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別再掛受難勳章 別再談受害道德 20061127中時
陳芳明
把受難當做勳章，把受害視為道德，是黨外運動以來本土論述的主要訴求。從民主追求的立場來看，被壓迫者絕對有其應有的權利要求平反，要求賠償，要求真相。這樣做，是建立轉型正義的初階步驟，也是完成歷史解放的必要任務。將近三十年來的抗議與批判，民主運動確實已為台灣社會開創全新格局，並且也使黨外運動成功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以和平演變方式取得政權的事實，不僅是台灣史上極其動人的成就；從東亞範圍內反殖民反威權的歷史來看，也是相當驕傲的紀錄。
民進黨執政六年來，似乎並不認為台灣社會已獲得解放。由於兩次總統選舉都是以些微票數險勝，掌權基礎還未穩固，民進黨陷於困境之際，總是習慣地回到受難與受害的歷史情境，尋求本土論述的動力，以爭取草根民眾的支持與認同。這種政治策略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誠然獲得強烈的回應。畢竟受難式勳章與受害式道德，最能立即有效喚醒曾經有過的歷史記憶，從而在最短時間換取草根民眾的同情與支持。
政治目的達成同時，民進黨對民主精神與社會文化已構成嚴重傷害。利用歷史平反運動得到政權的民進黨，似乎並未意識到本身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已升格為全民政府。一個民主政府，除了必須照顧其治權下每一族群、性別、階級的權益與意願，還必須進一步尊重他們之間各具差異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但是，站在權力最高點的民進黨，卻不斷製造台灣社會還未解放的假象，持續燃燒歷史悲情，並且努力不懈地開發被壓迫的情緒。
殖民時代與戒嚴時代的歷史當然必須重新反省，但民進黨所做的反省卻只是為了鞏固化、永久化本省族群的被壓迫意識。這是民進黨政府把自己塑造成本土政權的重要策略。依循這種思路推演下去，歷史上同樣受到壓迫的外省、原住民族群就全然受到抹消遺忘。更嚴重的是，本土政權似乎只是代表本省族群，特別是台灣南部的福佬族群。一個世紀初的民主政府，竟只表現出世紀末的思考，已為豐饒的本土與開放的民主帶來無可估算的損害。
在新世紀台灣，民進黨的歷史使命應該是為長期存在的族群緊張關係解除危機，而不是製造更大危機。從來沒有一個民主政府是以文化自卑感來凝聚國家認同，更沒有一個本土政權是以偏頗的族群意識來建立文化主體性。縱然是以些微票數勝選，民進黨代表的是社會內部所有族群的共同利益。握有龐大權力的民進黨必須承認，島上的每一住民，無論其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為何，都是構成台灣文化主體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今天民進黨對於本土的定義，已完全悖離黨外運動時期的理想精神。記得陳菊在七○年代答覆外國記者訪問時，曾經如此詮釋黨外：「除了少數的國民黨黨員，台灣社會的每個住民都屬於黨外。」這種胸襟與氣度，正是黨外運動能夠蓬勃開展的主要原因。如今，民進黨開始演繹出一種思維邏輯：阿扁等於本土政權，挺扁就是支持本土政權。凡是不挺扁的，就被排除在本土的定義之外。黨外運動能夠匯聚女性、農民、工人、原住民、外省族群的力量，就在於它有足夠的智慧能力包容所有期待解放的不同成員。現階段民進黨掌權之後，反而與所有社會運動力量徹底切割，就在於它窄化、矮化了本土的意義。
弊案被揭發、法案未能通過時，動不動就指控這是「中國人打壓台灣人」，受到報紙電視批評時就毫不遲疑戴以「親中媒體」的帽子。台灣的民主體質有那麼脆弱嗎？勇敢的台灣人有那麼怯懦嗎？爭取言論自由原就是民進黨的主要建黨精神，到今天竟然還不能以開放態度看待不同的思考。「台灣前途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這也是民進黨建黨以來的基本黨綱。對於不同的言論，執政黨只能以更民主的方式予以反駁或辯護，絕對不可使用族群對立的策略繼續扭曲分化。
猶記得二○○○年阿扁當選總統時，公開宣稱「台灣人民站起來了」。當他說出這樣的語言，應該是指台灣社會已經走出歷史的囚房，也是指受到威權束縛的台灣住民已經獲得洗滌的空間。綠色執政六年之後，站起來的台灣人民又開始產生前所未有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不是來自海峽對岸的武力威脅，而是來自社會內部族群之間的緊張情緒。本土政權會發展到如此封閉的地步，令人無法理解。
可以預見的是，直到二○○八總統選舉之前，民進黨顯然無心也無意解除這種族群危機。強化歷史受害的記憶，窄化本土意義的內容，一方面是為了稀釋阿扁弊案纏身的印象，一方面也是為鞏固深綠選民的基本盤。然而，台灣歷史並不是在二○○八就宣告終止，整個世界也不會因此而凝滯不變。中國正在累積其經濟與文化的生產力，北京奧運與上海博覽會開始舉辦時，就可鮮明對照出台灣社會內耗的惡果。有著強烈自卑感的民進黨，製造被壓迫形象的本土政權，能夠在全球化浪潮席捲之際為台灣找到出路嗎？阿扁政府使改革運動遭到空前的重挫，新的領導人如果不能提出新思維與新視野，在二○○八到來前提早出局，絕對不會讓人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