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的新本土觀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於3月22日發表了一篇「以新本土觀捍衛台灣」的文章。蔡英文斷言，政治實力來自於選票，而「選票來自於包容性」。過去的民進黨把『本土』窄化成一種排他性的觀念，但是，當「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共識，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可以把『本土』重新詮釋為一個包容性的觀念，讓這個社會所有的新舊移民不分族群都能共用『本土』」。

如何包容呢？蔡英文認為，重點是，不能用統獨去劃分誰是台灣人、誰不是台灣人，而是要把所有新舊台灣人都視為一個生命共同體，所有人都享有一個自我決定的權利，「要統要獨，必須是我們自己的選擇。重點不在選什麼，重點在，選擇權是我們自己的。」

民進黨的「公民民族主義」

必須指出，蔡英文鼓吹的觀念並不是新的，而是早在1986年就明定在民進黨《黨綱》中的精神。《黨綱》雖然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卻堅持採用全民投票、票票等值的原則，「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民進黨雖然堅定主張台灣獨立「既是歷史事實又是現實狀態」，卻完全尊重任何人有提出別種主張的自由。對於族群和國家認同的分歧，民進黨主張一種漸進的融合過程，「以台灣社會共同體為基礎，依保障文化多元發展的原則重新調整國民教育內容，使人民之國家、社會、文化認同自然發展成熟，而建立符合現實之國民意識。」

簡言之，早在創黨之初，民進黨就明確選擇了「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民進黨雖然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的政黨，但《黨綱》卻強調不論先來後到，不論血緣文化，都是台灣這個新國家的公民。《黨綱》沒有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只強調要保障所有人的公民權和自由權。民進黨主張「本土文化」的復興，但這只是為了「反對刻意以政治力移植、壓抑或消滅文化」，最終目的是要「認同本土文化並吸收世界文明，形成嶄新的進步文化」。至於這個新國家的認同是否能最後定於一尊，只能用一次一次的選舉和辯論來決定，而不能由上而下地強制。

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從1986年創黨以來，民進黨才可以吸引社會中較進步的力量，並逐步壯大為可以被人民信任的政黨。民進黨執政前的幾位黨主席，如江鵬堅、許信良、施明德、林義雄等等，都是一方面堅持台灣主權立的立場，一方面堅持自由主義的包容性和民主主義的平等性。這樣的包容精神雖然也面臨來自獨派陣營內部的挑戰，例如「建國會」、「建國黨」等等，但民進黨並沒有讓這些團體拖著走。1999年，為了幫2000年總統大選鋪平道路，民進黨更進一步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摒棄黨內外一些人對「制定新憲、宣佈獨立」的要求，明確採取了「台灣已經獨立，不需要再宣佈獨立」的立場，認為「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正是這樣符合多數民意的主張，陳水扁方能順利贏得2000年的選舉。 

民意結構的制約

當年的民進黨為什麼做出了這樣的選擇？答案顯然和台灣的特殊處境有關。

雖然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已存在了幾十年，但在中國「獨立就等於戰爭」的威脅之下，大部份台灣人民並不希望走危險的道路，台灣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經濟體質也很難承受戰爭的威脅。而多數台灣人民也意識到，以台灣內部對國家認同的分歧，以及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在這個問題上的對立，要大家對統獨做一個明確的選擇是不切實際的。這就是為什麼多年以來，在行政院陸委會的民調中，主張「維持現狀以後再說」或「永遠維持現狀」的民眾，也就是對統獨不感興趣甚至厭惡這個議題的民眾，始終都高達百分之六十左右。既然民意結構如此，民進黨想要贏得政權，特別是在一對一的總統選舉中想要勝選，就絕不能不取得這些選民的信任。

反過來講，民意結構的壓力對國民黨內的急統派也產生了相同的制約作用。今天的國民黨雖然依然是一個追求與中國長遠統一的政黨，但也聰明的淡化了統一的訴求和意識型態。結果是，雖然兩大政黨一統一獨，但誰能滿足那些對統獨不感興趣甚至厭惡這個議題的民眾，誰才能取得政權。

民進黨的歧路

那麼，為什麼蔡英文還要鼓吹本來就是民進黨創黨精神的那些觀念呢？這當然是為了矯正2004年總統大選公投以來，民進黨所走上的歧路。

2004年的總統大選無疑是「公投／反公投」的對決。公投議題對陳水扁的勝選確實產生了重大作用，光從陳水扁的「得票數」幾乎等於「公投投票數」來看，就可以看出兩者的關連性。但這與其說是因為多數民眾支持那兩道公投題目的統獨意涵，毋寧說是支持人民有公民投票的權利。泛綠固然長久主張建立公投制度，但由於「創制」、「複決」兩項基本權利本就是人人琅琅上口的基本概念，年輕人更難接受為什麼國民黨要以「怕破壞兩岸關係」為由要求民眾別投公投票。所以在公投／反公投的論戰中，民進黨佔了上風，而民進黨的宣傳重點也是儘量去除統獨，轉而訴求民主權利不容被剝奪的正當性，特別是針對年輕人。這樣的宣傳無疑是成功的，所以在2004年大選前所作的民調中，有59%的公民同意參與投票是現代公民的責任；54.2%的民眾認為三二○公投是史上第一次公投，大家都應該參與。光是從這幾個數據，我們就知道為什麼陳水扁總統能以稍稍過半的選票險勝。 

