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0/04/01 17:24:21瀏覽1671｜回應2｜推薦90 | |
「建議讀者從最下面<不是傳奇>，約18年前所寫，較長、較文學性的報導讀起。」  格林自行搭建的簡易舞台。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作者提供。法蘭茲．格林（Franz Grimm）是瑞士索羅屯邦（Kanton Solothurn）文化界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從1982年起，他獨自籌辦音樂會，至今進入了第37個年頭。 2020年是貝多芬250歲冥誕，對他曲子的獨奏、重奏、團奏及大型交響樂團的演出，世界各地音樂界早早計劃了各項活動。除了媒體報導，電視、廣播公司的音樂會轉播和分析樂曲的討論，必定是節目單上不可少的項目。在這重要年度裡，音樂人格林自是不例外，貝多芬的曲目勢必出現在他那以手繪製、簡易排列、稍嫌擁擠的小傳單上。不僅紀念樂聖，格林先生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值得他慶祝，那就是，他以一人之力舉辦的第650場音樂會將在2020年登場！
在一個高度工業化、資訊化，幾乎事事以金錢做為衡量單位的瑞士社會裡，格林單獨在37年歲月中舉辦650場音樂會，是怎麼做到的？以下是作者訪談格林的談話，以問答形式展現。
我：距離我們上次長談將近20年了！記得你當時正為學校對你的抹黑所苦。 格林：沒錯。有個日子我永遠也不會忘記，2003年3月6日！ 我：為什麼這一天最特別？ 格林：我原本是小學老師，在史坦納學校時（Rudolf Steiner Schule，類似台灣的森林小學），不論教學或個人的生活都很愉快，直到學校發展得背離它的辦學初衷時，我才毅然離開。之後我找到只有一年的臨時教職，面對的學生都是「最弱」的孩子，接下來才落腳在專門接受智障孩子的特殊學校。我和那些「最弱」的孩子相處得很好，到現在都還有當時的學生認得我，和我打招呼。在智障學校的教學也沒問題，由於我曾在藝術學院進修過，特別是美術、勞作課，更是駕輕就熟。兩年後，開始有其他老師質疑我的教學資格。的確，我是一般小學的老師，沒有修過特殊教育學分，在智障學校教學不夠格，但是我不願40多歲時又去上課進修。由於我和學生、家長們都處得很好，校長礙於其他老師的壓力，卻不願我離職，便主動到邦裡的主管機關，幫我取得特准證書。 校長心裡明白，啟智學校老師的離職率高，要找到像我這樣和智障孩子相處愉快的教職人員相當不容易。或許因為學校由民間基金會主持，較有彈性，不致於僵死在證書、證明等等外在形式裡。沒料到，這才是災難的開始。我必須戰戰兢兢地過日子，任何一個小錯誤都會是其他老師攻擊我的藉口。 我：為什麼呢？出於什麼原因？ 格林：我想，應該是出於忌妒！我不但受到學生、家長的歡迎，我主持的Frag-Art音樂會也相當成功，當然有人不喜歡看到我校內、校外兩面討好。 支持我的教長離開後，新的校長讓我的日子更難過了。妳知道，謠言就像瘟疫。新校長不但聽信眾言，還讓人監督，我是否對女學生動手動腳，是否連男學生也不放過。這完全是子虛烏有！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我領著幾個孩子走過學校花園時，一位女老師以鄙視的眼神和嘲諷的語氣衝著我說：「好一個混水摸魚的手法唷！」 我：我知道，瑞士社會在教師性侵孩子或青少年的事情上，簡直成了偏執狂！對了，那個特別的3月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格林：事情是這樣的，那天，校長、幹部和基金會理事聯手找我去談話，我不願單獨前往，所以就請處理教師遭受聚擾事件（mobbing）的專家一起出席，這當然要事先得到學校首肯。可是，當天雙方根本沒進行談話。大家坐定後不久，校長就宣佈，「這事不用再談，格林先生明天中午就會收到解聘通知！」意思是，學期結束後，我不能再在啟智學校任職。 