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餘年台灣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個總統執政，三個總統或各有獨領風騷的強烈特徵，但不幸的卻是，台灣在嚴重的認同分裂下，走上搖擺甚至封閉的經濟路線，以至於台灣無論在國民所得、或經濟成長，都日漸萎縮、乾涸與停滯，在世界經濟板塊中，台灣逐漸衰落、邊緣化，馬英九雖力圖振衰起弊，卻仍欲振乏力。

李登輝執政初期，經濟是照著國民黨既有的藍圖，譬如為避免被邊緣化，1990年元旦即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義，提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稅貿易總協定」。同期間，台灣也尋求加入亞太經合會 (APEC)，這在1991年得到實現。

這時台灣仍主要依據經濟理性進行經濟決策。但方興未艾的台灣民主化運動，包括解散萬年國會等，李登輝的興趣很快轉向，他更專注所謂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工程，而荒疏了經濟。

例如加入APEC的第三年，1993年APEC部長級會議，他請江丙坤發表「階段性兩個中國論」，到了1996年他當選首屆民選總統，幾個月後，即宣布「戒急用忍」政策。

就算官僚部門苦心孤詣地提出包括海、空運中心在內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但這個雄圖大略，卻被次年的「戒急用忍」徹底澆熄。1996年是個分水嶺，自此台灣即無經濟政策可言。

陳水扁上台執行的是比「戒急用忍」更徹底的鎖國政策，搬出「一邊一國」、「正名制憲」等劇烈的政治運動，讓民粹狂潮四處肆虐，所有的經濟政策幾都是口號，例如像是要讓亞太營運中心復活的「全球運籌中心」，在拒絕推動兩岸直航的現實下，只剩下蒼白的造句，配合這個概念進行的一次與二次金改，則成了貪腐後門。

馬英九試圖回復1995年以前的自由化路線，上任後立即推動兩岸直航，兩年後又簽署兩岸經合架構協議，當協議完成簽署，正是意味「戒急用忍」這個迷亂思維的終結。然而，李、扁兩人掘開的政治海溝太深，馬英九的每一個自由化政策，都受到強烈的杯葛，舉步維艱。

美牛案被在野立委霸住主席台而無法議事，就是一幅清楚的圖像，全民深陷於認同的魔咒之中，對理性的政策嗤之以鼻。但三任總統如此鋸箭式走法，深切地反映台灣發展面臨的深層困境，下一步踏向何處，台灣不能再徬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