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    A2/政策焦點           2007/05/04

《社論》基本工資調高為何沒有引發共鳴

【時報】 　　十年沒有召開工資審議委員會，也同樣十年未曾調高的基本工資，雖然日前開了會，也通過七．五％至九．五％的調升幅度，並大聲宣揚多達一百七十二萬勞工可以受惠，但近日來的反應，包括勞委會主委李應元以「調幅不符勞工期待」原因辭官、勞工團體繼續表達不滿，以及雇主四處陳情，顯然行政院主導的基本工資調高沒有得到預期中的效益，連一點共鳴都沒有，其中原委值得探究，並做為今後施政決策參考。 　　首先，基本工資調高，主管部會的勞委會沒有歡天喜地慶祝，主委李應元反而落跑，雖然請辭理由提到基本工資調高不符勞工期待，但李應元辭官背後真正的、主要的原因應是政治，基本工資只是附帶理由。從政治觀察家及媒體分析蘇貞昌、謝長廷與李應元三者間的政治淵源，以及李應元辭官次日即展開走百里為謝拉票活動來看，李之辭官應是預定中事，與基本工資調幅大小關係不大。當然，勞委會事先主張調幅應達一○％，工資審議委員會僅達成七．五％至九．五％的漲幅建議案，倒是給了李應元以「不符勞工期待」藉口請辭主委職務，並立即投入謝陣營助選。 　　其次，應該有共鳴而沒有發出共鳴聲音的是勞工大眾。雖然總統府、行政院都宣稱調高基本工資後受惠的勞工可以達到一百七十多萬，但增加的工資沒有落袋，尤其不能確定是不是曇花一現的加薪前，一向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工，豈能、豈敢發出共鳴的欣喜。眾所周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資應由勞動市場中的供需因素決定，行政力量的不當介入，其實只會扭曲或壓抑真正價格的自由表達。事實上，如果月薪在前基本工資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標準上下，領取該項薪資者鐵定是弱勢勞工，或者是邊際勞工。也就是該名勞工的勞力供應，在需求者的評價中，並非不可或缺，而是屬於可有可無。當政府以行政力量要脅，要求需求者以並非他所願意，或能夠支付的代價作為勞工的報酬時，雇主的反應通常是減少雇用。 　　易言之，在產業及經濟情勢並不利於雇主增加工資負擔時，面對政府強行要求增加基本工資負擔，雇主很可能採取不合作主義或消極措施，屆時勞工反而成為犧牲品。這樣的經驗，從民國七十三年勞動基準法實施後，本地的勞工及勞工團體都有很深刻的認識及體驗。政府主導基本工資調高，表面上是照顧勞工大眾，但雇用與否，以及是否繼續經營企業，最後決定權掌握在企業主手中，當政府的禮物變成雇主不可負荷的沉重包袱時，最簡便，也是最尋常的解決方法就是減少勞工雇用，乃至關廠歇業。因此，基本工資調高，對絕大多數工資早就超過基本工資的勞工而論，根本沒有感覺或反應，少數雖然可能因為基本工資調高而受惠，但憂心失業的恐慌早就蓋過調高工資的空歡喜，當然不會有共鳴。 　　至於首當其衝的雇主，除了少數必須為基本工資調高而增加工資支出的成本外，大多數的煩惱其實是依據基本工資決定費率的勞保、健保支出的增加。依據經濟部的估計，因為基本工資調高帶動健保、勞保支出的增加，全體資方的額外支出高達百億元。因此，除了消極的採取減少勞工雇用、關廠歇業等逃避手段外，奉公守法或有責任感的資方，對行政院的基本工資調高案當然不會有好感，也不會起共鳴。 　　最後，迄今沒有表態的民眾，在我們的眼裡其實也是受害人。禍害來源有二。第一，因為基本工資調高，勞工的勞健保費中政府支付部分也水漲船高，早先估計基本工資上漲五％，政府必須額外增加支出三、二九○萬元，現今漲幅幾乎加倍，政府的額外支出預算可能達到六千五百萬上下了。另外，由於部分工時薪資漲幅太大，政府決定給予速食業、大賣場等四大行業一年緩衝定額補助外，並擬對雇用二十人以下企業放寬聘雇獎助制度，包括縮短必須雇滿六個月規定，以及獎勵期限由十二個月延長為十八個月。上述計畫若付諸實施，雖可減輕企業、雇主衝擊，但政府拿來補貼企業的預算，還不是全體納稅人的血汗錢，民眾對慷他人之慨的基本工資調高案，豈會肯定，豈會起共鳴。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7/05/02 《歡念平台》劫貧濟富？ 【劉瑞華】 　　民進黨執政以來最大的貢獻之一是讓民眾領悟，任何政策都會是為了選舉的政治動作。