還有，由於這事讓校方歸於「保密義務」的範圍，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過問這事的始末，也因此，為了不至於不小心而犯錯，其他老師根本不敢和我交談，想想，這種日子怎麼過下去？我被迫去找家庭醫師談我的情況，他先出證明讓我請一個月病假，後來又延長3個月，直到學期結束。這期間，學校還故作姿態，他們知道這事對我不好受，願意提供學校經費，讓我去找心理醫生。我的家庭醫師夠好，我不需要他們的施捨。 我：所以你4個月不上班，薪水照拿？ 格林：當然！我離開啟智學校後，以56歲年紀非常幸運地找到另一所小學教書，直到退休。
我：現在你退休了，再也不用受氣了。 格林：原則上是的。不過，人一旦成了某種程度的公眾人物時，那些外來的，令人生厭的忌妒就會應運而生，不請自來。比如，一旦我發出的音樂會廣告單上有「世界級」（weltklasse）的字眼時，就會有人說「噢，你現在也請得起世界級的演奏家了！」意思是，在我籌辦音樂會裡登台的人，不過是要找機會表現自己罷了，世界級的演奏高手哪會到瑞士的一個小城來，更不可能會經由我這個連經紀人都談不上的退休教師的介紹，來為不知道是否真正懂音樂的人演奏。這話當然是某種軟性攻擊，認為我不自量力。 持平而論，這話也對，也不對。我的演奏者，他們的名字也許出不了一個城、一個邦，更遑論「全國皆知」；但凡事都有個開始，那些頭頂世界級光環的人，有誰知道，他們成名之前曾經有多長時間經過什麼歷練？在我的名單裡，確實有許多演奏好手，他們身經百戰，不見得需要小城的登台機會，但是基於情誼，他們總是願意回來和老聽眾見面。這種人際間珍貴的互動和是否是「世界級」有什麼關係呢？不過，我的確會考慮往後是否再使用「世界級」這樣的字眼。 我：除了這些「社會現象」之外，還有讓你不舒服的事情？ 格林：SUISA！ 我：沒聽過。 格林：那是音樂領域的智慧財產保護組織。這機構在蘇黎世，規模相當大，有上百個工作人員。他們的規定是，如果曲子在作曲家死後50年演奏，就不需要付費。他們把不同的樂曲分成各種類別和等級，相當複雜。我依稀記得，基本費用是60瑞朗（約1,800台幣）。有一次我收到一張特別的繳費通知，才知道，50年的限制，現在改成了70年。通常我請演奏家儘量選擇舊曲子，他們也都願意配合。如果非要演奏現代作曲家的作品，我會事後主動通知SUISA，並繳費。 我：奇怪，你不在媒體上刋登廣告，他們怎麼找上你的？ 格林：我可以想像，他們在瑞士各地派人「刺探」，只要隨便一張我的傳單落在他們手上，要找到我就太容易了。還好，這方面的支出不大，畢竟古典音樂作曲家往往是幾百年前的古人了。 我：保護創作者的權益，理所當然，不過年限怎麼定，規則不在我們一般人的手裡；而且權利金到達創作者或他們家屬手裡的過程中，究竟經過哪些手續以及付多少手續費等等，大概只有少數人知道。對了，你的Frag-Art音樂會似乎變貴了，有幾次我看到傳單上有40瑞朗（約1,200台幣）的票價。 格林：那是極少的狀況，不過，這不正是人們批評的「世界級」應有的票價！這是玩笑話。妳知道，一開始，有14年的時間我採取自由捐款，每年我自己拿出1萬瑞朗（約30萬台幣）支持演出。光是市政府大音樂廳的租金就要900瑞朗，演奏用的三角鋼琴，租金和調音費是460瑞朗，還有我自己寫看板、印傳單、郵寄節目表，開車到處去掛廣告牌、貼節目單、買花束送演奏者、接送他們，如果有人在我們家過夜，為他們準備早餐等等，許多可預見或不可預見的費用，相當龐雜。
我也寫信給政府機構或彩券公司請求協助。這裡一點，那裡一些，多少給演奏者小小的酬勞。我退休後，經費更困難，後來想到一個辦法，如果我每年能找到100個願意捐助100瑞朗（約3,000台幣）的人，那一年就有救了！格林還告訴我，他和太太去聽音樂會時，往往會留到最後，觀察演奏者在台下和聽眾互動的情形。只要他覺得演奏者誠懇、有心，他便會上前，自我介紹，試探演奏者是否願意來參加他籌劃的音樂會。有的欣喜地答應，有的必須先回問自己經紀人有關檔期的安排。至於那些一看就是高傲、冷酷、自認為有「市場價值」的演奏者，不會是格林進一步願意認識的人。 這就是我認識的法蘭兹．格林先生。他是傲慢的，特別是在無邊的虛偽面前。 不是傳奇 顏敏如