可以說，2004年的「公投綁大選」其實是一場「進步對抗保守」、「民主對抗反民主」的戰役，而不是「獨立對抗統一」的戰役。但這場戰役卻被許多人，包括陳水扁總統，誤解為「本土牌才是萬靈丹」、「對中國強硬才有票」。所以在總統連任之後，開始了一連串偏向激進的措施。2005年底縣市長選舉時民進黨因為陳哲男事件而大敗。當時陳水扁總統的選擇不是去直接面對問題，而是在閉關思考之後，宣佈要用「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來取代「積極開放，有效管理」。2006年國務機要費風暴時，深綠團體向孤獨的陳水扁總統伸出援手，陳水扁總統也放任或利用這些團體,進一步把所有批判的聲音一概打成叛徒，指責他們逼宮、不夠堅定或是「被統媒洗腦」。

從那時起，蔡英文所講的「把『本土』窄化成一種排他性的觀念」的過程便開始了。粗鄙的語言被推崇為「本土」；黨內初選民調必須「排藍」；被起訴的從政黨員不必停權；就連在總統初選時，各候選人比的也不是政策和領導，而是在比誰最主張建國制憲。2008年總統大選時，陳水扁總統還想依樣劃葫蘆，以中正紀念堂改名和「入聯公投」來贏得大選。而且堅持認為謝長廷大敗是因為不堅持把「入聯公投」當成主軸，以及想要學馬英九走中間路線。 

民進黨的兩大危機

在把「本土化」窄化成排他性觀念的過程中，民進黨發生兩大危機。第一是從政黨退縮為獨派團體的危機；第二是無法都會區立足的危機。

民進黨是一個以選舉來取得政權的政黨，不是一個運動團體，也不是一個單一議題的利益團體。作為一個政黨，民進黨必須對國家定位、國防、財政、經濟、環保、社會安全等各方面的議題保持關心，不能只圍著一個議題打轉，也不能只取悅一個面向的選民。如果台灣是一個統獨各佔百分五十的「雙峰型社會」，民進黨也許可以只靠著一個統獨議題就取得政權，但事實是，台灣有百分之六十的選民對統獨不感興趣甚至感到厭惡。這也是當年建國黨和民進黨分道揚鑣之後，建國黨註定要失敗的原因。但從2004年以來，我們卻看到民進黨越來越「建國黨化」：黨內政治人物競相比賽誰「比較堅定」，除了統獨之外少有對其他議題發言的興趣和能力，而少數人組成的幾個社團就可以代表民進黨發言，把民進黨拉著走。到了最後，甚至連黨內初選的民調規則都變成在比「誰比較獨」。這些在民進黨執政前極力抵禦、甚至與之公開作戰的趨勢，卻在民進黨執政的最後幾年意外成為主流。

諷刺的是，當民進黨退縮為只關心如何正名制憲的獨派團體時，在同時間，國民黨卻刻意淡化其追求統一的意識型態，把選舉重心放在其他議題。儘管許多人認為國民黨只是在偽裝，但國民黨畢竟能聰明地不與主流民意相對抗。可以說，2008年的總統選舉，其實是國民黨這個「政黨」在和民進黨這個「獨派團體」在競爭。民進黨會大輸220萬票，其實是不令人意外的結果。 

當民進黨從政黨轉變成獨派團體，也註定民進黨要從都市化高的地區撤離。在民進黨發展的歷史上，知識分子、青年人和都市性格較強的中產階級是民進黨早期發展中最重要的支持力量。這其實符合所有進步性政黨的發展史，因為都會地區正是進步理念的發源地。所以在英國和法國，工黨和社會黨都發軔於都會區，而直到現在，鄉村地區還是保守黨和右派聯盟的地盤。

但自從民進黨發展出越來越具排斥性的「本土觀」，在面對中國和兩岸經貿問題時，越來越愛用簡化的「維護主權」來否定一切和自我設限時，就原來越難在都市地區立足。在2008年總統選舉中，越是在都市化／高科技／服務業集中的選區，民進黨的得票率越低。光是在民進黨發跡的臺北縣市，民進黨就大輸一百萬票。而民進黨只在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五縣小贏，但全部加起來不過贏國民黨14萬票，只約略等於一個新竹縣輸的票數。

