，信仰與理性、正確的啟蒙與宗教相遇，在基督宗教本身及其傳播發展上佔有決定性的重要地位。

        Manuel II.的確說出了基督信仰與希臘哲學兩者的相融之處，亦即，不以理性行事，就是違反天主本質。天主的超越性與不同性是如此高揚，以至於我們的理性無法反應出天主的美好與真實；我們也無法得知祂確切決定背後深不可測的可能性。教會信仰始終認為，天主永恆的造物精神與我們的受造理性之間有相似之處。聖經信仰與希臘哲學問題兩者間的相互接近，不僅決定宗教史，更是決定了世界史的進程。細看之下，近代（西元1500年以降）神學三大「去希臘」潮流雖彼此關聯，其理論基礎與目標卻迥然相異。「去希臘哲學」首先和16世紀教會改革者的基本訴求相契合。（認為）信仰已不再是活生生的、有歷史意義的字眼，而是置放於哲學系統之中， 應解放信仰，讓其回復完整的自我。19與20世紀的自由神學是去希臘化的第二個潮流。Harnak主張回歸簡單的人，耶穌及其簡單的訊息，此訊息先於所有的神學與希臘哲學。 與人類有關的歷史、心理、社會、哲理等也企圖向（數學、自然）科學性的法則靠攏。此種方法不但無法概括天主的問題，更讓天主的問題顯得不科學或先於科學。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宗教倫理問題，無法在共同的、從「科學」轉變而來的理性範圍找到位置，而必須移轉到主觀上。主觀是以個人經驗決定宗教應包含什麼，主觀的良心則成了最後的、唯一的倫理主管機關，倫理與宗教也因此失掉彼此結合的力量，而任憑詮釋。威脅我們的、病態的宗教與倫理必須加以阻止，這些讓理性變得狹窄而無法包含宗教與倫理的問題。從進化論、心理學、社會學規則而來的倫理實驗是絕對不足的。我必須簡短提出目前正進行的「去希臘化」潮流。由於不同文化相遇，現代人喜歡說，和古老教會融合發展進行的希臘哲學，是基督宗教第一個置入的文化，其他文化再也無法加入。此一看法不僅錯誤，更是粗糙而不精確。新約由希臘文寫成，本身已接觸了希臘精神。現代理性粗略的自我批判根本不想了解，必須回到啟蒙並對其自身加以審視的重要性。 從人們對於新興可能性（新的實驗、學說）的歡迎程度，我們看到了其中的威脅，且必須自問，該如何駕馭這些威脅。 只有理性與信仰以新的方式找到彼此，只有克服透過實驗證明是錯誤的自我設限的理性，再度完全打開應有的廣度，才能成為這些威脅的主人。也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神學不再屬於歷史及人文科學的體系，而變得獨立自主，並在大學裡對信仰的理性發問，與科學對話。唯有如此，我們才有能力展開宗教與文化真正的對話。西方世界認為只有實證的理性（專注於搜集而不思考的理性）以及與它有關的各種形式的哲學才是廣博而普遍的。然而世上深層的宗教文化卻正好認為，這種摒除理性世界中天主成份的，正是違背理性最內在的本質。對於有關天主的一切不聞不問並將宗教排擠到次文化領域的理性，是沒有能力進行文化對話的。我們以理性的寬廣邀請夥伴進行文化對話。不斷尋找理性一直是大學重要的課題。

        從以上片段可看出，教宗始終扣緊題目進行推論，闡明信仰與理性關係的重要，並期許宗教文化間的對話能發自校園，由學術界擔綱。以筆者亞洲人的眼光來評介，教宗的行誼較是當今西歐社會的傾向–– 坐下來談。

        爆發穆斯林抗議怒潮的是，教宗講辭中所引用14世紀拜占庭Manuel II. Palaeologos君王所說的「穆罕默德帶來了邪惡與不人道」和「以刀劍傳播信仰」那段話。然而，教宗明白指出「他（Manuel）以令人驚訝的粗暴形式，直接以宗教與暴力的關聯為中心問題…」，換句話說，教宗是對君王的態度先做出批判之後，才以此為出發點，闡釋他對信仰與理性的推崇，並指出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在形上觀點的相異之處。

        西方通訊社斷章取義的結果，令人見識到媒體驚人的燎原效應。寫新聞稿或評論者，彼此擷取消息、發表議論，在尚未讀畢全文之前便已妄下斷語。如此搬石砸腳的躁進行為，果真引發戰爭，責任在誰？

        相對於「邪惡與不人道」的爭端，穆斯林（回教徒）與世人所要密切注意的應該是，教宗援引其他學者話語的內容：「對伊斯蘭的教導而言，真主是絕對的超越，其意志完全不受制於人類任何領域，當然也不受制於理性」，以及「真主不保證，也沒有義務對我們顯示真理。只要他願意，人也必須盲目崇拜」。筆者相信，此處才是教宗希望對話的重點 –– 宗教與理性的關係。

        土耳其宗教主管機構負責人Ali Bardakoglu曾說：「天主教限制了理性，並在個人及其對天主的超越性信仰之間置入了教會的權威。相反地，伊斯蘭直接信仰真主，是解放個人與理性的宗教。」乍看之下，伊斯蘭（回教）的阿拉與穆斯林之間沒有任何其他元素的介入，是神人之間的緊密結合。然而，阿拉並不直接說話，旨意必須經過轉達與詮釋。一個拒絕理性、不能發問、不能探討，或因某種緣故而受操控的信仰，可能呈現何種面貌？請看下面這個包含一個穆斯林、一個猶太人、一項爭論與一件謀殺案的故事。