現在我真是害怕接聽電話。剛剛從維也納打來的女高音和我談了好一陣子，只好答應兩個月後再回覆。為了市政府音樂廳的整修，我必須把所有節目移後半年。前些日子在一個黑管獨奏會之後，北艾拿了些從電腦印出的紙張要我看。還真嚇了一跳！是誰這麼有心把我這些年來所寫的傳單，我工作的動機及媒體採訪的紀錄全製成了網頁？電腦我不懂，可是上了網的後患，可領教得透徹了。除了瑞士本土之外，來自歐洲各國，只需要有上台機會，願意無償演奏的個人與團體相繼跟我取得聯繫。有的寫了文情並茂的書信，有的送照片贈光碟，無非是想一展身手，獲得認可。我知道，如果莉莎沒搬出去就必須對我更有耐心。大約十年前，她當選為區裏的主委之一以後，我們之間的距離愈加擴大，不但共同話題明顯減少，興趣更是南轅北轍。現在她已和那個從事園藝的男友住在一起，心情應該好些。就從最近一兩次他們請我吃飯，我也回請他們時的氣氛，可以清楚感覺出來。
###
1947年法蘭茲‧格林（Franz Grimm）出生於瑞士索羅屯邦(Kanton Solothurn)，父母均為簡僕的工人。他一生從事小學教師的工作，十九年前為了讓一般販夫走卒也能親耳聆賞高水準的古典音樂，以最克苦的方式獨自一人籌辦音樂會，至今已有三百多場，成為瑞士西北地區的傳奇人物。
###
莉莎是我在師範學校裏的同學，我們在二十一歲那年匆匆結婚，不是因為先有了孩子的關係，而是我們有一個在山上小學工作的機會。他們要求一定要夫妻檔教師，為了獲得這個工作，我們只以兩個月的時間，一邊應徵面談，一邊籌劃婚禮。這事雖引起家裏極大的不愉快，我們還是如願上山。
那是個海拔一千多公尺的美麗大草原，能見度好的時候，可以望見遠處群峰高聳的阿爾卑斯山脈。春天開著窗睡覺，一大早便會被吱喳的鳥聲吵醒。山上只有幾戶素僕憨直的人家，學生寥寥數名，生活起來沒有壓力，我們也開始有了自己的收入。那個冬天下了場罕見的大雪，讓人幾乎無法在外正常行走。就在這大雪封山，天寒地凍的時候，我們第一個出生不久的孩子卻因病夭折，這事著實讓我們難過了好一陣子。
我們在山上渡過了一段沒有煩囂人際，出門即可踏青的日子。第二年，朋友捎來消息：一個教會機構招人到非洲服務。我和莉莎興緻勃勃地，打算到維也納接受訓練以便前往，不料卻遭到父親堅決的反對，他甚至以死相逼，說是如果我真去了，就別忘了帶些非洲的野草回來種在他的墳上。我只好放棄這一難得的機會。
###
二十一歲的格林在1968年帶著新婚妻子，去到瑞士與德法交界烏拉山上的一所迷你小學任教。正當全世界各大城的年輕人，如火如荼展開反越戰反資本主義浪潮，毛澤東與卡斯楚被拱捧成勝利英雄，共產主義方興未艾之際，格林有幸能遠離俗世爭議，在群山環擁中毫無疑惑踟躕，讓早已在他內心駐守多時，對自然的大愛得以不受拘束儘情發揮。
###
我們陸續有了四個孩子，大女兒後來成了護士，雙胞女兒中早出生四分鐘的姐姐，先是木工學徒，又受訓轉行，現在任職邊界海關。雙胞妹妹原本是老師，卻改到電信局上班。唯一的兒子在他喜歡的建築行業裏待了幾年，突然興起當老師的念頭，便克苦自修報考師範學校，現在跟我一樣是個小學老師。孩子都已成年，我也當了爺爺，和莉莎的離異應該不會對他們有所傷害。
我自己在幼年時便已清楚知道，將來會以老師為職業。不是我對教職單純的崇拜，而是家裏的因素。我在二次戰後，出生於瑞士西北部烏拉山南麓一個叫Trimbach的小村莊裏。父親是油漆匠，母親在附近的工廠上班。我排行老二，上有一繼承父業的哥哥，下有一當電器工的弟弟，以及一個在印刷廠任職的妹妹。由於父母的第一個孩子是男的，母親懷我時，便直覺地認為我應該是女孩。她在懷孕待產期間，便手織了許多女孩子的衣帽手套及裙褲備用。雖然我的出生帶給家裏些許的失望，他們卻也捨不得將織好的衣物丟棄或送人。直到三四歲為止，我一直是被裝扮成女孩，跟我作伴的也是娃娃之類的玩具。還好這個為滿足父母心願的裝扮，並不曾引發我對自己性別認同的困擾。
村子裏大部份的人，不是在鐵路局就是在Bally鞋廠就職。爺爺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公，是家族裏唯一較有學問的人，當了一輩子的老師，更是我父親心目中的模範人物。我自小便學習快速，相當聰穎，大人們早就把我和叔公相提並論。大約在小學一年級時，成為老師的種子便在我心裏萌芽，所以我的職業選擇不曾經過思考掙扎，是自然形成。