這個現象並不奇怪。以今天兩岸經貿往來程度之高，大部份企業的壯年技術與白領工人的勞動過程經常要跨越兩岸。各項研究都指出，聚集在都市地區的專業經理人、專業技術人員和服務業勞動者，他們普遍歡迎兩岸經貿關係進一步發展，其中絕大多數人對於兩岸未來走向的看法是「維持現狀以後再說」或「永遠維持現狀」。他們可以接受主張獨立但步伐緩和的民進黨、也可以接受主張公民投票是民主權利的民進黨，卻很難接受除了制憲正名什麼都不會的民進黨。特別是越到後期，民進黨對兩岸經貿問題的論述越簡化，這些人就越難接受。比方說，在2008年總統大選期間，謝長廷總部用盡全力鼓吹「一中市場」就是「承認大陸學歷，台灣畢業生沒工作」，就是「觀光客來台，到處大小便」。但如今的大學生已有高達七成把到大陸工作視為黃金機會，有多少人會擔心有大陸學歷的人會回來搶飯碗是值得懷疑的。而對於從事觀光業、交通運輸業、餐飲業的白領勞動者來說，大陸觀光客來台更是歡迎都來不及。

這似乎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民進黨越是從政黨退縮為一個獨派團體，訴求越簡化，就越難和都市地區的專業經理人、專業技術人員和服務業勞動者對話，也就越必須訴求兩岸經貿發展過程中的相對弱勢者，亦即農民和非技術勞動者。但越是針對這些人做訴求，民進黨的訴求就要越簡化，在都會區就越站不住腳。

如果台灣階級結構的發展趨勢是非技術勞動人口和農業勞動人口越來越多，專業經理人、專業技術人員和服務業勞動人口越來越少，我們會說民進黨是大有可為的政黨。但事實卻完全相反。90年代後的傳統產業外移潮，使台灣的產業結構迅速往服務業傾斜，目前服務業人口佔總勞動人口已達57%，工業人口佔36%，農業人口則不到8%。在服務業人口中，增長最快速的正是金融、貿易與保險業，在工業人口中，增長最快速的是晶電、光電、資訊等產業，而這些人口正是匯聚在都市中。根據「台灣社會變遷調查」1992年到2007年的資料，專家／技術工人的比例從8.7%上升到17.12%，專業經理人從2.36%上升到8.52%。這個趨勢也反映在區域人口的變遷。臺北縣和桃園縣在這15年間增加了130萬的人口，成長比例高達37%，但在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這五個農業縣，人口只增加了13萬，成長比例不到3%。

民進黨該走的路

如果這種階級結構和區域人口的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民進黨想要重回執政，就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作為一個已經執政過的在野黨，民進黨需要的不是重回犠牲奉獻的創黨精神，而是重新回到2000年執政前那種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義」和全面觀照國計民生各項議題的態度。民進黨更必須回應都會地區選民的要求，重新取回一個進步性政黨在都會區應有的優勢。否則光是在台北縣一個都會區輸掉的選票，就三倍於民進黨在農業縣份所能贏得的選票。

在兩岸經貿議題上，民進黨更必須避免用過份簡化的態度來回應問題。面對馬英九力推的EFCA，民進黨當然得要求國民黨政府先說明內容，對於哪些內需產業部門會受到傷害，哪些原本限制開放的產品會受到大陸貨的低價競爭，哪些職業類別會受到服務業開放的競爭，都必須說清楚講明白。誠如鞋品發展協會所擔心的：「大陸只要1%的產量進來，台灣業者就受不了，中小企業會先死一半」。面對類似產業的危機，民進黨不但要監督國民黨拿出辦法來，也要自己拿出辦法來。然而，民進黨不能再簡單的鼓吹「EFCA等於賣台」或「EFCA等於黑心商品大舉入侵」。畢竟在兩岸經貿交流早已密得不能再密的今天，一般人、特別是那些勞動過程經常要跨越兩岸的人，很難相信EFCA就算是賣台；而既然政府每年都多開放幾十項大陸產品進口（民進黨執政時亦然），大陸製的成品和半成品早已進入各賣場和各種各樣的生產過程，把EFCA說成是「黑心商品大舉入侵」也未必有說服力。

民進黨過去是而且永遠是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但唯有作為一個有政治實力的政黨，這個黨才能保衛想保衛的東西。這個黨不能淪為一個只關心建國不關心選票的運動團體，這個黨必須用全面關照和包容的精神來擴大社會基礎。蔡英文說得好：「政治實力來自於選票，而選票來自政黨的包容性」。

蔡英文主席已經走上正確的路，或者說，她已經「走回」民進黨從創黨以來就一直堅持在走的路。儘管陳水扁總統一再批評她軟弱，「對台獨運動很被動也不熱心，也不提建國議題，這會把黨帶壞、毀掉」，但從她堅持在台南縣不提名陳唐山看來，她已經決心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