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日周六，和女兒前往台北榮總探視一位八十六歲的單身退伍老兵｜桂生｜我的同鄉宗親。觀察室外隔著玻璃窗，映入眼簾的是病床上一個面容枯憔、形體瘦俏的老身體，獨自一人在生死交關的當口，掙扎地吸著每一口氣。見此情景，我的心糾得很緊，一種空前的孤寂頓時生起。

    　「維德…（父親過世後，世上只剩他會用這個家號來稱呼我）我的背很痠！」操著濃濃的江西口音，他氣若游絲地擠出了這句話。桂生躺得實在太久了，但沒有人願意替他翻身或按摩。我們輪流替他拍背，希望能拍落他一身的酸痛，更希望能拍落他一生操勞所積存的疲憊。在台灣經歷了六十一個艱苦歲月，他真是又疲又累！其實，儘管卑微、低調，但這個老身體卻銘刻著屬於台灣歷史特有的一段小故事。

    　一九四九以前，他曾經是江西宜春市柏木鄉農村的莊稼漢。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世無爭的日子，直到國民黨軍隊將他帶走。一個土味十足、從未出過遠門的年輕文盲，突然開啟了離鄉背井、顛沛流離的序幕，加入一場他永遠也搞不懂的意識形態戰爭。隨著部隊在各地移防，他經常得要忍受著風吹日曬雨淋的克難生活。

    　不若高階軍官可以轉任學校、公民營事業或政府機關坐領第二份收入，一九八○年代初期退伍時，這位士官長只有一份微薄的退伍金。為了生計，就像電影「搭錯車」中的老榮民啞叔一般，他開始從事「撿破爛」的工作，直到七十五歲。桂生常常以三輪車載運重達數百斤的書報和破銅爛鐵，其中甚至包括清大、交大教授的原文書或進口家具。許多廢棄物，經過他的巧手組裝或敲打而重現功能。他堪稱資源回收和利用厚生的典範。然長期負重，也導致他晚年患了嚴重的退化性關節炎。

    　一如桂生，全台約有五萬多終生未婚的「老芋仔」。他們無親無故，暗夜夢迴時，思鄉之情大多只有濃濃的酒精和鹹鹹的淚水相伴。每每聽到「母親您在何方？」一曲時，桂生總是特別沉默。雖沒有為「老兵返鄉運動」走上街頭，卻於一九八七年成為開放探親後第一批返鄉老兵。但望穿秋水四十年，盼到的卻是已成白骨的爹娘。他花盡大部分的積蓄，盡心修了祖墳，也資助弟妹改善生活。但他並沒有定居的念頭，因為他早已吃慣了台灣的米，也吹慣了新竹的風。

    　晚年的桂生，苦於多重慢性疾病纏身而經常進出醫院。最近十多年來，醫療市場化日益嚴重，不識字的他因此吃了不少悶虧，包括重複的檢驗、住院、手術和開藥。他常以「我們家裡有一句土話…」來告訴我做人應該表裡如一的道理，讓我深覺這個文盲有著更高貴的靈魂。十月六日早晨七點四十五分，老身體孤獨地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安息吧，桂生！您為這個社會做得太多了，是該卸下重擔、駕鶴西歸的時候了。

    　（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