我們舊時的家離樹林子大約三百公尺。森林是我和同學及鄰家男孩遊戲的天堂。任何男孩們聚在一起又沒大人在場時，所可能玩的花樣，我們無一不實驗，無一不經歷過。我們比賽爬樹、削樹藤做弓箭、扮印地安人、玩警察抓小偷。在樹叢野草堆裏神出鬼沒，比賽誰被割傷刺傷最多，而又神態自如，嬉笑自若。有次我把尼可塞入一空樹幹內，讓他的兩腿相交叉而無法以自身的力量爬起，以做為他遊戲作弊的懲罰。又有一次為了包抄一頭小鹿，我們四散各處卻迷了路。天很快暗了下來，我在林子裏又飢又凍，渡過恐怖後悔的幾個小時。五個男孩同時失蹤的消息驚動全村，當村子裏的男人又叫又喊，氣急敗壞地分別找到我們時，卻又如釋重負地忘了責罵。我們幾個獨自在山野直到深夜的男子漢，頓時成了學校裏的英雄。幾天後，當我們又聚在一起時，便互相吹擂評比，誰受到的懲罰最嚴厲。
###
格林原是山野孩子，他的詩作「春天」紀錄了他對人類應多親近大自然的要求： 花園裏 森林中 一次次的呼吸與翩動 朝向遠方濕冷的原野 雲雀歡頌著春之歌
鶒鳥大聲笛唱 一生的智慧 人們庸庸碌碌 鶒鳥是否過於輕聲？
啊，你們太過富裕的小丑 難道要吹奏起長號 才能在你們疲憊的耳裏 再度響起旋律
###
我自小便對鳥類感到興趣。叔公有厚厚一大本鳥類圖鑑，是我最喜愛的課外讀物。我常獨自在林子裏徘徊一整個下午，觀察鳥的習性，傾聽它們不同旋律的歌唱。藉著圖鑑上的指引，我很快能分辨各種鳥類的特質，準確無誤地叫出它們的名字。時常，我要在林子邊緣流連，直到遠遠看見母親在門前揮手，才不捨地踏著夕陽回家。
記得小學四年級我和彼得參加一個賞鳥活動，除了我們兩個小毛頭之外，全是中老年人。他們戴呢帽、著七分褲、綁腿、腳上是一雙雙厚重的登山鞋。他們胸前掛著望遠鏡，手握輕便的木杖，一副行家的裝備與派頭。有兩個不相干的小孩參加他們的隊伍，大人們覺得新鮮又有趣，我們也就特別受到歡迎。進入森林後不久，領隊的解說員開始指這兒指那兒，要大夥兒看東看西。就在大人們興致勃勃以望遠鏡朝左朝右上下張望，忙著作筆記時，我發覺解說員的介紹，張冠李戴錯誤百出。更讓我心慌的是，大人們竟把這些不正確的知識敬謹地抄錄下來！一路上我只小聲地向彼得抱怨，對這些平時在村子裏發號施令的父執輩感到無比失望。直到現在，這種不懂自然卻又大肆吹噓的現象，仍在所謂環保團體或賞鳥俱樂部裏不時出現。環保雖是目前重要的議題，絕大部份的人卻因不了解自然，所以就不能愛自然，不懂得愛又如何奢談保護。原來許多人膽敢對於他們不懂或僅知皮毛的事物大放厥辭！
###
格林說，希臘文裏「心理」一字包括有靈魂、氣息與蝴蝶的涵義，而這三合一的組合恰恰反應出他純真潔淨自由，容不下丁點虛偽雜質的本性。他的一首譏諷知識菁英的詩是這麼寫的：
自認比別人都懂的假先知們 不要以為少了你們靈魂的團結 那烏黑雲層 便不消逝
你們可以驕傲於對科學的信奉 將自然剝繭抽絲 依序排列 卻又分散背離 在你們偉大世界思想的背後 生命精靈卻開始在內裏不安地顛簸搖晃
無力的權勢在漆黑的夜晚造訪 你們雖甘屈貧窮 當夢想降服退位 戰戰兢兢 卻又將自己和入富裕與豐饒
你們不敢信任理想 更害怕築夢 世界是白白給的 你們卻播種了沉淪與腐敗 你們活過了 也終將死亡
不求慎解、是非不分的賞鳥事件，對當時幼小的格林打擊甚大，由於對大人失去了信心，便將自己逐漸閉鎖起來，是種無意識的自我保護。他開始大量閱讀書籍，把自己與外界隔離。接觸到鋼琴之後，才只是十一、二歲的少年，便如同職業鋼琴家，每天數小時瘋狂地練習。
###
為了上師範學校，我在小學六年級開始學鋼琴。買琴對一個工人家庭是極為沉重的負擔。我是父親的驕傲，他也就咬緊牙關為我買了部二手琴，再以數年的時間分期償還。雖然瑞士不曾遭到二次大戰的蹂躪，五十年代末的鄉下，學琴的人還是極少。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在教堂司琴的胡伯先生，我便以每次兩塊錢瑞朗的代價，開始跟他學琴。大約一年以後，我的琴藝便幾乎與老師相當。每回上課我必須故意彈得其糟無比，好讓他有指導我的機會。胡伯有時在上課中打瞌睡，直到我的琴聲停了，他才慌忙醒來，說：「嗯，很好，再彈一次。」我跟父親提到無法進步的困擾，他便積極尋找更適合我的老師。後來的加賽先生讓我得以一窺音樂的奧秘。他讓我嘗試各名家的曲子，讓我了解人類情感的起伏與自然的盛衰，如何幻化成抽象音符透過指尖，傳達演奏者不同性情所做的不同詮釋。