        穆罕默德在麥地納生活時，人們常請他解決爭端。一位穆斯林需要有人評斷他和另一位猶太人之間的齟齬。猶太人說：「我們去找先知穆罕默德，由他做決定。」
那個穆斯林拒絕了，他想找穆罕默的軍事將領之一Umar ibn al-Khattab，這人不喜歡猶太人是出了名的。
        猶太人答應了穆斯林的提議，並和他一起去到Umar的家裡。Umar說：「別找我，你們應該找穆罕默德先知。」
穆斯林說：「不，我要你做決定。」
Umar說：「等等」。他進到房裡，拿出一把劍，出來時，揮劍砍斷那穆斯林的頸子。
人們聽到所發生的事故，非常傷心，因為穆斯林不應殺害穆斯林。殺人的Umar會有什麼遭遇呢？
        穆罕默德也很傷心，因為Umar是他最忠實的將領之一。隨後，穆罕默德得到了一個啟示。他告訴人們：「歡心吧！阿拉告訴我，他會免除Umar的罪。」
        啟示的內容是：
        對你的主發誓，他們不信道，直到他們請你（穆罕默德）判決他們之間的紛爭。他們的心裡對於你的判決毫無芥蒂，並且完全順服。（古蘭經4：65）
換句話說，在穆罕默德之外尋找評斷是「缺乏信仰」的表現，缺乏信仰就不是穆斯林，所以Umar殺掉一個非穆斯林，並沒犯錯。
        當其他穆斯林聽到這個古蘭經的啟示時，他們歡欣舞蹈。

        伊斯蘭不許以理性發問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名埃及人因著他先進的觀點，被迫離婚。一名巴基斯坦學者因問了「穆罕默德在得到第一個啟示之前，到底有何信仰」，已被關進監牢兩年。另一名曾在開羅Al-Azhar大學（有千年歷史，阿拉伯世界最負盛名的伊斯蘭大學）執教的伊斯蘭歷史與文化專家，因在課堂上鼓勵學生提問，而慘遭秘密警察刑求。

        「梵蒂岡風波」發生之後，相對於害怕受到報復而對伊斯蘭威脅態度屈從的西方國家及媒體，教宗不卑不亢、嚴守立場。他不像紐約時報所要求「向穆斯林道歉，因為話語也能治癒」那般地在世人面前賠罪，而是在短短兩週內三次對於被解釋成冒犯穆斯林的反應深表遺憾，並說明，他所引用中世紀這一小段文字並不代表他個人的看法，希望世人能讀出他真正的訊息，以消弭誤會，緩和情緒，並以彼此尊崇的態度共同有個開誠佈公的坦率對話。

        教宗不贊成Manuel II對波斯學者的態度，卻看重他談話的內容。他真正要表達的是，對理性信仰的尊崇、對伊斯蘭教義中將阿拉旨意絕對化的質疑，以及對以暴力傳播信仰的拒絕。此外，他更斥責西方是生活在批評天主的年代，一個面對天主顯得聾啞，並將宗教排擠到次文化領域的理性，沒有能力擔當文化對話的重任。在這件事情上，穆斯林在西方找不到一位比教宗更適當的辯護律師。

        羅馬有個漫畫家嘲諷地畫著，兩千年來梵蒂岡已學會穿著鉛鞋走過雞蛋，本篤十六世通過了這次考試。半島電視台（如同CNN，是阿拉伯國家第一個國際電視台）轉播他在廣場上的彌撒，埃及兄弟會（被認為是伊斯蘭恐怖份子組織的濫觴）對他的解釋表示滿意。然而教宗並不以此次風波和平止息為滿足，他的對話呼籲不能看成是一般政治人物的安撫姿態。他不容忍微笑握手等形式禮儀，特邀21位伊斯蘭神長到梵蒂岡，面對面，傳達強力要求對話的訊息。此一急迫感或許對台灣人相當陌生。讀者若能想像，頭戴黑色面罩、右手持有衝鋒槍、左手高舉古蘭經、環腰繫緊炸彈的年輕伊斯蘭激進份子，或許更能體會教宗的憂心，以及他如何舉起重重的鉛鞋，輕輕走過一地易碎的雞蛋。

        當今的挑戰是，伊斯蘭精英大都相信其信仰的優越性，且缺乏理性質疑提問的傳統。西方應支持有改革意願的少數，讓這些人對古蘭經文本及規則做出符合當代各領域的詮釋。伊斯蘭在中世紀曾有過輝煌的文化，現在卻死守神權政治，並遭到偏激神長的欺騙與愚弄。

        伊斯蘭精神上、政治上的領導人必須清楚答覆，他們的宗教是否能與民主法治國家、自由與多元社會的要求相結合；更必須積極尋找能夠指引方向、整合內部的人物，好讓世人有個對話的窗口。而將天主與理性信仰貶抑成邊際效益，只看到截了肢的真理，而使得社會溫暖、生活意義、家庭價值等退位成辭典字彙的西方，也應檢討，究竟在國際事務有何策略上的失誤，才讓激進的穆斯林有可乘之機。

註1：本文的括號說明，全由作者自行添加。
註2：在教宗發表演講10天後，一名在加拿大執教的教授及一名巴勒斯坦的記者均撰文抨擊教宗言論不當。筆者曾以電郵詢問兩者是否讀過教宗演講全文，卻收不到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