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於聯合報 2011/09/29)

由於馬英九把讀四書五經拿來做電視廣告，我說「秦檜的四書五經也讀得很好」，在聯合報激起了不少的批評，茲為文回應。

「秦檜讀經論」出於魯迅的《華蓋集》，我只是拾人牙慧。魯迅不只提了秦檜（中過狀元），還提了聲名狼藉的徐世昌（當過進士）、曹錕（當過私塾先生），並強烈地批評說：「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

魯迅不免以偏概全，但那些高喊「讀經的孩子不會變壞」、「四書五經是兩岸文化優勢」的人，不妨想想現代社會珍視的幾個價值—民主、法治、科學、男女平權—有哪一項是可以從四書五經找得到的呢？答案是一項都沒有。倒是反民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法治（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反科學（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反男女平權（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言論比比皆是。

台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能有今日的發展，不是因為受到四書五經的影響，反而是因為四書五經的影響少之又少。而大陸人士之所以會稱讚台灣人普遍比較有禮貌，也是因為台灣實施現代性公民教育的時間比較久，絕不是因為台灣人的四書五經念得比較好。

更何況，四書五經晦澀難懂，從康有為那一代整理「國故」開始，許多文義也還沒有個定論。光是一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古往今來也不知有多少解釋。它們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的題目，卻不適合讓兒童死背。台大校長傅斯年在一九三五年便質疑過：「六經雖在專門家手裏也是半懂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混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以傅斯年這樣的學問都還自謙不敢講經，試問今天大聲鼓吹讀經的人又有多少資格呢？

至於胡適說孔孟思想歷來都是為專制主義服務，這一點已是五四以來的共識。袁世凱在一九一三年的憲法草案中規定「國家教育以孔孟之道為修身根本」；段祺瑞當政時規定中小學生每周讀經一小時；蔣介石要求高中生必讀陳立夫編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今日的中共大搞「孔子學院」，最終目的還是要維持一黨專政。廿一世紀的台灣還要再規定高中生必修「四書選讀」，不知道理何在？

多讀書總是好事。四書五經當然可讀，但絕不適宜強制作為國家教育的一環，更不能讓兒童囫圇吞棗。至於有政黨認為其中有選票利益可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