在跟從加賽老師學琴期間，我並沒中斷去胡伯先生家把曲子彈糟的努力，原因是不願讓他感到技不如人，而有著被拋棄的難堪。三年後我和其他加賽老師的學生有了公開演奏的機會，沒料到胡伯先生也來聽音樂會，當時我雖然焦急也只得上台。結果當然是，胡伯先生主動不再收我當學生。
###
法蘭茲‧格林曾在他的筆記中寫到：一個美麗四月天的傍晚，我在老師家裏學琴。彈了一段，我停下來等待老師的批評。在一段長久的沉寂之後，老師才輕聲地說：「其實在鳥兒歌唱時，我們應當停止音樂！」屋外柔和的陽光裏，鶒鳥正歡愉地引頸高歌！ 森林死亡、空氣污染、物種生存遭到威脅，我們全都耳熟能詳，而人類在生活上必備的、與健康音樂之間的關係，也靜悄悄地正在消失當中。只有張開來的眼耳，才能讓這痛心的事實不致被隱藏輕忽。
###
二次戰後的歐洲表面上雖已恢復平靜，各國全力投入復甦重建的工作，命運乖舛的猶太人卻仍暗地裏四處流竄。記得上小學時，父母曾收留一對猶太籍的史瓦茲夫婦。在我們村子落腳後，史瓦茲先生很快在印刷廠裏謀得一職，日子過得安定，節慶日時我們也都會收到他們小小的贈禮。史瓦茲太太真是個可憐的女人，不知她在納粹集中營裏受了什麼折磨，說話時，每隔幾秒鐘，她的右肩便要聳高，脖子快速向右扭轉一次，這個動作不間斷地重覆，看了真替她難過。戰爭已結束十年，報上仍不斷有猶太人受虐於納粹的報導。其中有則故事令我至今難忘：有位猶太媽媽被押上開往集中營的卡車時，苦苦哀求看守的德軍，讓她帶走在一旁號哭不止，四個孩子中的一個。德軍答應了，當她張開雙臂時，卻無法決定要帶走哪一個，全是她的骨肉內啊！猛轉身，德軍一聲令下，載滿婦女的卡車揚長而去。這事對當時幼小的我是極大的震憾，時常想像，如果我是那四個孩子其中之一，該怎麼辦？更常苦思，到底是什麼因素讓德軍必須如此殘酷對待平凡無辜的猶太人；加上那次和男人們去賞鳥的不愉快經驗，使我對大人失去信心，對人的質地產生懷疑。直到我接觸音樂，接觸到魯朵夫‧史坦納(Rudolf Steiner)的哲學思想，才重拾我對人類的好奇。
史坦納對日月星辰循序運轉的讚嘆，對大自然起落榮枯的崇敬，對基督宗教裏愛德的發揮，使我有如巧遇知音一般，更激發我對教學工作的執著。1977年我把大女兒送到剛成立的史坦納學校上幼稚園。該校的理想是，學生一入學便由同一老師帶到畢業。十二年的時間裏，老師與學生一同長大，學生與老師一起成熟。八一年開始，我親自在該校任教。當時我們仿若一個大家庭，學校經費全靠家長捐獻而來。較富有的家庭出贈較多的錢，以彌補窮人家捐款的不足。開會時，每個老師依照家庭負擔的輕重，自訂月薪。某一年出現了財務赤字，第二年全體老師自願只領十一個月的薪水，第十二個月的收入由在校外兼職填補。有人到餐廳當服務生，有人去看管大樓等等到處打工。某位老師不在校的期間，就由其他同仁代為授課。一股開拓者的豪情激發我們如火車頭般地向前直衝，義無反顧。我一共有三十名學生，幾年朝夕相處，我清楚每個孩子的性向、能力與癖好。可惜，後來經營學校的理念逐漸變質，新進的老師並不熟知史坦納的思想背景，不以人的本質、學生的個別差異為優先考慮，代之以競爭、以汲汲營取、甚至浮誇以譁眾。八年後，我黯然選擇離開。
###
除了疼愛自己的四名子女之外，格林對學生更是盡心盡力。他在離開史坦納學校之前，曾為教過的每個孩子寫了一首詩做為臨別贈禮。給克勞蒂雅的詩，其中一部份是：
誰還傾聽原野低語 當它生長與開花的時候 在它燒成灰燼之前 妳的生命是否已然成功
誰聽不到內心輕微的旋律 誰就要逃離自己 就要被迷離
大聲的叫喊 充斥著世界 無法解放生命 卻被黑夜包圍
所有的感官都在尋找忠實 那隱閉著的力量 被創新的妳 將要在亮光裏開始
聽，花朵與星辰 在夜裏哭泣 妳的心醒來的時刻 已不再遙遠
