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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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27 05:57:59瀏覽412｜回應0｜推薦4 | |
2003年，因有越南人冰存狗肉，波蘭人抵制亞洲餐廳。接著SARS，及入盟前的經濟低潮，亞洲餐館苦苦支撐。這年，一世家河北富農，文革坐過兩年牢，牢中聶甘弩的忘年交，北島的摯友，早期北京文壇先鋒派「聯絡副官」，1990年後在波蘭開餐館的文人，撐不下，倒了。他叫劉羽，朋友叫老劉，57歲。 就因一句三段式的論述：「人都會有錯，毛澤東也是人，所以毛澤東也會犯錯」老劉在牢裡待了兩年。文革的摧殘，及中共的墮落，讓老劉逃離了中國。老劉說，既然大陸沒希望，他想出來看看世界。但一出國門，語言不通、生存壓力，又逼著老劉被囚禁在自己的小小餐館。老劉可這麼說著：「當年我跟我老爸說我在這開餐館，我老爸說啊：讀書人開餐館好啊！這樣就餓不死了，還可以讀書。」 老劉在克拉科夫城的亞捷隆（Jagiellonian）大學宿舍裡開個北京小館。北方長者的好客及小伙子的不知天高地厚，我們就這麼認識。文革讓老劉對政治很謹慎，只喜歡談攝影、紀錄片；比較中西哲、文學；聊文革後走遍全中國，親自拜訪僅存的古琴大師；聊一同長大的鐘阿城、陳凱歌。相處的兩年，他總是告訴我退休後的夢想：回北京，買輛VW Golf，買台Hasselblad相機，開車四處拍些年輕時的夢想。約定等我到北京，一定帶我四處遊走，拜訪故交。可惜，好夢未酣，生意最慘澹的那年，老劉長了個拳頭大的肺癌，餐廳收了，人倒了，就半年，盡歸黃土。來波蘭這十幾年的積蓄，也都在北京化療期間的幾個月通通花光了，北京的醫院說，這類旅外歸國的病患，使用的藥材器材，都是得最高等級的。 在藝文界，老劉或許不顯眼，但周遭總有明星，可以侃侃而談；而在波蘭，在這個「失語」的異鄉困境，僅能憑餐館裡得來的資訊，揣測、發問著「何謂波蘭（知識份子）的良心」。佔著住宿舍及語言相通之便，我總往老劉那跑。老劉生命最後的兩年，就這麼陪著我這年輕小子熬到深夜，指導攝影，試著聊馮友蘭、瞿秋白、梭羅、卡夫卡。或許，離開北京與家人分隔異地的這些年，我是這失語異鄉客的宣洩寄託。想想，很榮幸，也感悲哀。（原文刊於中晚） （後記） 2004年夏天，陪著 E. 到北京參加漢語比賽，順道拜訪老劉的夫人，北京某報社的一位記者，叫方玲。方玲就在那一兩年內接連失去了尊長及丈夫至親，孤身無靠，瘦的皮包骨。方玲帶著我們到八寶山去探望老劉。半平方公尺大的墓地，立著一塊黑色石碑，一邊寫著劉羽之墓，一邊寫著方玲的名字。方玲指著老劉骨灰罈旁的那個坑說著：沒多久我也就住這兒了。一派淒涼。四年過去，斷了聯絡，也不知現今方玲還好嗎。 老劉算是很疼我跟 E.。E. 最近從家裡翻出一支 PORST 135/2.8 的鏡頭，一直想不起這鏡頭是跟誰借，忘了還的。直到我在網上查呀查地，查到了這是 FUJICA 相機用的，腦袋隱隱浮現當年老劉好像對 E. 說過： FUJICA 相機現在不好找，這鏡頭放在我這沒用，妳就帶回去，以後看看怎麼利用。一問 E.，她說：這樣子對了，沒錯，是劉先生送的。老劉離開波蘭，臨走時把一套「追憶似水年華」，瞿秋白文集，北島親筆簽名的詩集等鍾愛的書留給了我，把北京董文龍，王廣濤教授的書法留給 E.。 記得有一次還住在宿舍的時候，突然接到老劉打來的電話，叫我到樓下餐館找他。原來一個朋友帶了一整隻鴨子來找老劉。老劉心血來潮，就把這鴨子塞進廚房的烤爐裡，想做個北京烤鴨。結果，不但弄得整個宿舍都是燻煙，帶鴨子過來的友人也冷著眼看著，大概心裡犯嘀咕：我帶的鴨子怎麼你找不相干的第三人來吃？老劉倒是不以為意，好東西就該和朋友分享。2002年隆冬，零下廿度。我老哥從倫敦跑來中歐玩一趟，老劉得知消息，飛機抵達當晚，立刻煮好兩大碗湯麵等著我兄弟兩，接著又找了一天，整治了一大桌的火鍋，找了幾個友人作陪，一起熱熱鬧鬧的吃了一頓。這就是北方長者的豪爽。 老劉的肺癌是在波蘭動的刀。住院那個月，都是 E. 陪著老劉幫忙翻譯跟醫生護士溝通。E. 也樂得在那段時間中，天天跑醫院，除了幫忙，也纏著老劉多學些中文。 2003 年 8 月 8 號，我要辦義大利申根簽，老劉要搭機離波，我們就一道搭乘火車北上華沙。別後，E. 看著老劉坐上開往機場的計程車的背影，眼淚簌簌的掉了下來，鼻子嘴巴扭成一團地嚎哭了起來。她最瞭解老劉的狀況，她說：我再也見不到劉先生了。三個月過後，11月，我們接到消息：老劉走了。 最近我們上網標了一組 FUJICA 相機，大概是想讓老劉送的鏡頭得以復活，想讓老劉所留下的一些片段能繼續留存吧！最近 E. 也在為準備在 OPOLE 城市舉辦的書法展忙著。看著老劉送的書法，把玩著老劉送的鏡頭。老劉的身影又漸漸的浮上了我們的記憶。這一兩年，這邊的華人越來越多，但是像老劉那樣能讓人留念的風格的，不再有了。 攝影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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