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崑義（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張明睿（中華鄭和學會秘書長、博士）

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之後，到2016年底卻傳出「一帶一路」正名為「一帶一路倡議」。2017年5月香港鳳凰台，特別製作了《一帶一路媒體報導上常有的七個錯誤》，其中第二項錯誤指出，「許多報導都使用了戰略用語，而這類的術語帶來了攻擊性，而一帶一路是提倡，是倡議，而非戰略」。 

從邏輯上推演這個命題，「戰略具有攻擊性」，「一帶一路」沒有攻擊性的特質，所以它不是一種「戰略」，而是一種「倡議」。這樣的邏輯演繹，將「戰略」的語境推入了軍事範疇，學者劉衛東指出「某些外語環境下它更多地在境外被當作軍事術語使用，為了避免誤解，中國官方…應使用一帶一路倡議或一帶一路建設」。顯然這是對戰略概念的誤解，這就有必要探討戰略一詞的意涵。
  
西方戰略意涵的變化

冷戰結束之後，「戰略」一詞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遭到很大的衝擊，通常是將戰略視為「安全」概念範疇下的內含物，也就是「軍事戰略─戰略研究─安全研究」三個層次，安全研究是高階層次，軍事戰略是低階層次，戰略研究是將聯繫軍事與安全的中間環節。
   
美國學者貝茨（RichardK.Betts）和沃特（Stephen M. Walt）即認為：「美國的安全研究繼續保持了傳統主義特點，強調安全研究就是『軍事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和安全研究存在著重大關聯度的『戰略研究』則永遠是探討如何『打贏戰爭的藝術』」。戰略研究中的戰略概念，就成為戰爭戰略的典範。但從蒙特利爾魁北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Charles-philippe David）的視角來看，這種以軍事為主體的傳統安全觀已經被拋棄20年了。
   
安全概念有其限制，不論是「主觀安全、客觀安全、話語安全」等，都必須藉由行動來解除安全隱患，安全話語具有安全警示，卻難以逾越安全概念自身的侷限，也就是如何處理安全問題的行動，安全似乎又自成一個研究範疇。但是，很快的「安全」與「戰略」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又進行了彌合，戴維從學理上表示：「以新戰略觀區別，傳統戰略觀與新型戰略觀，前者拘泥於軍事範疇，後者則吸納了國際關係的其它概念，比如安全、外交、聯盟…」而有了新的內涵轉化。新戰略超出了傳統戰略研究的邊界，甚至將「經濟與防禦的關係、經濟與安全的關係都在重新的納入其中」，2017年底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經濟安全納入便是明證。
   
而傳統戰略研究是從軍事或戰爭領域討論「戰略」，不可避免的「戰略」易與「衝突」概念相互聯繫。冷戰時期，主要是以核子對峙下的國際戰略為主題，是以軍事力為焦點的戰略觀，是明顯的停留在傳統戰略研究領域，傳統戰略的根本性是以「衝突」為內核，但在冷戰後，戰爭的意義在淡化，戰略意義得到拓展，還注入許多心的內涵，而「戰略」在選擇手段時，「衝突」僅是其中一種方式。
   
在新戰略觀點下，「安全也可以透過外交（預防性）與和平方式（安全機制）獲得」，也就是多邊主義與合作安全去獲取。戴維的研究，將安全理論區分5個學派，這5個學派對於「和平展望處理」主張如後，「（新）現實主義通過大國之間的平衡獲得和平；理想主義通過法治國家實現和平；（新）自由主義通過合作實現和平；建構主義通過施動者的變化和社會化獲得和平；批判學派通過結成共同體實現和平」。從力量式和平，法治式和平、合作式和平、建構式和平、語言式和平，可稱之為「和平戰略」。
   
「和平戰略」的思考，可以通過這5個學派的主張進行戰略選擇，戰略的本質也進入衝突與合作兩者性質綜合處理的境遇，戰略意義也包容了「秩序性與合作性」概念。只是在理論上，尚須進一步的完善。

戰略和利益可以兼容嗎？

戰略必須設置目標，目標樹立來自於利害判斷，很大的決定因素取決於利益的考量，「生存狀態」被列為關鍵利益，也是首要利益項次，也將會產生「敵我」的分化。雖然外界批評這樣思考容易產生「鏡像陷阱」，「自我實現」的偏差，但仍是戰略理論中的硬核心部分。甚至美國戰略學界，曾經發出這個世界若只有「一個戰略 」便不再有衝突的狂想，戰略的排擠性至為明顯。而戰略的排擠性緣自於衝突本質。
   
這裡能發現一個問題，鏡像的形成來自於自我的設想，生存需求產生極端衝突的形式，戰略設想似乎不可調和，戰略排擠性則被分析出來。鏡像是一種自我反射，它的外顯現象是主體性，戰略主體性是一種常態現象，問題產生在一個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是否僅能是一種利益最大化形態的追求呢？也就是戰略與利益是否可以兼容呢？若戰略內涵將「合作」納入兼具，戰略與利益兼容或可被實踐。
   
