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進行的事情就是心智。──明斯基（Marvin Minsky），電腦大師


在西班牙哥多華（Cordoba）的一座鬥牛場，有頭憤怒的公牛被放到場中央。這些凶猛的野獸是代代小心培育出來的，要把殺戮的本能提升到極限。有位來自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靜靜的走進場中央，他沒有穿著花呢套裝，而是打扮得像個雄糾糾的鬥牛士，穿著閃著金光的外套，雖然他在公牛面前脆弱如卵，但依然無畏的揮舞紅布。教授看起來鎮定、自信，甚至不帶情感，沒有因為恐懼而逃開。對於旁觀者來說，教授似乎瘋了，簡直是在找死。

受到激怒的公牛鎖定教授，突然往前衝，致死的尖角對準教授。但教授沒有因為恐懼而跑開，反而拿起一個小盒子，接著在許多錄影機的鏡頭前按下盒子上的按鈕，公牛便在半路上停止不動。教授非常有自信，敢冒著生命危險來證明一個論點：他絕對能控制瘋狂公牛的心智。

這位耶魯的教授是戴爾嘎多（Jose Delgado），他超越自己所處的時代許多年，在一九六○年代便率先進行一連串傑出但是讓人不安的動物實驗。他把電極插入動物腦中，得到控制牠們的力量。電極插入的部位是腦部下方網紋體的基底核，這個部位與動作的協調有關。

他也在猴子上進行實驗，看看能否按個按鈕就可以重新調整社會階級。他把電極植入群體中最上位猴子的尾核（這個區域和動作控制有關），藉此降低這個發號施令猴子的攻擊傾向。群體中地位低下的猴子，由於不會受到報復威脅便開始奪權，占據最上位猴子原本的領域和特權，而這時最上位猴子看起來已經對於保護領域毫無興趣了。

戴爾嘎多接著按下另一個按鈕，最上位猴子馬上恢復正常，重新展現攻擊本性，並取回山大王的權力，其他猴子則恐懼四散。戴爾嘎多首度展示能用這種方式控制動物的心智。教授成為木偶大師，能把線繫在活生生的木偶上。

一如所料，科學社群覺得他的研究讓人不舒服。更糟的是，他在一九六九年寫了一本書， 有聳動的書名： 《物理控制心智： 邁入心理文明社會》（Physical Control of the Mind: Toward a Psychocivilized Society），引發一個讓人坐立難安的問題：如果戴爾嘎多之類的科學家能拉動操縱的線，那麼誰來控制這些木偶大師？

戴爾嘎多的研究工作讓人清楚看到這種科技帶來的許多利益與災害。在無恥的獨裁者手中，這項科技可能用來欺瞞與控制不幸的人們。但是這種科技也能用來拯救數百萬受精神疾病所苦的人，這些人受幻想所擾，或是被焦慮壓垮。［數年後，有記者問戴爾嘎多為何要進行這些飽受爭議的實驗，他說是為了消解精神疾病造成的痛苦折磨。當時患者通常會接受激進的腦葉切開術，這種手術會使用類似冰錐的刀子，從眼眶上方插入腦中，然後把前額葉皮質攪爛。結果相當悽慘，在克西（Ken Kesey）的小說《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揭露一些恐怖的後果。有些病人術後平靜而放鬆，但是更多的病人則宛如行屍走肉：了無生氣、對於痛苦與感覺冷漠以對、缺乏情緒。這本小說後來改編成同名電影，由傑克．尼可遜（Jack Nicholson）主演。這種手術以前曾經大為風行，以致於改良這項手術的莫尼斯（Antonio Moniz）在一九四九年獲頒諾貝爾獎。不過矛盾的是，蘇聯在一九五○年禁止這項手術，理由是「違背人道原則」。在蘇聯，腦葉切開術被譴責會把「瘋狂的人變成白癡」。估計光是在二十年中，美國就有四萬人接受腦葉切開術。］

心智控制與冷戰

戴爾嘎多的研究受到冷漠對待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政治氛圍。那時正是冷戰最炙熱的時候，在韓戰期間受到俘虜的美國士兵，帶著痛苦的記憶在攝影機前面遊行。他們目光無神地承認進行間諜任務，坦承犯下恐怖的戰爭罪行，並且譴責美國的帝國主義。

為了解釋這種狀況，新聞界引用「洗腦」這個字眼，說明共產黨發明神祕的藥物和技術，把美國士兵改造成言聽必從的殭屍。在這個緊張的政治氛圍中，法蘭克‧辛納區（Frank Sinatra）主演冷戰恐怖片《諜網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他在片中嘗試揭露共產黨神祕的「沉睡間諜」，這位間諜的任務是要刺殺美國總統。不過劇情急轉直下，這位刺客實際上是受到信賴的美國戰爭英雄，他被俘虜時受到共產黨的洗腦。這個祕密幹員家世清白，看起來也沒有嫌疑，因此幾乎無法阻止他的行動。《諜網迷魂》反映當時許多美國人的焦慮。

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預言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也助長這種恐懼。故事裡的反烏托邦有許多大型的試管嬰兒工廠，製造大批複製人。部分胎兒因氧氣不足，使得製造出來後腦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社會中最高階層的人是「阿爾法」（alpha），這些人腦部沒有受損，生出來就是要統治社會。最底層的是「艾普西隆」（epsilon），他們腦部受傷嚴重，被當成可拋棄的順從工人。兩者之間有其他階層的人，成為工人或是官僚。菁英階級大量使用控制心智的藥物、自由的性愛，以及持續的洗腦程序來控制社會，以維持和平、安寧與和諧。但是小說提出一個擾人的問題，至今依然引起共鳴：我們在和平與社會秩序的名義之下，要犧牲多少自由與基本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