###
時常我感到有股內在的趨迫，想讓人更接近美好的音樂。我們這個時代，古典音樂似乎是學術界的專屬，這事令我極不舒服。我總認為每個人都有成為廣義藝術家的潛能，也就是，最高的藝術其實是生活藝術。對我而言，每場音樂會就像是一件藝術品。演奏者把平日下苦工後的精華，透過他個人內裏的詮釋，呈現在聽眾面前。當演奏者、樂器與聽眾在一個良好音響廳堂裏相互緊密了解時，就是一件令人感動的藝術創作。
###
格林認為，自然、藝術與他自己合一時，便是生活本身。其他的一切，不是對生活的提升，就是讓生活趨於暗淡。他的理想絕不允許被打折、被刺痛。他曾在巴塞爾(Basel)美術學校學畫。兩年裏，他讀遍偉大畫家的書簡及有關他們人生思考的論述。他確信，心靈是讓人創作動人作品的重要原因。美術學校的老師不但不剖析這些因素，讓他的感動得以印證，反而教些衛生紙貼牆上，油漆潑地板等等新奇卻缺乏內涵，完全出於概念性實驗，和人的內在絲毫沒有瓜葛的遊戲。
###
當我還在史坦納學校教書時便常想，如何能讓那些較窮的學生與家長，也有親歷高水準音樂演奏的機會。 後來機緣巧合，我請到了附近的一位鋼琴家，就在學校音樂教室開始了由我策劃的第一場音樂會。我自己寫傳單、印傳單、在公共場所到處貼傳單。由於不拘形式又是免費入場，當晚的演奏會相當成功。接下來的幾次，聽眾填滿音樂教室的每個空隙，地板上也坐滿了人，鋼琴被團團圍住，只剩離演奏者約一公尺的距離。鋼琴家受到莫大的鼓舞，聽眾也感到極大的震撼。有位外地來的太太感動得慨贈一部音樂廳演奏專用的黑色三角鋼琴。後來因聽眾量不斷增多，小小一間音樂教室不敷使用，我便開始跟市政府租用有百年歷史，六百個座位的音樂廳。自從我轉移了音樂會的場地，史坦納學校的那部三角琴也就不常被使用。為了這事，贈琴的太太相當失望，演奏會上再也看不到她專注聆聽的身影。
###
法蘭茲，格林把自己策劃音樂會的一人組織稱為Frag-Art。有人問起緣由，他就只說是，把他名字Franz的F及Grimm的G隱藏在Frag裏頭，Art是英文中藝術的意思。事實上，德文的Frag是提問，Art是種類，Frag-Art蘊藏的深意在於，人應自問，自己到底要過哪種生活！
###
我舉辦的演奏會大都是音樂家介紹音樂家而來。就像許多因著種種原因而沒有盛名的作家，找不到出版社，畫家找不到畫廊，練劍者找不到敵手一般，音樂家也很難得有一展長才的機會。我的籌辦斡旋讓他們在獨自苦練之餘，有親炙音樂愛好者的機會。因為動機明白單純，所以形式上的簽約，不在我的辦事範圍之內，透過電話聯絡便可敲定。每租一天場地約需八百瑞朗(按：乘以二十即等於台幣)，原本免費入場的，只好變成隨意樂捐，希望能打平開銷。然而即使扣除了場地、印寄數百份傳單、電話傳真、給演奏者一些小酬勞等費用，有時仍入不敷出。從1983年至今，我自己已經墊付了十五萬瑞朗左右。有些不夠嚴肅的捐獻金額看起來實在令人傷心，似乎是三毛五毛的零錢太多，錢包太重，也就隨便抓一些放在出口處桌上的小木桶裏。如此的施捨，我寧可不要。最近一些資深音樂家的演奏會，我在傳單上就註明要二十瑞朗的入場費。聽眾入場時，每人有張號碼牌，不是對號入座用的，而是要掌握入場的人數。通常演奏會結束後，我會和演奏者去喝杯咖啡，把會場收到的錢扣除開銷之後，若有餘下，當場全數就給了演奏家；若是不足，我便從自己的錢包裏拿出幾張紙鈔。帶給人美好音樂的演奏者，應當受到鼓勵與感謝。這十九年來，我不曾賺進一分錢。有人說，籌辦音樂會是我的業於嗜好。這話讓我很不舒服。我的工作是一件件藝術品，和個人可有可無的嗜好完全無關。直到目前為止，我沒有任何社會團體的支持，是單純的一人作業。第三百五十場音樂會將在明年，也就是Frag-Art滿二十年時登場。至於這項工作是否會延續下去，是社會上供需的問題，與我個人毫無關聯。瑞士有全歐洲最高的年輕人自殺率，中老年人的憂鬱症患者人數更是快速攀升。貝多芬說：「誰能了解我的音樂，誰就有永久的快樂。」我們的社會必須要有能力看出，自殺及憂鬱症統計數字和貝多芬話語之間的差距與相關性。
###
格林不向社會大眾乞討，他把薪水的十分之一投入其「藝術創作」，不從中賺取分毫。其理念只是不合經濟原則的：「老師的薪水來自大眾所繳的稅金，把百分之十還給社會並不為過，每個老師應該都可以做得到。」此話一出，曾引起一些老師們的不滿，說他是運用「苦肉計」，以自己的低姿態贏得名聲。批評者唯獨沒想到，有誰願意以過去近二十年，及未來不知多少歲月，長時間低姿態地繼續生活？難道不是一種異於常人的堅定理念在支撐？格林問天主：「你創造了貝多芬、莫札特，現在呢？」天主回答說：「我也創造了你呀！」他給自己的使命是，將觸動人心的旋律，廣泛地介紹給社會大眾。
