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的秀才爺及三山國王三王公神像，日據末期曾被日本警察沒入丟進河裡，經祖母撿回來藏到天花板後，目前仍由家族供奉。    吳敏顯／攝

我出生在台灣東北部的偏僻鄉下，一歲半以前的生活空間，正值日本統治末期。

所有對日據時代的認知，幾乎全來自長輩們口述，外加長大後讀到的書本及報刊。就一個姓名曾經短時間登錄日本戶籍冊頁者而言，對那個時代的了解，也只能從這些途徑去 領略感受。

我出生的村莊，位於宜蘭平原靠海的壯圍鄉下，它同時是我生長了大半輩子的天地，鄉人大都種田或做工。

如果有人想離開這塊平原，往南走可經蘇花公路到花蓮、台東，那片比宜蘭更荒僻的後山。而朝北走可以到台北大都會，但必須在大山裡繞得暈頭轉向；或者搭硬板凳的火車，穿行一座座黑忽忽地隧道。

在我小學畢業以前，絕大多數鄉親不曾離開過這個三面被高聳連綿山脈環抱，一邊滑落太平洋的平原。

地處窮鄉僻壤，鄉人想活下去，除了吃苦耐勞，就是撐滿肚子苦水自得其樂。這種子民，正是統治者眼中的順民、良民。

當然，有少數腦筋奸巧的，會竭盡所能去巴結諂媚日本人，搶先把自己和家人姓名改得像日本人，自以為從此高人一等。

我的家族繁衍到父親那一代，他是唯一讀完小學懂得看書寫字的，不改名不改姓地到日本人經營的二結製糖會社工作，在載運甘蔗小火車的「二萬五車站」（現今宜蘭縣三星鄉萬富村），擔任原料蔗甜度抽檢工作，結婚後回到離家較近的壯圍庄役場（即壯圍鄉公所前身）當辦事員。

日本主管好意勸他，說如果改個日本姓名，對職務升遷與物資配給都有好處。縱算顧及親友鄙夷，不好將自己改名換姓，照說不難幫我這個剛出生的長子，取個日本味名字。例如：吳太郎、吳一郎，或叫一雄、正一、健一之類，但父親並未這麼做。

後來我進小學，曾羡慕取這類名字的童伴，他們名字用閩南語喊起來，比敏顯兩個字響亮得多，用漢字寫出來筆劃也簡單多了，不像我動不動就會把手腳伸出練習簿的格子外，稍加克制，則緊縮成一團糾纏打結的線球。

在那個男尊女卑年代，連女孩子取名都有類似傾向，身邊不乏取名月子、美子、惠子、秋子、春子、梅子、芳子的童伴。子字日語發音「課」，直到台灣光復好些年，鄉間四處還聽到這個課那個課地課來課去，叫喚彼此。

除了更改名姓，日本人對台灣民間信仰也施加緊箍咒。我先祖從福建漳州金浦渡海到宜蘭開墾，比日本人早了幾十年，這是我識字後從祖宗牌位上知曉的。鄉下人即使全家文盲，仍舊不忘在客廳設置祖宗牌位，供神像。

父親說，日本警察為了推動皇民化，經常挨家挨戶巡查，沒收神明雕像和祖宗牌位。所以我們家祖宗牌位，曾經潛伏客廳樓拱上很多年。所謂樓拱，就是貼近紅瓦屋頂下方非常簡陋的半截天花板。至於祖先從唐山捧來三山國王當中的三王公和秀才爺兩尊木雕神像，早經警察登記在案，只能乖乖交出，任憑處理。

鄉下田野開闊，視線無礙。家人眼睜睜地看著警察把神像扔進不遠處的大水溝，卻不敢跟著去撿回來。因為日本警察腰間隨時佩掛武士刀，看來頂嚇人。任何人瞧見警察身影，都會趕緊走避。避過鋒頭，再設法遂行自己意圖。

所幸那文武兩尊落難神像，似乎曉得如何護佑自己，順著水流漂浮一天一夜之後，教溝底的水草牢牢纏住，才沒繼續流進太平洋，讓沿溝岸徒步搜尋的祖母，將祂們捧回家，跟我家祖宗牌位一起擠在樓拱臥薪嚐膽。

神明和老祖宗固然寂寞，活著的人也只能自得其樂。

早年沒電視、電影，人們會利用竹枝削製簫笛、大殼弦，拿木片竹片裁製響板等樂器，市面商家出現留聲機收音機之後，鄉下也僅零星幾戶有錢人家購置。多數人農作餘暇消遣，會自組戲班唱唱歌仔戲，或四處去看別人唱戲演戲。