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要調升基本工資，不僅黨內初選的總統競爭者質疑，連勞工團體也有人嗆聲不滿。真正的問題關鍵是在於究竟臺灣目前是否有調升工資的條件？為了政治目的而提高基本工資，結果可能會是「劫貧濟富」。 　　經濟現實之下，工資是市場決定的，如果最低工資硬要違逆市場供需，定的高過市場的水準，將會讓一些勞工失業，而且會被解雇的勞工往往是生產力較低的弱勢勞工。還能就業的人可以受惠，失業者的後果則很慘。因此，基本工資的調升一般都跟在景氣繁榮之後，調升的當時作用不大，也不會有失業的代價，最重要的功能是將來景氣變差時，保障勞工的收入與生活水準。 　　臺灣已經有十年沒有調升基本工資，算起來的確該調一下，可是目前就業市場的情況卻讓人不敢樂觀。更嚴重的是，目前的基本工資其實分成「月薪制」與「時薪制」，實施週休二日後，「月薪制」的勞工每月不必工作三十天，所以時薪的基本工資六十六元其實遠低於月薪的一五八四○元的標準。勞委會這次算出了合理的標準應該是每小時九十四元，而目前領取時薪未達這個標準的勞工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內行人看的出來，調升後勞工一定有人要失業。 　　經建會擔心調升後雇主負擔加重，主委何美玥立即提出配套措施，一年內將由政府出錢補助雇用時薪員工較多的幾個產業業者。這算什麼？沒有加薪的條件卻硬要充凱子，最後可能要拿納稅人的錢來補貼企業老闆。選舉前的其他各種津貼加碼，最後可能都是由社會大眾來付帳。補貼的申請將增加許多無謂的作業程序，也會造成許多制度漏洞可鑽，對勞工的生產力、產業的競爭力只會有害無益。 　　補貼雇主是不是能夠避免造成失業呢？這個問題的學問大了。提高時薪基本工資又補貼雇主，等於政府在鼓勵時薪制。擴大時薪制的就業有好有壞，好處是可以促進原先無業或者失業的人可以部分就業，壞處是雇主可能將原先月薪制的勞工改為時薪制，甚至減少工時降低成本，以目前情況看，壞處可能大於好處。表面上，有時薪工作的人並不算失業，可是實際收入可能降低，也許一個人要兼好幾份工作才能維持家計。 　　美國在一九八○年代雷根總統當政時曾經用幫富人減稅的方式促進就業，雖然被譏為「巫毒經濟學」，至少還有一點學理根據。如今我們政府只會從大家的口袋裡掏錢，再往外送，也許當年美國的一則笑話很快會在台灣實現，「勞工官員在台上大聲宣布我們創造了上萬個工作機會，台下一人舉手發言：『這點我可以證明，我一人就兼了那其中的四份工作。』」     中國時報    A19/時論廣場           2007/05/03 《熱門話題》調漲工資不等於造成失業 【王維菁／美國／德州大學博士候選人】 　　針對劉瑞華先生〈劫貧濟富？〉一文，筆者有不同意見。 　　首先，劉文指工資是由勞動市場的供需決定，因此最低薪資如違逆市場供需法則，將造成失業問題產生。此新古典經濟學派色彩濃厚的說法在西方學界早已備受質疑，許多經濟學者已指出，薪資與勞動雇用實際上是受市場對該產業與對該廠商商品的需求所影響，因此在市場需求沒有太大變動、勞工工作時數受勞動法規保障的前提下，即使提高基本工資，廠商的勞動雇用還是會反映市場對其商品之需求，而不會無理性的大幅降低勞動雇用。此外，如果政府干預只會造成失業，這個所謂自由市場邏輯創造出的「薪資鐵律」，將是一個不合乎人道主義需求，僅能維持最低度生存，不合理剝削勞工的薪資。 　　第二，許多當代討論失業問題的研究報告也指出，造成失業的可能因素眾多，舉凡科技、資本全球化與移工等，然而經常被主流經濟學者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缺乏政策保障所創造出的經濟不平等帶來的失業問題。專事研究不平等的經濟學家James K. Galbraith其研究即發現，失業與薪資不平等高度相關，薪資差異越高的國家，人民投入就業市場的意願就越低，也因此將更惡化失業問題。而調高基本工資的政策，應可幫助緩和台灣自八○年代產業轉型後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問題。 　　第三，經濟學者也日益揚棄過去認為財富集中有助於資本積累的迷思，轉而相信更平等的環境將更有益於經濟成長。因此，在適當的政策輔助下，調漲基本工資縮小薪資差距、降低失業率、以及經濟成長之間絕對不是互斥選項。