傳統戰略不必拋棄衝突概念，然而新戰略觀的範疇，則可以採取利益兼容的途徑思考戰略規劃。戰略排擠併非唯一的呈現，戰略對接、利益兼容，應可納入新戰略觀範疇，尤其在經濟發展的領域中。
   
一帶一路戰略用語的難題

「一帶一路」在使用戰略語言會出現困境的原因有幾個值得討論的地方：
   1、是「一帶一路」自身便是一種創新模式，與原有存在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競爭的態勢，創新的目的在求「發展」，「經濟發展」不同於「經濟現象」的研究思路，經濟發展理論先驅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指出兩個重點：
   
首先，「（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它完全不同於我們在循環流轉（經濟周期）中或者均衡（最適均衡）趨勢中所觀察到的現象」。經濟發展本身便帶有非連續性、非邏輯性、非均衡性，趨向斷代的、辯證的、變化的特性展現，與已存在的經濟現象，有不同的特質，且會影響現存經濟現象的秩序。
   
其次，是指新舊模式競爭的不可避免，併產生一種現象，也就是「競爭性經濟裡，新組合意謂著對舊組合通過競爭而加以消滅」。競爭產生模式替代效果，這便發生前述所說的「經濟與防禦」，「經濟與安全」的問題，這樣經濟研究就進入「安全戰略」的領域中了。
   
2、國際社會成員對「戰略」的思考，仍處於傳統戰略的意義中去理解，具有軍事戰略的控制與強迫性的追求目的，猶如香港鳳凰台強加解釋戰略具有攻擊性的現象。
   
攻擊性之說非「戰略」的專利，它具有普遍性，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學派，還包括了國際體系中運用進攻與防禦模式，以闡述國際政治關係。
   
「戰略」帶有主動性，它可以選擇衝突途徑這是實情，但若見到「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戰略一語，便可能出現負面的批評，如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新馬歇爾計劃、…，歸咎於「戰略」一詞，讓「戰略」承載西方誤解的責任，將會失去理性的判斷。
  
3、是出自於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的觀念，地緣政治學者，有明顯主張「均勢主義」的思維，其目的是想透過力量的平衡，達到一種「和平」狀態。例如，邊緣地帶理論的美國學者斯皮克曼（Spykman）指出，「二大戰之後…在歐洲和亞洲出現的任何霸權，都會對他們（美、英、俄）的安全產生威脅」。
   
這裡「霸權」的描寫有兩層意義，「大國崛起」與「霸權行為」，問題的癥結，則在後者的「霸權行使」。1984年之後，美國國際政治學界興起霸權議題的研究，直指美國獨強的現象，甚至提出單極世界中「霸權穩定」的論調。
   
霸權穩定也是一種「均勢」的展現，但它卻是一種「主導性的權力平衡」，而非一種「聯盟式的權力平衡」。後又針對「大國崛起」問題，採以權力競爭視野，提出權力移轉的課題，透過戰爭移轉的歷史案例，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警示大國崛起衝突的可能就是一例。
   
不論是「主導性的權力平衡」或「聯盟式的權力平衡」模式，能達到地緣戰略學者所說的「和平」狀態嗎？事實上，冷戰結束後至今，戰爭並未稍歇，這都是壓制性（或稱之預防性）和平方式的呈現，由於「理論與現象」難經得起檢證，這一點便是要透過「話語權競爭」予以化解。
   
4、過度負載一帶一路的論述，如，「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合作共贏，追求共同發展，本身就是踐行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正確選擇，也更好地詮釋和傳播了這種價值理念」的陳述，在研究上，和平發展是強調經濟發展的和平性質，和平崛起是國際政治均勢主義領域的探究，和平發展的經濟性與和平崛起的政治性，研究上應分別對待，理論陳述避免過度負載現象，可以迴避「有心誤解」的借用。

一帶一路暢行不在詞彙的連接

 「一帶一路」主要是內外市場對接，具有整體與外向性格，自然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被觀察、分析、批判在所難免，所以，重點在「政策執行中」的行動理念與態度，而不是「後接名詞」。
   
「一帶一路」的願景在於「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與融合，這是可以達到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展現這樣的願景精神，要將一般市場經濟貿易與一帶一路重點市場經濟貿易，互動使用，尊重沿線國家的主體性與主張，並從實作中檢證，就可以破除外在競爭國家對「一帶一路」運作的扭曲。
   
所以，政策語言的運用，雖然有其嚴肅性，但也不必過度糾結「建設、倡議、戰略」語詞的適用性，只要能妥切的運用到所陳述的語句意涵，不管用建設、倡議，或是戰略，應該都是可以接受的連接語詞。

（本文刊登於多維新聞網，2018.10.15，http://blog.dwnews.com/post-10621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