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家花旦》到《十二夜》，去年我們看到高達十一部紀錄片浩浩蕩蕩登上院線，其中更有三部創下破千萬的好票房。於是大家都說：「2013是紀錄片年。」

深有同感的我，有幸專訪了其中九部的導演。

為了拍《看見台灣》，砸下數千萬資本的齊柏林，執拗的性格，充分反映在小地方──空拍攝影師出身的他，對於「被拍」有相當程度的「潔癖」，怎麼說呢？訪問完畢我替他拍了幾張照，他逐一驗收，均不滿意，索性請我立正站好，他先替我拍一張Sample，再有請我依樣畫葫蘆，當場幫我「速成」了一堂攝影課。

這些為拍片投入無數心血的導演們，偶也讓我濕了眼眶。比方訪問完《台灣黑狗兄》的賀照緹導演，我寫道：「她想起有次，在紐約曼哈頓一個交際場合，吃了一頓要價六十塊美金的日本料理，隔天，她飛抵印度最窮的比哈城，在那裡，她所拍攝的主角，一整個家庭，每天收入是美金一塊錢，『當天晚上，我就哭了……這是一個極度失衡的世界──』。」不知怎麼，寫到這裡，我眼淚也不聽使喚地流了下來。

幾天後，我收到賀導演的來信：「報導我看到了，寫得有感情、有深度，很久沒看過這麼好的報導了。」多麼想說，是他們的誠懇、執著，才會有我們感動滿滿的回饋啊！

若問我「年度最佳」是哪部？我投給《正面迎擊》。本片聚焦的是台灣鮮為人知的摔角文化，「小眾」到讓人心生疑惑：「台灣有摔角嗎？」本片導演鍾權巧妙捕捉形形色色摔角手私下的「愛現」心理，辯證這項「表演運動」的既假又真，其中並摻雜了身分認同的焦慮。手法別出心裁，就可惜，未能摔出好票房。

最好笑的一次，是採訪《拔一條河》楊力州導演之前，我去了趟二手書店，該老闆很環保，拿回收的禮盒紙袋給我裝書。等我見到楊導，他一看到我手上提著紅袋子，以為我攜禮登門，就拚命鞠躬：「謝謝、謝謝！」搞得我很尷尬又不好意思。不過從楊導後來放聲大笑的反應來看，不難想見《拔一條河》裡的那群拔河小鬥士，何以能毫無設防地對鏡頭流露出真性情了。

也或許，就是滿腔赤誠、豁達的熱度，支持著這些紀錄片工作者，再辛苦，也不願錯過腳下土地的歡笑與淚水。「一股回饋社會的傻勁，就是我持續前進的動力。」我忘不了齊柏林導演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