看了上面的互相對立的言論後，網友請您去Come Fly With Me...的網誌，去看看這兩篇文章，看看法國的現況與社會保障的施行結果，你就會明白了。

在最低法定工資的訂定上，政府要做的是勞工就業所得的最低法定保障，畫在勞動收入分布圖，還是國民平均年收入表的哪一條線上，20%、15%、25%、還是30%？

而外國立法例都沒有台灣那麼高，而且外籍勞工還要再打折（以新加坡為例）。這次基本工資的胡亂調漲，只是個劫貧濟富、需要的吃不到、慷他人之慨的爛政策。

• 法國總統大選的經濟學補課（2）

From The Sunday Times　March 19, 2006
Getting the sack would help French workers
By Diana Furchtgott-Roth
被解雇會幫助法國工人，戴安娜‧傅欽歌-羅絲說，抗議的法國學生需要一堂經濟學課程

• 法國總統大選的經濟學補課

From The Times　April 9, 2007
Is a Royal coronation right for the French?
Rosemary Righter: Economic view

這一篇文章是曾經擔任過《遠東經濟評論》的編輯，專欄作家羅絲瑪麗‧萊特（Rosemary Righter）在法國總統第一輪選舉之前寫的，有關於候選人經濟政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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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焦新聞／2007.05.20
再論最低工資的最適調幅
工商社論

　隨著內閣改組，新任勞委會主委盧天麟上台後，爭議多時的最低工資調整方案再度被提起。雖然盧主委日前已經表示，七月一日調高最低工資是既定方案，不會太大變動，但這畢竟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公共政策，影響層面又廣，所以新任主委對此一方案的態度格外受到囑目。在勞委會還沒有正式決定最低工資最後調幅之前，我們認為對於調高最低工資的利弊得失，應再詳加討論，才能做出對全國經濟發展最有利，並同時照顧勞工利益的最適決策。

首先，我們理解很多國家都設有最低工資下限，以便保障弱勢勞工最低收入以及最低生活條件。事實上，包括英美等非常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都設有最低工資下限。但我們也知道，最低工資不能訂得太高，因為過高的最低工資會使企業少雇員工，因此導致失業率上升。尤其當最低工資過高時，最先受害的一定是弱勢勞工，因為他們的邊際生產力較低，而當他們的邊際生產力低於最低工資時，會最先被企業解僱。因此，雖然調升最低工資的本意是照顧弱勢勞工，但最後的結果反而可能是害了他們丟掉工作。因此，最低工資的調整一定要同時考慮勞資雙方利益，才有可能達到最適結果。

以這次公佈預定的最低工資調幅來看，全工時工作的薪資調幅在百分之七．五到九．五之間；同時，由於目前以時薪計算的最低工資只有六六元，因此調整後，時薪會上漲到九○元到九五元之間。也就是說，而如果以原先的六六元為基準，時薪的調幅會高達百分之三六．三到四三．九之間！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調幅，勢必對企業的勞動需求產生嚴重影響。

我們知道，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近年來，台灣的就業結構也出現明顯的轉型，其中有許多的中小型服務業和家庭型服務業出現，而這中小型服務業中雇用了許多的時薪工作者，例如超商與早餐店等等。這些中小企業所提供的工作機會大多是非技術性工作，所以這些工作時薪高低大都由最低工資決定。在目前台灣經濟普遍不佳情況下，最低工資調高後，立即會受到最大影響的就是這一類的工作。也就是說，如果時薪由六六元提高到九○元或九五元，我們相信一定會有許多早餐店會因為無法承擔如此高的時薪而結束營業，失業率可能因而提高，此種結果絕非國人所樂見。

至於全工時部分，勞委會研議的百分之七．五至九．五調幅，一定有其依據。我們無意否定其正確性及重要性，但必須指出，最低工資的調整應該要看當時的總體經濟環境，不能只看過去總體經濟的漲幅。尤其是，即使總體經濟在成長，也還要看其中所得分配的變化，才能找出最合適的最低工資調幅。以台灣過去七年的經濟成長來看，雖然每年平均的實質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三．三，但實質薪資成長率只有○．八％。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每戶的可支配所得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只有最高的第九與第十等分家庭的所得在增加，其他另外八個等分家庭的可支配所得都在減少。換言之，如果現在因為國民所得增加，就要求最低工資增加，結果雖然可能照顧到最低工資的家庭，但對其他大多數家庭卻沒有任何幫助，這種調整顯然並不公平。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台灣現在總體經濟最大的問題在於企業不願意投資，使得經濟成長太慢，薪資當然也就無法成長。因此，現階段台灣的經濟政策應該要強調如何提供企業一個更佳的投資環境，而不是去強調最低工資的重要。當然，從選票的考量來看，提高最低工資的確是有選票，但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現在顯然不是討論提高最低工資的適當時機。不過，既然執政當局已經提出要調整最低工資，在最低工資已經十年沒有調整情況下，或許可以適度考量提高最低工資，但應同時考量企業界反應，畢竟企業才是帶動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所以，我們建議新的勞委會主委應該再與企業界多多溝通，在台灣經濟發展與照顧勞工之間取得平衡，找出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低工資漲幅，如此才有可能使得台灣的經濟得以維持長久的永續發展。