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良署長表達了他對癌末病人最後一程的治療方式，貴報也明確地將署長的思維詳加說明，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社會誤解。當然，很多意見隨之而出，身為醫療人員，我有責任呼籲社會理性面對疾病的生死課題。

    　基本上，醫療的目的是永遠不放棄任何寶貴生命，癌症的發生是不可預期，而且絕大部分是以慢性病情的發展來表現，因此我們會努力抓住任何一線生機，但是、醫學依然有其極限，死亡必須被接受。一般常見的良性疾病都會痊癒或以慢性病表現，不會有立即可見到的死亡壓力。對於生死必須要真正認真思考，如同對死刑的看法，發生在別人與發生在自己身上會有相當大差異的情緒反應。

    　台灣的醫療資訊不夠透明，又無法與社會大眾有公開討論來確立治療準則，告知民眾癌症治療的預後。醫師不是神，無法確定生命終結的時間點，但是，我們已有大量的科學數據可以告訴病人與家屬，我們有多少機會可以治癒或者延緩癌症的惡化。每位病人或家屬都有追求活下去的權利，但是求活必須由病人或家屬自主選擇。所以說，我們看到很多即使已經都臥病在床的癌症末期病人，生前不斷接受很多次、很新的化學藥物治療；有些已有多處癌轉移的病人，卻還接受只切除一部分癌組織的手術。對於醫療的極限必須誠實面對真相，給予病人虛渺的希望，看起來似乎很「執著」為病人盡力，家屬只能配合接受治療，這其中卻又夾雜著國人「親情」的複雜思維，誰敢擔負「沒感情、不孝……」的壓力罪名。

    　最近，我受人之託去看一位朋友，病人的肝癌已多處轉移，有腹水，無法進食，我很小心問病人先生是否知道妻子目前的病情？居然兩年來，他都還在無知的狀況，完全不能感受到死亡的來臨。我覺得很難過，醫療技術的進步與醫學教育的改革下，我們的醫學倫理往那裡走？這些相當積極的治療方式的結果對於「存活率」是否有科學意義？這就必須醫師秉著良心與擔當來做考量與選擇。

    　醫療過程中，不是只有醫護人員與病人的開刀吃藥打針，我們還得不斷充實很多專業知識。但是、我們必須去瞭解體會癌症病人與家屬長期作戰的心情，來回奔波於上班、醫院與住家的折磨與無奈。我們必須時時刻課自問開這個刀，做這化學治療給病人的意義與價值？而不是以增加自己臨床經驗為目的。我們也必須正視自己的渺小，與病家討論死亡的情境，大家與社會必須培養出理性態度接受癌症末期必然死亡的事實，不該只是「不捨」來逃避醫界的責任！

    　回想民國九十七年，媽媽在台大醫院因為心臟病、糖尿病、尿毒症……住院。當時，媽媽神智清楚，也有活動力，哥哥與我努力給予媽媽任何健康的機會，媽媽安置心血管支架、腹膜透析、血液透析、心律調節器、氣切、呼吸器治療……，我們看著媽媽一直好起來。然而九月卅日下午，當時我正在教書，哥哥打電話告訴我，媽媽剛才突然在病房心跳停止。我們簡短討論後，

    　決定不再給媽媽任何急救治療。哥哥等我搭高鐵上台北，我們再一起幫媽媽換衣服，縫紉傷口。想起這一幕，我依然會紅著眼眶，但是，我們內心很平靜，我們那半年做了身為孩子該盡的孝道，也沒讓媽媽在末期受苦。我始終以為醫者要有「視病如親」的心境，能有擔當的與病人共同檢視醫療的極限，尋找對病人身心靈最有品質的適當治療。

    　（作者為成功大學醫學院外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