根據民俗學者研究，台灣歌仔戲就是於民國初年在宜蘭興起的，風行各地並且很快跨過台灣海峽，在福建漳州廈門等地也頗受歡迎。

到了抗戰期間，日本官方說它傷風敗俗而明令禁止，要演只能演皇民戲。所謂皇民戲，連包公、關公都穿上日本服飾、粘兩撇仁丹鬍子，出口的台詞歌詞，台語日語夾雜，看起來聽起來全不對味，無法持續吸引民眾觀賞，戲班也就無法維持而不得不逐一解散。

福建方面發現在各地受歡迎的歌仔戲，源自日據下的台灣，便在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之際，同樣把它查禁，此舉幾乎使歌仔戲斷了香火。幸虧有福建老藝人將其略加改良後，重新在閩南薌江流域演出，稱作「薌劇」持續流傳，並吸引部分台灣藝人渡海前往加入行列。像一九四九年兩岸阻隔而未及返台的老藝人陳瑪玲，便擔任過漳州薌劇團團長。

歌仔戲從台灣民間消失後，直到日本侵略戰爭末期，應該是我出生那年，才意外地重燃生機。

當時日軍為了就近殲滅太平洋中的美國艦隊，在宜蘭市南邊闢建神風特攻隊自殺飛機起降基地，除調派民工和中學生勞動服務，主要人力來自台北、宜蘭監獄的受刑人。警察先在受刑人腰間綑綁繩索，再以幾條兩三公尺長的繩索連接其他受刑人，幾個人成一串施工隊伍，便於管理防止逃脫。

這些民工或受刑人，工作粗重又吃不飽、睡不好，難免脾氣暴躁，動輒相互鬥毆打群架。逼使監督機場建造的日本警方，不得不聽從地方士紳建議，找回解散的戲班，在機場跑道工地兩端各搭一座戲台，每星期固定演出兩場不同戲碼，抒發大家情緒。

我在所寫的《老宜蘭的版圖》一書中，就直截了當地表示，神風特攻隊沒能挽救日本帝國頹敗，卻讓台灣歌仔戲死而復生。

統治者盤點人民腦袋瓜信仰和喜樂之外，必須約束人民肚皮。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國力走下坡，無論在其國內或各殖民地的經濟都相當吃緊，民眾生活所需物資採行配給制，包括鄉下農民自己生產的稻米、布匹、家畜肉類等日常所需，皆列入管制。

我母親和村中婦女，得靠「跑野米」貼補家用。野米是私貨的日語發音，跑野米說的是走私。走私過程，是每隔幾天便有三兩個或五六個婦女互相邀約，用棉布縫製的揹巾揹著嬰兒，走一個鐘頭石子路，前往礁溪四城火車站，搭慢車到台北縣端芳站。

母親解釋，早年農家子女成群，婦女揹負嬰幼兒出門並不希奇。所以她們揹著嬰兒方便欺敵和窩藏私貨，每個嬰兒左右腋下各塞進一隻宰殺後煮熟的雞，腰腿間還各夾一包舂好的白米。嬰兒外圍以包袱巾包住，只露出可愛的小腦袋，好騙過車站和車廂的警察。

這些白米和雞隻，帶到端芳車站附近賣給大盤商，立刻有錢入袋；大盤則以更高價格賣到台北、基隆的有錢人家。日本警察管制得越嚴，這些「野米」越搶手。連家中沒嬰兒可做掩護的，都忍不住冒險將雞隻和米包直接偽裝成嬰兒形狀揹著闖關，無奈途中走動難免導致「嬰兒」變形而敗露行跡，物品被沒收還遭罰錢。

母親常笑我說，我在周歲前後，已經對家中經濟改善有不小貢獻。我倒覺得，自己在出生後那一年半載，參與了抗日哩！

在經過日本統治四十幾年後的偏僻鄉下，人們能稱之為反抗的行動，大概也只能堅持不改名換姓，繼續偷偷地祭拜祖宗牌位，繼續去把沒被燒掉或丟到溪溝裡的木雕神像撿回來供奉，繼續唱唱歌仔戲，繼續由媽媽揹著搭火車去「跑野米」吧！

可惜那個年代鄉下沒有照相機、錄影機，為日常生活留下影像，更少有人懂得書寫文字去記載，僅有的記憶全賴長輩口耳相傳，當然流失得快。

不管如何，為了和長輩們聯手反抗統治者壓制，我這個周歲上下的奶娃，總算使出一些吃奶力氣。

──原載2015年8月21日《聯合報副刊》，同時收錄於人間出版社《2015台灣散文選：十字路口》

下圖：秀才爺和三王公在這條小何裡漂浮了漂浮了一天一夜，纏住水草才沒繼續流進太平洋。 吳敏顯／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