貝多芬使得同儕為他嘆息，他卻迎著落日獨自奔向原野。貝多芬只為極少同一時代，以及在他之後出生的人寫音樂。所有特立獨行的人，貝多芬是他們最好的註解。法蘭茲‧格林便屬其中之一。
###
上個世紀偉大的小提琴家Yehudi Menuhin認為，音樂是屬於每個人的，不論是辦公的或掃街的… 這一想法完全契合我的理念。有人因付不起高票價而被摒除於音樂廳之外，就是社會的失敗。文化活動不是所謂菁英的專利，絕不可只為少數人做計劃，應該為羞澀而有些許徨恐的一般大眾而設計。一個地方上的音樂活動不應依附於社會上泡沫似的、短暫的需要。好的音樂會永不嫌多，反而是低俗的提供，才是對全體的敗壞。我擔憂的是，一些精美的、只發出微弱聲音的小活動，會被喧囂的吵鬧所淹沒。Frag-Art的聽眾在索羅屯地區已形成一特殊的團體，他們並非受到廣告的慫恿，而是出於愛好與信任。他們可以自己決定在哪一天，聽哪一種樂器，是獨奏、是雙重奏，還是三重、四重奏。可以在五月中聽到來自布拉格的室內樂團，在六月初聽到伯恩音樂學院學生畢業前的大提琴獨奏。他們可以選擇在音樂廳的座位，也可以決定要贊助的金額。演奏會之所以在週日下午五點舉行，是要讓家長能帶孩子一起來欣賞，讓老年人在冬天下雪時能從容回家。過去我曾將演奏會安排在週日上午，當我聽到「不去教堂干脆來聽音樂」時，便毅然取消這個時段的活動。音樂與教會怎可成為彼此的代替品！
###
沒人看過他穿西裝打領帶上音樂廳。演奏會的開場白也不須向任何人致謝，介紹演奏者也沒有任何絢爛花辭，只是淡淡一副「今天我們再度可以享受美好的音樂，請把在演奏會裏得到的歡愉帶回家」的態度。
法蘭茲‧格林先後從地方銀行，從邦、市政府得到三個文化獎。所得到的獎金大約可以應付一年籌辦音樂會的費用，而不需以自己的存款支出。其中得到邦政府給獎的消息，是他到郵局開啟信箱時才得知。邦政府辦公大樓就在郵局附近，他願意向頒獎者當面致謝。循著得獎通知書好不容易找到寫信簽名的人。格林卻必須花數分鐘時間介紹自己，說明緣由，對方才似懂非懂地接受他的道謝。得獎通知書是電腦列印的，給獎者只是橡皮圖章似地簽個名而已。至於要給誰獎或為什麼給獎，不是官僚體系熱心探討的主題。
###
我希望透過Frag-Art的活動對當今社會做些改變。我發覺，現在愈來愈有把文化活動誇張為社會巨大事件的趨勢。「形象效應」當道，人的內在與所呈現出來事物之間深層的，好或壞的關係，很少人加以探討。這些巨型活動大都靠贊助、補貼或有關係的經濟來源，在媒體上花下巨額廣告費以收買觀眾群，真正「產品」的品質反而被忽略。可惜很多人中了廣告毒太深，以為愈貴就是愈高級，品質就愈好，而免費就是沒有價值的同義詞。
我所主辦的活動便是要給社會上的迷思做一反擊。我只願意以最謙卑的方式，喚起大眾對音樂本質的注意和喜好。很多人以為，先要懂得巴哈、馬勒、柴可夫斯基，聽他們的音樂時才會感到舒適愉悅。我覺得這種說法根本是無稽。難道先要上一堂有關散步的課程，才能懂得欣賞夕陽的美好、鳥兒的清唱或草原的豐盛？就像與自然界純僕簡單的關係，人也必定能發覺出藝術品，特別是音樂的動人之處。沒有人可以被剝奪面對自然與偉大作品的震撼與感動。Frag-Art就是要以最天然的、不經任何雕琢包裝的好音樂，呈現在不同層次大眾面前，哪怕是清理下水道的工人，或邊罵孩子邊買菜的媽媽。廣告不能提升人與音樂的關係，廣告只能讓音樂較容易被賣掉。真正好的作曲家絕不是為促銷而寫他們的作品。一個情感豐沛的音樂家，並不需要被簇擁被捧舉，而是需要能真正傾聽他內心，能與他默契交流的愛樂者。
###
「有機音樂」是法蘭茲‧格林自創，令人深思的術語。他說：「大地被農葯毒化。被施以人工化肥的土地，讓植物豐茂以養育我們。人工創出的音樂讓我們感到喜樂，也有著人工的價值。在靈魂的滋養上，就像人工施肥的蔬果，帶給我們健康與不健康。我們應當逐漸恢復非人工創造的音樂，與非人工滋養的大地。這在對於照顧兒童與青少年的身心特別重要。聽過臨場演奏的人，絕對能辨識原音與光碟的不同。音樂與大自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可以被下毒。然而儘快使大地去毒以恢復原來的生機，受到人類的重視，音樂卻沒有如此幸運。人類仍在毒化音樂的這件事上賺進大把鈔票。」
###
三十三歲的革那(Goener)是阿根廷籍的德裔鋼琴家，十多年前在日內瓦國際鋼琴大賽奪魁後，聲望如日中天，演奏行程排得緊湊密集。透過介紹，我驚喜於他竟願意到只有一萬五千人口的索羅屯小城來，與他的忠實聽眾見面。幾年前，他在波蘭發現了一名小他整整十歲的新秀魯斯秦斯基(Ruszczynsky)。英雄當然惜英雄，革那曾受到一位老鋼琴家的提拔，他也願意免費教授這位令他激賞的小老弟，當然更不會忘了為他的學生爭取演奏的機會，由此，我的音樂家名單上便多了位鋼琴好手。這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有股桀驁不馴的氣質，不知是否傳單上，他照片中堅毅的臉龐與叛逆憂鬱眼神的吸引，獨奏會那天湧進一批與他年齡相近的年輕人。原本魯斯秦斯基以為，只要有上台磨練的機會便是天大的幸運，沒想到他竟可獨得一千瑞朗，是我籌辦音樂會扣除開銷之後，有始以來最大的一筆餘額。
明年Frag-Art二十週年紀念，革那答應演奏一場。但願整修後的音樂廳能容納更多座位。誰知道，如果魯斯秦斯基也來了，是否會創記錄地，有人必須站著聆聽他的演奏，接受一場心靈洗滌的盛宴呢！
後記
約在八年前的冬天，我去聆賞一場來自凶牙利黑管演奏家的音樂會，地點是在村子裏小學的音樂教室。演奏結束後，放了些錢在出口處的木盒裏，又在一待填的紙張上寫下姓名住址後，便頂著一天的星子踏著白雪回家。沒料到自此便不定期地收到署名法蘭茲‧格林寄來的音樂傳單與演奏節目表。半張紙上印了五個節目，除了演奏者姓名、演奏的樂器及時間地點之外，沒有任何隻字片語多做說明。極少時候附上的另半張紙，是格林先生對他籌劃演奏會的理念，簡明而感人，卻引發我對他的質疑。在多數人習於冷眼觀望，容易把熱情當成譏諷對象的瑞士社會裏，格林的思想不正是茶餘飯後最好的談笑資料？他如何能將自己的內在，明白攤開任人踐踏？這人不是憨直愚蠢，就是有著太深釣譽的城府？最近的一次，格林預告，明年的第三百五十場音樂會正是Frag-Art活動的二十週年紀念，引起我極大的好奇。
我好奇的是，在捐款單滿天飛的瑞士，為何獨獨不見格林的收款條？在沒有基金贊助的情況下，一個一人作業的活動如何能不輟不斷地進行二十年？難道索羅屯地區的音樂愛好者數目之眾，現場捐款之多足以支撐演奏活動達一個世代之久？經過一來一往的聯繫，在一個和暖的春日下午，帶著準備好的十七個問題，我在索羅屯城中的一家咖啡廳見到了法蘭茲，格林。
格林先生是個自然人，乾淨整齊又隨興。鬍子剃得精光，指甲剪得適切。一件紅衫，一件黑褲，一雙灰襪加上一對大拖鞋。提著不全拉上拉鏈，因老舊而分不出色彩的背包，神清氣爽地赴約。格林相當健談，有問必答。整整三小時，他喝了一杯咖啡，三杯白水；拿出他的畫作、照片與筆記詩冊，詳盡介紹自己，讓我渡過一個飽滿豐盛，前疑盡釋的下午。
法蘭茲‧格林是個另樣的人物，卻不是憤世嫉俗，總認為天下都醉我獨醒，排斥他人也被他人排斥的社會異數。他的特立兼顧與人的和諧，他以自身經驗為依據的社會批判，並蓄著由於自信所透露出來的歡愉。當我問到，籌辦音樂會是否曾帶給他困擾時，他只輕輕帶過：有人曾指責，他不應安排外國人來瑞士演奏。在歐洲，對外國人過於友好的，總要擔心極右派的激進份子可能對他們做出人身攻擊。他也不常有傷心難過的情緒，即使有，也不持續長久，「因為只要知道自己為何傷心，便值得高興了。」格林說。
陽光轉弱，氣候轉涼，和格林握手道別時，寬厚溫暖的掌心傳來他的熱情與誠懇。格林的傳奇在於，他不但把一般人只敢想不敢做的傳奇，透過行動具體地長久實現，更將外界的褒貶如煙看待。法蘭茲‧格林是個理想主義者，是個堅持按照所信服的理念生活，又不斷在這個基礎上，蓄積他愛人類、愛自然能力的人。
|
|
| ( 不分類｜不分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